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反腐倡廉與法制建設(一)

淺論反腐倡廉與法制建設

【摘　要】反腐倡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關系到一個政權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斗爭。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是反腐倡廉最關鍵、最可依靠的有力工具。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建設仍然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對全體公民進行法制意識培養，逐步建立一套完善有效的廉政法律體系，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將權力的行使法制化，權力監督法制化，這樣才能有效推進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設，確保政治清明與為政廉潔。    本文對腐敗產生的原因、反腐倡廉的意義進行了闡述與分析，論述了反腐倡廉與法制建設的關系。并對在我國當前處在的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如何通過完善廉政法制建設推動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關鍵詞】反腐倡廉　法制建設　廉政建設 依法治國 監督體制

如何健全廉政法制建設？應從三個大的方面入手做工作，第一就是要加大反腐敗立法力度，健全反腐敗法制體系。第二強化依法治國的監督機制，如果不能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那么就是有再健全的法律制度體系也會是一紙空文，只有做到違法必究、一查到底才能真正貫徹好指定的各項廉政法律。第三就是要作好法制宣傳，增強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國家公務員的法律意識，從而從根本上杜絕腐敗現象的產生和蔓延。

一、腐敗產生的根源

（一）生產力既發展又不發達的狀況是腐敗產生的歷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敗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原始社會，不存在腐敗；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也不存在腐敗。因此，腐敗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 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腐敗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觀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質財富的相對匱乏，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從根本上說，腐敗是私有制的產物。 

（二）權力所具有的內在矛盾是腐敗產生的重要條件

權力具有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即權力的“公共性”與“代理性”的矛盾。從權力的來源看，權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現，這決定了權力不能是某個人的私產，不能用來為個人謀私利。但是，本屬于社會集團或利益群體所共有的權力要得到實現，卻必須通過具體代理人和具體的職位來進行。這樣，權力的“所有權”與權力的“使用權”便存在著必然的分離。這種分離就蘊含著權力被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權力使用者本身存在著“公”與“私”的矛盾。基于權力具有資源性和稀缺性的特點，作為權力代理者的個人，既有可能利用權力來為公共利益服務，也有可能利用權力來為私利服務。 從現實意義上說，腐敗是權力的異化。權力所具有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和權力使用者的“公”與“私”的矛盾，決定了在權力所有者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權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權力來謀取私利搞腐敗。

（三）個體需要的無限膨脹是腐敗產生的潛在因素 

人的需要既具有個體性，又具有社會性；既具有無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觀與客觀、個體與社會構成人的需要的內在矛盾。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主體的需要遠超出社會規定的合理限度，就屬于膨脹的不合理的需要。對這種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會成為違法犯罪的動機。反常的、畸形的個體需要常常引發反社會行為。一些個體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脹的需要，又不能通過合法途經和手段來滿足，就很容易轉化為貪污受賄的動機。

（四）私人利益的貪婪追求是腐敗產生的根本動力 

對利益的貪婪追求是腐敗產生的重要動力。人的需要是無限性與有限性的統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統一。在一定條件下，個體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利益主體之間及不同利益內容之間的相互關系，就容易采取不勞而獲的方法去掠奪他人和社會的財富和利益，從而走向極端行為和違法犯罪。另外，現有的體制和機制若不能很好地達到一種利益均衡狀態，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錯誤的道路。 

二、我國反腐倡廉的形勢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進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建設科學化水平，不斷推進反腐倡廉建設，離不開對反腐倡廉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判斷。一方面，當前我國的腐敗現象正處于從有所遏制向全面遏制過渡的重要階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呈現成效明顯和問題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并存、群眾對反腐敗期望值不斷上升和腐敗現象短期內難以根治并存的局面，反腐敗斗爭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另一方面，從反腐敗斗爭的發展趨勢看，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和法律制度體系的完備，特別是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積極作用的日益發揮，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工作逐步見到成效，我國經濟社會中誘發腐敗的因素將會逐步減少。之所以得出這一判斷，主要是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性特征對反腐倡廉建設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以建設性的思路、舉措和方法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成了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設的思想觀念、文化氛圍、體制條件和法制保證，有效遏制了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勢頭。但也應當看到，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隨著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我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和人們的思想觀念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容易在短時期內集中出現，給反腐倡廉建設帶來新課題、新挑戰和新考驗。 

