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賄型濫用職權的罪數認定(二)

究竟受賄罪中的實行行為是“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還是“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應當說，這一問題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甚至還有一些普遍性認識認為，受賄罪是，復行為犯，它的實行行為由“收受他人財物”和“為他人謀取利益”兩個行為組合而成，就像搶劫罪一樣既有手段行為也有結果行為。[參見馮亞東：《受賄罪與瀆職罪競合問題》[J]，《法學研究》2000年第1期。]筆者同意法院判決。理由在于：首先，黃德林作為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符合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構成受賄罪。濫用職權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濫用職權罪主體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客觀方面表現為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行為人明知自己濫用職權的行為會發生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從本案來看，黃德林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收受了他人賄賂，為給予他人關照，故意不嚴格按照規定履職和違法相關規定履職，致使國家、集體和個人遭受巨大損失，侵犯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符合濫用職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構成濫用職權罪。除刑法第399條第三款規定之外，對瀆職罪所涉及的其他罪名，包括濫用職權罪，沒有擇一重罪處罰的規定。由于法無明文規定，故對黃德林應以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數罪并罰。最后，牽連犯僅是法理上的一個概念，刑法中并沒有明確加以規定，在司法實踐中應針對具體的個案進行分析，并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刑罰基本原則，對被告人準確定罪量刑，做到不枉不縱。

三、構成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應兩罪實行并罰

（一）犯罪構成應以判斷罪數為基準。行為是具備一個犯罪構成的要件，認定一罪；行為與行為之間相互獨立，具備數個犯罪構成要件的，通常原則上應認定數罪。在司法實踐中這一法則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必然要求。犯罪具有濫用職權和受賄兩個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受賄行為同時又實施了濫用職權行為，是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從客體上講，由于國家工作人員在職務犯罪時，不正確履行職責、濫用職權使國家收費、稅收和土地等利益遭受重大損失，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進行的正常活動；而國家工作人員在實施職務犯罪時，受賄犯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為此，受賄與濫用職權的行為符合兩個獨立的犯罪構成特征。“就受賄罪而言，一方面，它是比較嚴重的犯罪，而受賄罪的法定刑主要是根據受賄數額設定的，各種情節只能在相應的數額范圍內起作用；另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所構成的犯罪，都屬于性質嚴重的瀆職犯罪。如果對構成犯罪的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不另外認定為犯罪實現并罰，往往難以實現罪刑相適應，這有悖于刑法的正義要求。”[于志剛.受賄后濫用職權的罪數[J].國家檢察官學報,2009,(5).]

（二）認定罪數要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犯一個罪與犯兩個罪處刑同等，罪刑相適應原則便難以得到實現，也無法達到刑罰懲罰、預防犯罪的目的，最終導致刑法的公平價值目標的缺損。[參見游偉、謝錫美：《雙重評價禁止與充分評價原則剖析——關于刑法中牽連犯處斷的思考》[J]，《法律適用》2007年第11期。]在罪數的把握上，應當遵循罪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根據罪刑相適應原則，認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國家工作人員所犯得職務犯罪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刑法適用的公平、公正與正義。根據“動機說”觀點，徇私濫用職權中的徇私是指犯罪動機，行為人主觀上的徇私動機和客觀上的受賄行為之間并不存在重合關系。[張明楷.瀆職罪中的“徇私”、“舞弊”的性質認定[J].人民檢察,2005,(12).上.]根據新客觀要件說，謀取利益是受賄罪的客觀要件，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階段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現實中，我國各領域的公務管理，因受賄又為行賄人謀取利益同時觸犯其他罪名的案件很多，如證券市場管理的國家機關工作掌握證券市場的核心機密，向證券投資商泄露證券市場信息；土地管理員因受賄而故意在審批土地出讓時，將用途商業性質的土地按用途生產性質的土地進行出讓；銀行信貸工作人員因受賄通過為企業提高授信、提高抵押物價值等手段違法發放貸款或不符實際提高發放貸款額度造成重大損失等。從目前職務犯罪現狀分析，受賄型濫用職權犯罪高發、頻發，還是與國家相關機構對此類犯罪懲治偏輕、打擊力度有關聯。因此，對受賄型濫用職權案件除刑法個別有特別規定的以外，要實行數罪并罰，有利于實現量刑上的均衡。

（三）實行數罪并罰與法律有關規定并不沖突。具有濫用職權和受賄行為構成了受賄犯罪，同時又觸犯了刑法規定的其他罪名，對于這些行為人是定一罪還是按照數罪來定罪處罰?1997年刑法修訂之前，對此類兩罪并存的異議比較少，有此類情況被明確規定為兩罪，并均按數罪并罰原則處理。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的補充規定》明確規定：“因受賄而進行違法犯罪活動構成其他犯罪的，按照數罪并罰的規定處罰。”問題的產生主要與修訂刑法增加了對徇私枉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特別規定有關。刑法第399第四款規定：“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385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也有人對此有異議并提出，這是刑法取消了上述規定，對因受賄而進行違法活動構成其他犯罪的，也應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專家普遍認為，這是對刑法規定的誤解。刑法第399條第四款對司法工作人員作此規定有特殊的考慮，屬于特別規定，僅限于該條款所涉及的四個罪名，不是刑法總則條文，不具有普遍適用的意義。

（四）實行數罪并罰與有關指導性意見相協調一致。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審判長會議達成了以下意見：受賄兼有徇私舞弊減刑、假釋的，同時符合兩個罪的構成，應當認定為兩罪，實行數罪并罰。[《關于被告人受賄后徇私舞弊為服刑罪犯減刑、假釋的行為應定一罪還是數罪的研究意見》，載《刑事審判參考》2001年第3輯.]該意見雖然不是司法解釋，但對審理好同類案件有指導意義。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聯合印發的《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條規定：“海關工作人員收受賄賂又放縱走私的，應以受賄罪和放縱走私罪數罪并罰。”雖然這是對走私類犯罪所作的規定，但也有指導意義。基于上述幾方面的考慮，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二庭于2006年6月29日對此作了統一規定，即“行為人因受賄實施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等瀆職犯罪行為，同時符合兩個犯罪構成的，除有特別規定的以外，應數罪并罰”。[《全省法院經濟犯罪疑難問題研討會紀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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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受賄型瀆職犯罪正確的審判運用

綜上所述，刑法判斷罪數的要素即行為的個數，國家工作人員在職務犯罪時，在構成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兩罪時，犯罪行為基本由四個要素組成:收受賄賂、為他人謀利、濫用職權和造成重大損失的事實。以上要素包含的行為，由兩個動作相互間隔先后完成，可按照時間階段進行分離，具備受賄與濫用職權兩罪構成要件的全部行為要素，且數行為之間不存在法定的關聯。刑法第397條第二款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款罪(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即加重處罰。如果同時受賄，應當數罪并罰。在司法實踐中，依據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適應兩大基本原則，對這類案件除刑法有特別規定(刑法第399條規定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以外，原則上實行數罪并罰，有利于實現罪刑均衡。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