探討出現貧困的原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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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經濟迅速發展的步伐，有關出現貧困問題的研究文獻不斷涌現，至今仍然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觀點。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貧富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國貧困地區的的經濟發展受到了重視。同時有關出現貧困的原因也受到了重視；所以我在一個城鎮參加了實踐。我在這次實踐過程中鍛煉到了良好的心里素質，解決了身邊出現的許多問題.
二正文
城市貧困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出現的社會現象，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貧困出現得較晚但傳播迅速，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貧困往往是整個貧困階層在經濟上的絕對貧困而非發達國家中所表現出來的貧困者的權利被剝奪。一般來說城市貧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勞動力過剩，因此經濟學里邊的一個傳統做法就是以失業來測度貧困。為了方便說理本文所使用的城市貧困是指廣義的一個正常的城市勞動者愿意但無法依靠本人能力維持其在城市內基本生活水平的狀況，而不考慮城市貧困者遷移到農村就不再貧困這個情形。文章分別討論了三中情況下的城市貧困。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討論了自耕農模型、亦工亦農模型和多勞動力家庭模型。在自耕農模型中假定城市初始人口一定，農業中存在著過剩勞動力，農業邊際收入低于生存工資，而農業收入卻高于生存工資，城市產業為吸引農村勞動力將不得低于農業工資，為此城市產業必須提高邊際生產率，根據人口的流動假定城市人口的失業將是不可避免的。在亦工亦農的情況下，鄉鎮企業的小時工資將高于城市小時日工資，鄉鎮企業將更有競爭優勢就會導致城市失業和工資低于生存工資的結果。在多勞動力情況下，城市工資將低于農業工資，因此只要外地成本小于生存工資和農業邊際收入之差，進城農民提出的工資要價就可能低于城市生存工資，從而使一部分城市原有居民陷入貧困。　　在不完全競爭下比如存在城市特權以及在轉軌經濟中，我們發現城市貧困本身是政府干預市場的結果而非原因。比如城市最低工資有可能高于農民家庭因其家庭成員進城所放棄的農業收入和外地成本，這樣城市人口將無法與進城農民競爭，從而陷入貧困。這篇文章的結論就是在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人口不回流的情況下，城市貧困將是很難避免的。　有的人認為經濟學家總在關注效率而忽視平等，也有的人認為經濟學家站在主流的一邊。我想這個題目實際上在糾正大家對經濟學家的看法。這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城市的貧困問題就往往被人們給忽視了，這篇文章就正好寫了這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　　
(一)、導言　　城市貧困是在90年代后在中國迅速出現和惡化的一種社會現象，它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在時間上出現得較晚，但是一出現就在中國各地迅速地擴大。本文就試圖探討為什么中國會出現城市貧困，它的性質如何？本文的分析角度是假定城鄉二元經濟，從城鄉互動角度觀察城市貧困。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提出一套分析框架理解像中國這樣一類經濟體系中的城市貧困。　　本文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與城鄉互動相聯系的城市貧困是中國這樣一類經濟體系的長期和自然現象。它的消除只有在農業也轉變為現代產業后才能實現。　　首先看城市貧困的成因。從發達國家來說城市貧困主要是在城市里，表現為貧困者的社會權利的被剝奪，貧困者個體由于其貧困而游離于社會之外。而在發展中國家，貧困主要是出現在鄉村地區，表現為整個貧困者團體或階層在經濟上的絕對貧困。正由于這個原因，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困往往被忽視。這也從側面說明了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貧困具有重要的意義。具體說來城市貧困一般有兩個大的方面：　　（一）城市內部：　　1.城市勞動需求小于城市勞動供給，部分城市人口可能貧困。