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與媒體關系研究(一)

司法與媒體關系研究

                           

[摘 要] 新聞媒體和司法審判是當前維護良性社會秩序，規范監督違法違規行為的兩支重要力量。它們在構建和諧社會，服務經濟發展方面肩負著突出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全國新聞宣傳工作會議中表示，人民法院落實黨的十八大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法制建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精神，堅持司法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維護司法權威，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既離不開新聞媒體的支持，也離不開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然而新聞媒體監督是一把雙刃劍，它在促進司法公正的同時，卻也損害了司法的獨立性，有時甚至阻礙了司法公正的體現，所以新聞媒體必須在尊重司法獨立、維護司法公正原則的前提下，才有權報道或評論正在審判的案件。實踐中，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推動著中國司法沿著公平正義的方向穩步前進，例如湖北鄧玉嬌案、北京陳家酒駕案等案件由于有了媒體的介入，最終得到了令人滿意的結果。然而在某些案件的審理過程中，二者之間卻存在著沖突和博弈，例如陜西藥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新聞媒體和司法機關之間關系的特殊性，兩者之間沖突的成因以及如何構建兩者之間的和諧關系需要深入研究積極應對。

[關鍵詞] 司法獨立  新聞監督  兩者的關系、沖突及共建

一、司法與媒體的關系

不同的立場導致二者不可避免地存在沖突，公眾靠媒體知道案情，媒體總是報道那些對公眾有吸引力的案件，另外媒體夸張和有選擇性的報道可能會影響司法獨立，所以司法方面總是企圖限制司法過程的公開，媒體與司法的關系總體來說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立和緊張[ 高一飛，國際準則視野下的媒體與司法關系[J]，安徽大學法律評論，2010，(01):113,111.]。同時媒體與司法作為主流政治制度的工具，有著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共同使命和目標，因此二者亦有交合統一的一面。

1、價值層面的一致性

從法治發達國家的實踐看，傳媒與司法的關系涉及到社會生活中兩種基本的價值，即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現代社會這兩個價值更多地被人們認同為輿論監督和獨立審判，筆者認為這樣的觀念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基于中國特殊的國情而創設，但就其本質上而言，仍然可以理解為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所以在考察媒體與司法的關系上我們應當從這兩者入手加以比較分析。[ 張志銘：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從制度原理分析，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新聞自由，是言論自由延伸或者是在特地領域的表現，屬于公民的基本權利范疇。盡管在憲法的具體條文中沒有新聞自由的具體表述，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仍然不難將新聞自由理解為我國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3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新聞自由是任何民主社會追求的基本價值之一。司法獨立是法治國家的共同原則。司法機關的獨立表現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規則，表現在它的觀念和行為不被其他政治機構和社會團體的觀念和行為所左右。[ 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司法獨立的價值追求在于實現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由此可見，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在價值層面上具有其天然的一致性。兩者都是實現法治的重要依靠,也都是法治社會得以正常運行的重要保證。同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所有公權力中司法權是相對較為弱小的,司法獨立除了必要的制度保障以外,更需要一種獨立于公權力之外的支持,這種支持在筆者看來更多的是在于一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對于信仰而言,在其形成的諸多條件中,新聞自由也是不可缺失的,只有新聞自由這種法律信仰的理念才能夠在一個社會實現最廣泛的傳播,才能為最廣大的民眾所接受。同樣這種法律信仰在支撐司法獨立的過程中也勢必要通過媒體這一載體,在這一過程中也只有新聞自由才能夠保證這種源自于民眾的聲音能夠變成強大的輿論,進而向其他權力施壓。相反,在新聞自由受到侵害時,也只有司法獨立才能夠保障其利益,這一點已經為眾多法治國家的實踐所證明。

