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法制化的實質、任務和前提(一)

論我國法制化的實質、任務和前提

[摘要]目前,法制化已成為世界各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目標。我國在追求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今天,法制化建設的重要性也明顯地凸現出來。為此,在理論上加強對法制化問題的研究,無疑對我國制度文明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現代化事業都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益的。

[關鍵詞]法制  重要目標 研究

我們知道,法制化一般是以一定的社會制度體系為依托的,而健全、完善的制度體系一般又包括目標系統、規則系統、組織系統、設備系統四個方面。在制度體系的上述四個方面中,至關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第二方面——規則系統。在現代社會制度的規則系統中,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通常占有明顯的主導地位。

一、法制化的實質

　　所謂法制化,簡單地說,就是要求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并按照法律的要求而運行。我們知道,法制化一般是以一定的社會制度體系為依托的,而健全、完善的制度體系一般又包括目標系統、規則系統、組織系統、設備系統四個方面。在制度體系的上述四個方面中,至關重要的、居于核心地位的是第二方面——規則系統。在現代社會制度的規則系統中,各種成文的法律、法規通常占有明顯的主導地位。因為法律、法規往往是經過國家政權認可的,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同時法律、法規又系成文的具體的條文式的規則,具有明確、易把握和易操作的特性。而在制度規則系統中的其它一些不成文的非法規化的準則,如規范方面的風俗習慣、道德規則等,一般在制度的整體運行中只起到對法律、法規的某些補充和調節任用。特別是現代社會,在法制化的要求下,規則系統中法律、法規的適應范圍在日益擴大,并在盡量縮小和消除那些規范化的風俗習慣、道德規則等不成文的規定在制度規范系統中的作用——對法律、法規的補充和調節作用。換言之,就是說制度的規則系統在逐步地法律化、法規化。可見,規則系統是制度體系中的核心部分,而法律法規又是規則系統的核心和主導方面。而且規則系統的法律化法規化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自然趨向。根據這個邏輯,我們可以說,制度規則系統的完善(即法律化)正是整個社會法制化的關鍵或核心。

　　事實也是如此,封建社會的專制制度、宗法制度、家長制,也都是制度,有其完備的目標、組織和設備系統,但為什么不說封建制度也是符合法制化要求的呢?原因就在于其缺乏完備的法律化的規則系統。在封建制度下,君主乃國家最高主宰,君主的權力具有至高無上性,君主的意志代替了法律。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專制的國家沒有任何基本法律,也沒有法律保衛機構。”“專制國家是無所謂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①可見,封建社會的制度體系中其規則系統完全被個人的權力和意志所代替,整個制度系統的運行不是按照法律規則進行,而是盲目地圍繞著個人的權力、意志旋轉。這正是我們之所以常常把封建社會稱為“人治”社會的原因。可以說,正是基于這一點,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制的過程中,才最早提出了“法制化”的口號和要求(當然這里也包括當時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要求)。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首先認識到了法律在社會制度運行中的重要作用,及用法制化代替人治的必要性。斯賓諾莎說:“法律有約束一切力量,只有如此,一個國家才能生存。”②洛克說:“在一切能夠接受法律支配的人類狀態中,哪里沒有法律,哪里就沒有自由。”③羅伯斯比爾說:“民主國家乃是這樣的國家:在那里主權的人民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領導,自己去做所能做的一切事情。”④顯然,資產階級思想家和政治家們這些法治理論都是對封建制度的“人治”現象的直接反動。由此可見,法制化的最早要求正是針對封建社會制度那種沒有完備的規則系統,無視法律的“人治”現象而提出來的。

　　因此,以上分析說明,我們所要追求的法制化,最主要的便是要使社會制度體系中的規則系統真正名副其實地“規則化”——法律化。這種法制化其實質就是要反對“人治”——讓整個制度系統圍繞個人的權力意志旋轉;實行“法治”——讓整個社會制度系統根據明確的法律規則而運動。

　　那么,何為“法治”呢?怎樣才算是“讓整個制度系統根據明確的法律規則而運行”呢?概括起來,這就是我們黨的十三大和十五大報告中先后都明確提到的: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民主和專政的各個環節,都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有法可依”指的是立法方面的要求,它是法制的基礎。沒有各項法律、法令,無法可依,無章可循,就根本不會有什么法制可言。“有法必依”是法制的中心環節,它既包括執法,又包括守法。“如果法律不被執行,那就等于沒有法律。”只有真正使法律成為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一切公職人員和全體公民的行為準則,法制才能算真正建立起來了,如果制定了許多法律而不執行、不遵守,那法律就是一句空話。因此,各級國家機關及其領導人員和工作人員必須依法辦事、帶頭守法;每個公民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并積極地同一切違法行為進行斗爭,才能最終實現法制。“執法必嚴”是對“有法必依”在執法方面的要求的一個重要補充,它主要是就執法的態度而言的。執法不嚴,形同無法,特別是政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要忠實于法律,執法如山,不阿權貴,不貪贓枉法。“違法必究”也是對執法要求的補充。它是執法必嚴的前提,違法不究當然就談不上什么執法必嚴了。只有違法必究才能真正體現法律的權威性。“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基本上都是對“有法必依”的補充和強調。因此,“法治”的基本內容又可以進一步概括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這樣,所謂法制化,在當今也可進而看作是立法、執法方面的完善和深化

二、我國法制化的主要任務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要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有效地把國家治理好,是不能采用“人治”方法的,而應樹立起法律的至高權威,把國家的一切活動都納入法制的軌道。我國過去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失誤,可以說都是因為忽視了這一點。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靠人治,不靠法治”被奉為治國的基本方針。在實踐中,權大于法,以言代法,個人權威高居法律之上的事情比比皆是。法律失卻了應有的權威,被置于了可有可無的地位,以致走上了法律虛無主義的道路,使國家的法制化建設遭受了嚴重破壞。“文化大革命”就是很好的例證。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這種狀況雖有重大改變,但在立法和執法方面仍然還存在不少問題,如何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便是我國法制化面臨的根本任務。

立法方面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主要表現在:

1、偏重于基礎性的立法,而對非基礎性法律、法規的制定重視不夠。

基礎性法律一般比較抽象,綱領性的方向性的原則比較多,而具體化可操作性的程度則不高。在改革過程中,許多社會關系都發生了急劇變化。僅依靠基礎性的法律是難以對社會生活作出直接的、有針對性的高效率的調控。而社會對法律的要求主要還是靠非基礎性法律的調控而得到切實滿足的,現在許多應當由法律法規進行調整的社會關系都是由國家政策甚至習慣和道德傳統在調整。而政策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因此在實施中穩定性、權威性不夠,且容易變化,多年來人們害怕政策多變的心理就是由此而造成的。當然政策也有它的便捷性,可以因地制宜靈活運用。為此我們應當很好地把握政策的靈活性及其與法律穩定性之間的“時間差”。一旦政策實施有效,就應當及時將政策轉化為法律法規,這是加強非基礎性立法的必然要求,也是今日我國從政策之治走向法律之治的根本任務。

2、偏重法律的制定工作,而忽視對法律的復查、修改和廢止工作。

列寧曾經指出:“經驗告訴我們,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為遭到了新的困難時,修改法令就可以從這些困難中吸取新的力量。”⑥黑格爾也曾有言在先:“法律決非一成不變的,相反,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法律也因情況和時運而變化。”⑦由于我們對修改、廢止法律的工作重視不夠,致使過去一些過時的法律法規沒有及時改變、修正、廢止,導致依法者不好適從,執法者也不便切實施行,因而在現實生活中容易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今天在社會關系變化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