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事證據制度(二)

1、現行法律關于證據的規定很不完善

我國相比外國的證據制度還不夠完善，例如英美法系有著自己的判例法和成文法；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民事訴訟法均存相當篇幅涉及證據方面規定。而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證據”規定只有十二條且條款的規定過于簡陋，在審判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有關條款多以證據制度中的程序規范為主基本上沒有或很少體現證據的技術規范。我國也未制定系統完備的證據規則，有些條款的規定也不符合證據規則的實質內涵和科學屬性。同時有關證據制度的條款也體現出了較為強烈的職權主義色彩，不能有效地反映民事訴訟特有的內在規律性。雖然2002年的司法解釋對民事訴訟證據制度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它畢竟只是司法解釋其法律效力相對較弱，在審判實踐中操作起來也不能實際解決難題。

現行規定中，執行當事人和法院都要收集證據，但是對于兩者的取證關系沒有明確界定，尤其是法院取證的啟動程序規定不全面。實踐中對執行法院的調查不予配合的現象非常普遍，其主要原因是我國法律對調查權沒有明確界定。為了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查明財產狀況是必經的途徑。執行法院的調查方式有的規定在 《民事訴訟法》中、有的規定在司法解釋中，有的體現在執行改革的政策性文件中，有的只是地方法院在執行實踐中進行的摸索，這種依據的混亂導致實踐中調查方式不一，即使調查方式類似，其操作也各有不同，有的做法如懸賞調查的酬金由債權人負擔等加重了債權人的負擔，令執行的社會效果大打折扣。

2、法官的整體素質不高

我國法官整體素質相對不高。一方面我國大部分法官缺乏高水平的專業知識素質。由于我國以往未按照司法的規律來設定法官的任職資格，讓相當多未接受法律專業知識系統培訓的人直接進入法院，造成法官的法律素養不高。法官判案存在任意性，不能準確地運用法律審理案件。另一方面司法不獨立又是我國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現象，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往往受到行政機關、組織及社會團體甚至是親朋好友的左右，法官心證自由受到極大的干擾。同時司法腐敗問題在一些地方仍較為突出，一些法官接受當事人的請客送禮，收受當事人的賄賂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導致司法公正受到越來越多人的置疑。又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奉行超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特別強調法官在審判中的主動性。法庭的審判活動是以法官對案情的調查為主線開展，從而法官有較大的調查權和審問權，對尋求案件事實真相負有責任。由于法官處于一種過分積極的訴訟地位，包攬了證據的收集和調查易，使其在庭審前就已形成了對案件事實的處理意見。還有更糟的情況，有的承辦法官對于法律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釋規定應由法院收集調查的證據卻以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為由堂而皇之地拒絕收集而導致當事人敗訴。這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勢不利于法官保持中立地位且法官先定后審不利于法官客觀地查明案件事實，造成法官偏私的不良后果。

3、將當事人舉證定性為承擔證明責任

“證明責任的分配應當遵循一個基本原則，即每一方當事人承擔對其有利的法律規范的前提要件的證明責任，而該基本規則又是以實體法內容和文義相聯系的。”證明責任作為分配法律風險的制度，是一種程序正義的體現，要件事實的真偽不明的狀態沒有完全否定事實的存在，而是采用法律擬制的方式，從程序上否定事實。執行強調實體正義，更關注權利的實現，大多數債權人已經通過審判程序負擔了與證明相關的法律上的風險，在執行中其面對的是更現實的風險，即債務人確實不具有執行能力。

4、訴訟理念上的偏差

長期以來我國民事訴訟制度通常奉行“實事求是”的原則。證據制度追求的是案件的客觀真實。強調法院確保案件案情的真實，以力求達到“實質”司法公正。過分強調對客觀真實的追求這不僅不符合實際，也違背了訴訟效率和效益原則。

三、完善民事證據制度的對策建議

1、制定統一的民事訴訟分配舉證責任的標準

在此，主張將法律要件分類說作為我國民事訴訟中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并參照其他分配舉證責任的學說，對按此原則不能獲得公正 結果的少數例外情形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按照法律要件分類說，我國民事訴中分配舉證責任的原則應當是：

凡主張權利或法律關 系存在的當事人，只需對產生權利或法律關系的特別要件事實(如訂立合同、遺囑存在構成侵權責任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阻礙權利或法律關系發生的事實(如欺詐、脅迫及損害國家利益等)則作為一般要件事實，由否認權利或法律關系存在的對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凡主張己發生的權利或法律關系變更或消滅的當事人，只需就存在變更或消滅權利的特別要件事實(如變更合同的補充協議、修改遺囑、債務的免除等)負舉證責任，妨礙權利或法律關系變更或消滅的一般要件事實由否認變更或消滅的對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

2、合理確定證明標準勢在必行

民事證據制度如果沒有一個證明標準，它就失去了個性，因而也失去了影響力。我國一直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基本法律原則。一種觀點認為“以事實為根據”就是指法院審理一切案件，都應當而且只能是以“客觀真實”作為唯一根據。所謂“客觀真實”即現實的真實，是真實的最高境界。但是從我們的審判實踐看，依這樣的“客觀真實”作為裁判案件依據的要求是高不可攀的。在很大一部分案件中我們不可能把握到這樣的“客觀真實”。原因很簡單，當一個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后，這樣的客觀真實已成過去，成為歷史，要求對已經過去了的案件事實的證明達到現實真實那樣的真實，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以事實為根據”只能是以現有證據能夠證明的相對事實為根據，換言之，在我國民事證據制度下應確定“法律真實”為證明標準。“法律真實”就是指法院在裁判中對事實的認定遵循證據規則，從所依據的證據來看達到了可視為真實的程度。

3、明確新證據的認定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