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事證據制度(一)

論民事證據制度

一、民事證據制度的立法沿革

訴訟至法院的民事案件大多源于事實方面的爭議，而在案件事實發生爭執時，法院需要通過證據來確定案件事實，以此向當事人同時也向社會表明事實認定的正當性和可接受性。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重要性毋庸贅言，可以說，能否建立科學、完善的證據制度，直接關系到《民事訴訟法》的立法宗旨能否實現，關系到當事人的民事實體權利能否通過訴訟獲得保護，也關系到訴訟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有效率。

1982年3月，我國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以下稱《試行法》），初步確立了民事訴訟證據制度。1991年4月，我國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全面修訂，重新頒布了民事訴訟法。在此次修訂中，涉及證據制度的有兩處：一處是針對《試行法》第56條有關證據收集的修訂。第56條雖然強調了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同時也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全面、客觀地調查收集證據；而修訂后的條文雖然也保留了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證據的規定，但明確了收集證據主要是當事人的責任，法院的責任主要是審查、核實證據。另一處則是增加了質證的程序環節，明確規定“證據應當在法庭上出示，并由當事人互相質證”。應當說，此次修訂的內容雖然并不多，但都很重要，可以說是針對關鍵問題的修訂。

2007年10月，立法機關曾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一次修訂，但此次修訂是局部修訂，涉及的內容僅為審判監督程序和執行程序，證據制度未被納入修訂的范圍。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立法機關自1991年后未對民事證據制度作出修訂，但這一實踐性極強的制度伴隨著司法實踐在不斷地發展，這主要是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逐步發展的。這方面的司法解釋集中地反映在1992年7月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民訴法意見》）、1998年7月發布的《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以及2001年12月發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稱《證據規定》）中。

2010年，我國又開始修訂《民事訴訟法》，這次修訂被定位為全面修訂，所以證據制度也被納入了修訂的范圍。2012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下稱《修改決定》）。從《修改決定》對證據制度的修訂來看，其內容涉及證據的種類、證據的適時提出、證據收據、證人證言、鑒定意見以及證據保全等方面。經過此次修訂，證據這一章的條文數量也有了明顯的增加，從12個條文增加到19個條文。

2012年4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二次審議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有關證據制度的改革再次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此次民事訴訟法的全面修訂，既是客觀反思現行法粗線條式的簡約規定的良好時機，也是系統總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民事證據規定》）實施10年所取得的經驗教訓的重要節點。而后者無疑為民事證據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鮮活的素材和樣本。我國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已經表明，證據制度的設計不能僅僅著眼于條文本身邏輯的周延性和法律體系內部的統一性，而應當充分考慮國情的因素，緊密結合本國的歷史傳統和現實需要，尤其應考慮社會眾的承受力和適應力。在司法公信力不足、民眾訴訟理性低迷的現實背景下，草案從法定證據種類、舉證時限、證人制度、鑒定人制度以及證據保全等方面對現行的證據規則進行細致、務實的修補，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載著糾偏的使命。

二、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