二是黨的隊伍狀況變化對反腐倡廉建設的影響。當前，黨的隊伍的思想、紀律、作風狀況總體上同反腐倡廉建設科學發展的要求是相適應的，但同時黨的隊伍狀況與以前相比發生了顯著變化，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和緊迫。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入黨的同志，相對來講經受的實踐鍛煉和黨性鍛煉不夠，經受嚴峻環境下的風險考驗和困難挑戰不多。少數黨員干部黨性不強、作風不實、紀律觀念淡薄，容易被拉攏腐蝕進而走上違紀違法道路。 

三是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對反腐倡廉建設的影響。從時間上看，新中國成立只有61年，我們黨從1993年提出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并把反腐敗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來抓到現在還不到20年的時間。從發展戰略上看，我們制定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這一反腐敗國家戰略的時間也不長，許多工作正在進行之中。另外，反腐倡廉建設體制機制還不完善、法制化水平不高，仍然是制約反腐倡廉建設科學發展的瓶頸。

三、反腐倡廉的意義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認真總結經驗、科學判斷形勢、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規律認識的基礎上確立了反腐倡廉戰略方針。堅持這個方針，既適應了反腐倡廉工作長期性的特點，又對實現階段性目標提出了原則要求。在工作思路上，堅持懲防并舉、注重預防，既要求堅決懲治腐敗，對任何腐敗分子都必須依法嚴懲，決不姑息；又要求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機制制度，進一步加大預防腐敗的力度，從源頭上解決腐敗問題。

十七大指出，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拓展從源頭上防治腐敗的工作領域。始終堅持反腐倡廉戰略方針，做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

四、我國廉政法制建設的發展及現狀

（一）我國廉政法制建設的發展

 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十分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和廉政法制建設，并取得了明顯的階段性成果，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加大了立法的力度，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法律和法規。

其次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建國60多年來的反腐敗斗爭的探索和實踐，全國上下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依靠群眾的支持和參與”的反腐敗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

第三是從近些年來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具體工作來看，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各項工作已取得新的進展，形勢是好的。

（二）我國廉政法制建設存在的問題

1．立法滯后，廉政法律體系不健全、不完善

這些年來，我國廉政法制建設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從總體上講仍然嚴重滯后于社會現實，目前尚無一部專門的廉政法，同時行政法制也不健全，“從行政理論上說，應先有組織法再有程序法，最后是責任方面的法律。這是正常的順序，我們現在是相反的，倒過來了。”[6]立法的滯后導致無法可依，我國目前的廉政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廉政法律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要從制度上遏制腐敗，首先要從法律制度上入手，建立統一的廉政法律體系。黨內腐敗現象嚴重主要是制度上的弊病，如：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缺乏有效監督，公務員素質偏低，官僚主義嚴重等。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講，“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

2．廣大人民群眾法律觀念淡薄，公職人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依然存在

盡管經過一二十年的普法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級干部的法治意識都有較大的提高，但從總體上講依然嚴重滯后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在一些地方和單位，許多干部不熟悉與職務相關的法律法規，仍然習慣于按長官意志辦事，法律至上的觀念，以及守法、用法、護法的意識淡薄，以至違法行為的事例司空見慣。在普通民眾中，不知法律為何物，無法無天，肆意妄為，或者屈服于長官意志的淫威，合法權益受損時，企盼“包青天”，不知道，不習慣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益的現象比比皆是。

3．目前有關廉政的立法質量不高， 現有法律及其為威懾作用尚未充分發揮出來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確要求，首先是必須完善廉政立法。我國的憲法、刑法、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就廉政方面問題進行了原則性的規定。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先后頒行了關于禁止黨政機關及領導干部經商受禮的規定、關于禁止揮霍公款的規定、關于借選拔干部之機營私舞弊的規定，關于財產收入申報的規定等相關法律文件和政策性準則。這些法律和文件的及時出臺，不能說在廉政問題上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