假定城市經濟非常落后，或者即使經濟很發達但供過于求十分突出，這也會導致一部分城市人口失業，從而陷入貧困。　　2.部分城市人口不愿意在現行工資水平上就業或不能就業，并因此而貧困。　　城鄉互動　　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來看經濟發展表現為鄉村人口或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即城市化的過程。　　城市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一部分，城市貧困是城市和經濟體系的其他部分互相聯系的過程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假設人都是理性人，并且假定城市初始人口已知且不變，這樣城市勞動市場均衡，均衡工資至少不低于生存水平。城市資本增多，勞動需求提高，便從鄉村吸收相應數量的勞動力，以保持城市勞動市場均衡。因此城市本身并不一定就會導致貧困。那么，城市貧困人口只能來自：鄉村人口進城后失業和因鄉村的競爭而出現的初始城市人口失業。因此這里的問題就是鄉村如何和城市競爭并導致城市失業和貧困。這個問題的關鍵似乎在鄉村。對此至少可以舉出兩個理由：1.鄉村人口采取更為主動的姿態，我們一般可以看到鄉村人口總是積極的尋找機會，到處去尋求謀生的路子，而城市人口就不是這樣的。2.農村經濟制度的復雜性。城市屬于現代部門，在新古典的分析工具里，現代部門的標準制度是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制度，而農村經濟屬于前資本主義范疇，因此就不存在標準制度，而且各民族傳統部門具有自己的特殊制度。由于一種行為是否理性取決于行為在其中發生的制度框架，所以研究鄉村人口在城鄉互動中的理性行為時，便需要事先假定一種鄉村經濟制度。　　在農村中鄉村土地制度起者基本的作用，決定了鄉村經濟制度的性質，因此鄉村經濟制度就可以簡化為土地制度。不同土地制度對鄉村人口的最優決策施加不同的影響，從而對農業勞動力的城鄉轉移、就業和工資發揮影響，并導致社會貧困問題。本文對此的假設是自耕農制度是農村的基本土地制度。　　
(二)、貧困的概念　　首先要知道貧困是個相對的概念，本文中的城市貧困是指一個正常的城市勞動者愿意但無法依靠本人的能力維持其在城市內的基本生活水平的狀況，而不考慮其他條件相同時，這個城市貧困者遷移到鄉村以后就不再貧困的情形。但是這個定義太粗糙，很難用于經濟分析，為了給貧困找到一個定量的指標，我們使用了生存收入這個指標，低于這一指標的就是貧困否則就不是貧困。有了生存收入概念，可以進一步地引出生存工資概念，生存工資就是僅僅具有簡單勞動力人在勞動市場上取得的相當于生存收入的工資，也就是相當與長期貧困的工資。因此可以把貧困概念定義為這些僅僅具有勞動資源的人在其勞動價格低于生存工資，同時從除了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組織與個人都得不到至少相當于生存工資差距的經濟支持時所不得不承受的低消費水平。　　
(三)、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城市貧困發展經濟學中的基本模型是劉易斯經濟發展模型，這個基本模型中是沒有城市貧困的。實際上，無論鄉村貧困還是城市貧困都無法出現于劉易斯的完全競爭模型里，因為只要排除了人口的大量過剩，那么一個具有過剩人口的經濟中仍然可以實現生存工資。在租佃制中勞動者為了在鄉村取得土地耕作權，將把他們的工資要價壓低到生存工資或者最低的水平上，低于這個水平勞動者將退出市場，這又不是地主或者資本家所愿意看到的，因而會達到均衡，這樣一來城市貧困僅僅可能出現在下述兩種情況下。在通貨膨脹時期，折實的生存工資低于生存收入。短期或者周期性地勞動供給增長過快。可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進城農民在城市勞動市場上的最低成本是農業邊際收入和外地成本之和，但城市人口在沒有社會福利制度和沒有任何其他收入可能的情況下，進入勞動市場的機會成本接近于零，因此，在農民的競爭面前，城市人口出于延續生命的原始要求，能夠接受比農民進城成本更低的工資。一旦勞動市場上的就業競爭達到這樣激烈的程度，城市人口的優勢將顯現出來：他們更低的工資要價，將把進城農民排擠出城市。競爭的結果，城市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將等于農民的農業邊際收入和外地成本之和。當然，只要這一工資低于生存收入，取得就業的城市勞動者仍然落入了貧困人口的范疇。　　3.進城農民本身成為城市貧困者　　在多勞動力家庭的模型里，進城農民在經濟學意義上仍然屬于他的鄉村家庭，但是，由于他們居住在城市，他們從城市部門獲得工資，因此，從統計學意義上說，他們屬于城市人口。所以，統計學意義上的城市貧困人口將包括他們。如果他們的城市工資低于城市生存收入，他們便在把一部分原有城市人口變成貧困者的同時，又把自己也變成了城市貧困者，從而更加惡化了城市的貧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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