2、價值位階的選擇性

不可否認的是，在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價值位階選擇上，理論界意見并不統一。賀衛方教授根據美國的實例得出結論：“6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通過若干里程碑式的判例，對于平衡兩種價值發展出了一系列極富啟發意義的學說和原則。”“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言論自由（或表達自由）、出版自由是較之名譽權位階更高的權利，司法機關在處理相關案件時，必須對于后者給予更高的重視。”[ 賀衛方：司法與傳媒三題，載《法學研究》，1998年第6期。]張志銘教授則認為“新聞自由在絕對意義上意味著不受事前審查。但是，盡管在實踐（如美國的實踐）中，事前審查往往被混同于事前約束。”“從法治國家的實踐看，事前限制在范圍上均受到嚴格限定，而且在通常情況下，表達自由包括新聞自由應該受到免于事前限制的保障。至于事后懲罰，如果其含義是指有關表達一旦被裁定觸犯了法律，就會受到事后的刑事或民事處罰，那么就理所當然。”[ 張志銘：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從制度原理分析，載《中外法學》，2000年第1期]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布萊克大法官談到在人類的文明史上，公平審判和言論自由是人類兩項珍貴的權利，實在難以取舍。

二、實踐中司法和媒體產生沖突的原因

1、司法與媒體的是非判斷標準不同

[ 干朝端，楊凱：公開報道與公平審判的沖突與平衡，載《法律適用》，2005年第1期。]媒體報道追求的正義來自于媒體或者社會大眾的道德觀。在媒體與司法各自追求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的過程中，兩者采用的標準不一樣，導致沖突產生。媒體報道事實，判斷是非的標準是樸素的社會道德觀念，以社會正義和道德捍衛者姿態評說司法行為。司法審判追求公平正義的標準和依據是法律法規的規定。而法律與道德常常交織在一起，有時一致，有時卻看法不一，用道德標準評判是非，有時會出現與用法律標準不同的結果，甚至可能截然相反，這樣的評判結果必然導致公眾對司法公正的不滿。在現代，由于受傳統中國道德價值觀影響，道德立場比法律立場往往更具有廣泛的認同基礎，因而更能實現其自身的利益性，也更能吸引廣大公眾。媒體這種立場有時可能會強化司法的社會效果，為司法建立更好更扎實的社會基礎，有時媒體卻往往從情感出發去判斷，較少顧及司法過程中技術性、理性化、程序化的運行方式。媒體常以道德標準去責難司法機關依據法律作出的理性判斷，從而將道德與法律的內在矛盾轉化為公眾與司法之間的外在沖突，也引起了司法獨立與媒體監督的沖突。西方法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正義的標準高于司法正義，當道德和法律發生錯位的時候，兩者的沖突便成為必然。”

2、司法與媒體的職業性質截然不同

主導大眾價值取向的媒體對司法機關活動的評價，應該從法律角度進行，但事實上由于媒體的立場、追逐名利的需要以及媒體自身的特征，致使它評價司法的視角并不完全出于法律。媒體的職業屬性要求其對所報道的事實必須積極主動挖掘、追求新奇視角和轟動效應，迎合大眾化需求、及時有效。因此媒體傾向于采取夸大、渲染甚至歪曲編造事實等方式增強報道內容的社會影響。而且媒體在現實中對司法的評價是受諸多因素影響的，例如：社會公眾的情緒傾向、主導政治力量的偏好、法律的規定、迎合公眾需要的自身需求等等。司法審判的性質是客觀公正，以被動而嚴謹態度的消除糾紛。作出判決的依據僅為法律，而絕非迎合大眾。由于媒體和司法在運作屬性上無不體現出矛盾和對立，兩者產生沖突也就不足為奇。但二者的最終目的都在于實現社會公平，伸張正義。媒體監督的權利需要通過司法得到保障，司法公正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下，也需要依賴媒體監督才能最終實現。

例如鄧玉嬌案判決后，在網民的一片喝彩和祝福聲中，也傳出了這樣的聲音：“這是媒體的勝利，是媒體救了鄧玉嬌。”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鄧玉嬌案是否存在媒體審判？司法獨立審判有沒有受到媒體的影響？筆者認為，鄧玉嬌案存在媒體監督和媒體影響，但并不存在媒體審判。鄧玉嬌案發生后，媒體確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問題在于，我們不能把媒體的關注當成媒體審判。如果認為司法獨立審判就是不受任何影響，不僅是錯誤理解了司法獨立審判的含義，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