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二)

2、主體要件：交通肇事后逃逸以犯交通肇事罪的主體為主體要件

一般情況下，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為人是先前造成交通事故的行為人，但在我國刑法中，由于涉及交通事故的責任認定問題，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當事人逃逸，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應當負全部責任。”交通事故發生后而逃逸的人未必就是交通肇事罪的主體。又根據《解釋》第二條的規定，如果能夠查明逃逸人在事故中負次要責任，即使是在交通肇事導致被害人死亡或是重傷的情況下，行為人逃逸也不構成犯罪。這種情況說明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交通肇事罪的主體。而根據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 …”是指肇事逃逸人同時是構成交通肇事罪的人。因此，作為加重情節的逃逸行為之主體，也就是交通肇事罪的主體。

3、主觀方面：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明知的故意，為逃避搶救義務或者法律追究而逃離現場

首先，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明知發生了交通事故。如果行為人在交通運輸過程中致人傷亡，但其并不知道發生了交通事故而繼續駕車行駛，由于其不具有逃逸的心理，主觀上并沒有惡性，駕車而去的行為是不能被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為的。當然，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明知”并不容易。這種“明知”不要求行為人對交通肇事行為的認識具體明確，只要其對肇事存在有一個蓋然性、可能性的認識，就應當認定行為人具有明知。在具體案件中，對“明知”的判斷，還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需要結合案發的時間、地點、場景等各種客觀情況，以及行為人在案發后有無異常表現等來判斷，從而認定是否構成逃逸，絕不能讓肇事者以不知道為借口，讓其逃避法律的追究。

其次，行為人在主觀上的逃逸動機是逃避搶救義務或者責任追究。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絕不僅僅是肇事后逃離的行為，它之所以成為法定刑加重處罰的理由，根本在于行為人對搶救義務或肇事責任的逃避。誠如有些學者所說，逃避搶救義務以及其后逃避責任追究是逃逸者的兩個根本動機。這兩個動機的重合是實踐中逃逸行為主觀方面的一半情況，即同時具有逃避搶救義務和肇事責任歸結的動機。但實踐中也可能存在并不逃避搶救義務而盡可能逃避肇事責任這種單一動機的情況。例如，某甲開車將被害人撞傷后，將其盡快送到附近醫院搶救，之后卻逃之夭夭。此時，行為人雖然已經盡了搶救義務，但其后的逃跑行為卻使交通肇事責任難以認定。因此，雖然行為人不具備逃避搶救義務的動機，但只要具備上述兩個動機中的任何一個，都應認為具備了逃逸的主觀條件。所以，雖然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但逃逸人逃避搶救義務或肇事責任卻是明知的，出于直接故意的，即希望能通過自己的行為來逃避搶救義務或責任追究。

4、空間條件：交通肇事后逃逸不限于“逃離事故現場”

有人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應當理解為“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但本文不同意這種觀點。本文認為，交通肇事后逃逸不僅包括“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而且包括將傷者送至醫院后逃跑，甚至在某種情形下肇事者在犯罪現場的行為也應視為逃逸。如例一：某甲開車途中將一行人撞倒，某甲與同行某乙將被害人抬至車上前往醫院，停車后將被害人抬到醫院門診部外面電線桿處后兩人駕車離去。例二：某丙盜開汽車游玩，在行進途中將某丁撞成重傷，某丙看見四周無人，打急救電話后隱藏于路旁的樹叢中，等救護人員前來將某丁送往醫院后逃走。由于逃逸行為的本質是對搶救義務的不作為或對法律責任的逃避，所以，某甲雖然履行了搶救義務，但由于其逃避法律責任的追究，構成逃逸；而某丙雖然身在現場，但其行為已經符合了逃逸行為的實質，即搶救義務的缺失和法律責任的逃避，同樣構成逃逸。上述場所和犯罪人的行為有著緊密的聯系，而且這些場所往往是被害人被轉移后的所在地，所以，我們可以將這些場所視為犯罪的第二現場，或第一現場的延伸或廣義的犯罪現場。這是特定的場合、特定的情況下實施逃逸行為的情形。還有的肇事者在撞傷人之后，在將傷者載往醫院途中突然改變注意而將被害人扔下車，屬肇事者主觀意圖的轉化；或者肇事者在盡了搶救義務后所留下的聯系方式是虛假的，等同于逃避法律責任的情形，同上面所述之理。

因此，本文認為，公安部在關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緝工作規定》第二條中關于“逃離交通事故現場”的表述欠妥。由上面四個引證也可以證明這個問題。在學界也有學者認為交通肇事罪是一種過失犯罪，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并不大，因此，對其處理不宜過重，具體把握尺度也宜寬不宜嚴，所以要對逃逸行為的時間和空間做必要的限定。這未免過于狡辯。逃逸者既然選擇逃逸即具有主觀上的惡性，是一種惡劣情節的犯罪行為，就必須按照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把握尺度。所以《解釋》第三條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不限于“逃離事故現場”，較為合理。其實，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否應該理解為“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更多的應該從刑法規定逃逸這一加重處罰情節的立法目的出發，從而進行合目的性的解釋，即目的論解釋，才能得到一個適當而令人信服的答案。因此，本文認為，從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出發，只要肇事者的行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即可認定為逃逸。

5、客觀方面：要求行為人的逃逸行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

從刑法理論來看，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看是否存在犯罪的客觀要件。《解釋》第三條中規定了在八種情形基礎上的逃跑行為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這就可以明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作為交通肇事罪量刑的加重情節來規定的。具體來說：如果行為人的先前行為沒有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或者雖有交通違規行為但該違規行為與結果沒有因果關系，或者行為人在交通事故中僅負同等責任或者次要責任，或者交通違規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尚未達到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定罪標準的，或者在負事故全部責任或主要責任的情況下僅致一人重傷，而又不具備酒后駕駛、無駕駛資格駕駛、危險駕駛或嚴重超載駕駛等《解釋》規定的情形之一的，即便行為人事后有逃逸行為，也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小結

綜上所述，逃逸行為的實質是應盡義務的不履行，是適用重一檔法定刑的情節。根據行為人肇事后的逃逸行為可能產生的對被害人人身或者財產結果的主觀態度及客觀后果的不同，逃逸行為的法律定性及量刑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認定不同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時，必須根據案件的具體事實，從而作出準確的定性與處理，以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公正和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