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微博時代的言論自由與法律規制(二)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院發布的《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下稱《解釋》）“試圖通過厘清信息網絡發表言論的法律邊界，為懲治利用網絡實施誹謗等犯罪提供明確的法律標尺”。[ http://news.sina.com.cn/pl/2013-09-11/015928183474.shtml，《兩高釋法重在是否主觀故意》，王云帆。]《解釋》規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246條第1款規定的情節嚴重，可構成誹謗罪。但該司法解釋一出臺就遭遇爭議，在司法實踐過程中也呈現很多問題。

2、法律的執行彈性過大

由于法律體系不完善，在規制微博言論時缺乏針對性，在具體適用法律時，對法律條文的涵義，對某種微博言論能否構成侵權甚至犯罪行為，不同人可能有天差地別的理解。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這種理解的偏差可能會導致對當事人采取的法律措施彈性過大。以號稱“500轉發第一案”的楊某造謠被拘案為例，[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的初三學生楊某發微博質疑該縣一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內情。警方認為其在微博、QQ空間發布虛假信息煽動民眾游行，“情節嚴重，發帖轉載500次以上”，將其以尋釁滋事罪刑拘。在引發輿論高度關注后，警方決定撤銷刑事案件，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對楊某行政拘留7日。在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下，楊父及律師堅決不接受行政拘留，要求撤銷案件，最終，楊某獲釋。]針對同樣的言論，公安機關前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決定，執法彈性之大，直接引發公眾對其公信力的質疑�！罢u謗”、“造謠生事”與不應受到懲處的不實信息的區別也很難界定，尤其是在“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時，[ 政府通過官方微博或權威媒體辟“謠”，追究“造謠人”責任，一段時間之后真相爆出，“辟謠”反倒是在說謊。以蘭州水污染事件為例，3月10日媒體援引蘭州市委宣傳部信息稱，蘭州自來水不存在污染，市政府對造謠人員進行查處。4月份，自來水苯含量超標事件大白于天下。]政府和權威媒體是否應該承擔責任，“辟謠”行為是否構成對“造謠人”權利的侵害，也是公眾關注話題。這些問題目前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導致公眾產生這種思想：對微博言論自由的規制主要針對那些監督國家及其工作人員的公民。在仇官仇富的微博輿論場上，把握執法司法的尺度，在保護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權利的同時對言論自由作出合情合理合法又能被公眾普遍認可的規制至關重要。[ 公眾傳播國家工作人員負面信息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屬于輿論監督的一部分，但一旦超出限度將使得國家工作人員遭受無妄之災，甚至讓其親友受到攻擊，無辜的普通群眾也可能被誤當做“官”遭受侵害。]

3、訴訟制度不利于保護被侵權人

   被侵權人發現權利被侵害，首先會要求微博言論發布者刪帖、道歉，由于微博言論的種種特性，一旦信息爆炸式傳播，找到所有發布者并交涉難度很高。這時，被侵權人需要與網絡服務提供者交涉要求其采取相應措施。在這兩種途徑都無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時，被侵權人會選擇訴訟途徑。然而，我國的訴訟周期較長，又缺乏訴前、訴中禁令制度，在此期間，侵權行為處于不間斷的持續狀態，言論甚至可能進一步發酵，給被侵權人帶來更嚴重的損害。不針對特定人的網絡謠言的受害者更難得到保護。[ 例如，針對某地農產品散播的謠言可能導致該地區農戶損失慘重，但由農戶個體進行維權成本高收益低，而我國訴訟制度中缺乏相應的集體維權制度，沒有授權農戶形成組織，尋求專門的代理人或代理機構來維權，也沒有授權主管部門為農戶維權。]

三、完善言論自由法律規制有關對策建議

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微博言論法律體系。

建立健全法律體系統一執法標準

    微博言論對我國法律體系的沖擊是全方位的，這種不完善不單純存在于某部門法中，而是經常牽涉到民商事乃至刑事等諸多法律部門，很多引起熱議的微博言論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正當性的爭議焦點，顯著原因是立法空白、模糊以及執法標準的缺失。因此需要全方位建立健全法律體系。尤其需要建立健全新聞法及言論表達方面的專門立法，細化制度規則和概念術語，從而達到定紛止爭，既保護言論自由又規范言論表達行為的目的。完善訴訟制度，把法律對被侵權人的保護延伸到訴前、訴中，通過集體訴訟、代理人訴訟制度賦予被侵權人更大的維權力量。建立統一的執法標準，在標準的制定和細化過程中多方聽取公眾意見，加大公眾參與力度，接受公眾監督。

進一步明確網絡服務商的權利義務

    在針對微博的專門法律法規中，應明確網絡服務商的權利義務。作為微博服務提供者，網絡服務商應具備社會責任感，切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微博成為侵權平臺。設立社區管理委員會，通過用戶的舉報、管委會自我檢查等方式來制止利用微博進行侵權的行為。對于微博用戶發布的言論，網絡服務商應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若相關當事人提出該信息侵犯了其基本權利，則應及時刪除或屏蔽，以此來構建有效的微博言論自由邊界和底線的法律保障，協調微博言論與其他權利之間的沖突，減少微博暴力的發生，促進微博言論表達者自覺恪守表達規則、言論責任、微博倫理。同時，也應注重對發布言論的用戶權利的保障，網絡服務商擅自刪帖、封號的，應承擔相應責任。對于網絡服務商根據有關機關的要求刪帖封號的法律性質，應在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中予以明確，從而準確界定網絡服務商及有關機關的權責，利于用戶維權。

完善政府法治建設

    政府應牢記法治政府理念，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對自身存在的問題，不諱疾忌醫，以負責任的態度接受公眾監督。對于涉及政府行為的微博不實信息，不應一味認定為侵權甚至違法信息，而應保持謙抑態度，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以公開透明對抗謠言。應重視提高微博問政水平，增強輿論工作尤其是危機化解能力，對于在信息發布中的工作失誤，尤其是引發輿情危機的，應自覺主動予以糾正、承擔相應責任，從而獲取群眾支持，從根本上鏟除謠言滋生的土壤，依靠群眾參與凈化微博。對于抹黑政府、制造恐慌、挑撥地域分裂以及其他針對不特定人的惡意言論等微博信息，要在第一時間進行查實，在對相關信息及時公布解除公眾質疑的前提下，根據具體情況對造謠者進行合情合理合法的查處，情節嚴重的交由司法機關處理。

參考文獻：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4月，第一版，第42頁

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第291頁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第183頁

唐納德.吉爾摩等著，梁寧等譯：《美國大眾傳播法：判例評析》，2002年2月，第六版, 第25-30頁

5、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著，候鍵譯：《論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版，第36-37頁

6、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上冊），中國政法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第3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