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酒駕入罪量刑的法律思考(一)

 關于酒駕入罪量刑的法律思考[摘 要]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醉駕”入罪問題日益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隨著“醉駕”案件受理數總體呈較快上升趨勢，該類案件在量刑方面出現了一些新穎、復雜和疑難問題，本文以S省Z市在2011年至2012年期間審理的危險駕駛罪案件為基礎樣本，從縮小法律規定與訴訟現實之間差距的角度入手，試圖分析出醉駕案件在量刑方面所面臨的困境，并針對性地提出相關完善醉駕案件量刑規范化制度的意見與建議，力度使該類案件量刑更符合社會公平與正義。[關鍵詞]危險駕駛 酒駕量刑 量刑規范化一、實踐樣本：Z市危險駕駛罪案件的審理及量刑情況自《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S省Z市危險駕駛罪案件數量呈持續上升態勢。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2月10日，該市兩級法院共受理危險駕駛罪案件649件/650人，占同期受理案件總數（4069件）的11%。圖一、Z市兩級法院醉駕案件與同期刑事案件對比圖1、從立案原因來看，主動查處214件，占全部受理案件數量的33%，發生事故后報案的435件，占全部受理案件數的67 %。其中有自首情節的386人。2、從涉案被告人醉酒狀態來看，多數人處于嚴重醉酒（在100mg/100mL到200mg/100mL）狀態。其中，血液酒精含量最高為398.7mg/100mL，最低為81.1mg/mL，其中80mg/mL至100mg/100mL的有117人，占總涉案被告人的15%，100mg/mL至200mg/100mL的有469人，占總涉案被告人的72%，200mg/mLg以上 64人，占總涉案被告人的9%。被告人中有飲酒史的大約占到76%。3、從判處刑罰的情況來看，其中判處實刑的362人，判處緩刑的287人，免予刑事處罰1人，非監禁刑適用率44.3%。判處刑罰最重的為拘役六個月，最輕的為拘役一個月。罰金刑最低為一千元，最高為三萬元。涉案被告人中有1人有“醉駕”犯罪前科，有1人有其他犯罪前科，其他被告人無任何犯罪前科。二、困境與檢討：危險駕駛罪案件量刑適用的若干疑難問題量刑規范化的重要目的是防止出現罪刑失衡的現象，醉駕入刑以來，多家新聞媒體對危險駕駛罪案件量刑不統一的現象紛紛提出了質疑。如從“血液酒精含量”多少，看不出標準。河南：5月5日 侯某，血液中酒精含量223.7mg/100ml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4個月處罰金2000元。四川眉山：5月12日 李某 血液中酒精含量229.4mg/100ml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3個月處罰金2000元。從“造成危害程度”大小，看不出標準。如寧波：5月16日 周某血液中酒精含量191mg/100ml碰撞一車以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3個月處罰金1000元。北京：5月9日 陳家 飲酒后超速駕車致二死一傷庭外和解。G省Z市兩級法院的判例也存在同樣情形，根據調研，發現危險駕駛罪案件量刑存在以下疑難問題：（1）多重的質疑：乙醇含量標準是否不可靠？實踐中對“醉酒”標準的認定，存在較大爭議。第一，醉酒標準暫時沒有立法及司法解釋進行界定，實踐中采用《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測》（GB19522-2004）的標準將血液中乙醇含量80mg/100ml以上界定為“醉酒”。該標準由公安部提出、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發布，2004年5月31日起實施。運用該標準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該標準的法律位階僅屬于部門規章卻規定了犯罪構成要素，有侵犯立法權的嫌疑，因為我國刑法總則第五章中第九十六條對進入刑法領域的非刑事法律范圍做了總體限定，僅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規。二是該標準的時間問題，該標準是醉駕入罪前作為行政處罰頒布適用的，有違反刑法溯及力原則的嫌疑。三是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為鑒定是否醉酒的唯一標準有失公允。 儀器測量的結果是一種客觀的科學標準，但它反映的是一種酒后駕車的現象，醉酒的標準是人為設定的。每一個人對酒精的耐受力是不一樣的，對酒量大的人來說，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即使較高也不會影響其辨別是非、控制自我的能力，而對于酒量小甚至無酒量的人而言，即使其喝酒數量微不足道，也足以使其神志混亂、意識喪失。因此，科學測定的客觀標準只是一個基礎，是否具有刑事責任能力還得進行社會評價和司法評定。 從廣州首例醉駕者的案件來看，周某某吹氣測試的檢測值是143mg/100ml，而半小時后，其血液檢測值為129mg/100ml，前后相差14mg/100ml。如果醉駕者出現故意拖延，拒不驗血的情況，將可能導致檢驗結果出現偏差，使“醉駕入刑”缺乏精確的依據。()（二）難以認定的情形：自首認定標準不統一影響量刑均衡。1、發生事故后對方報警，醉酒駕駛人留在現場等候公安機關處理，可否認定自首？對這種情形，有觀點認為有的被告人是因嚴重醉酒意識不清而滯留，有的被告人卻是出于認為構成犯罪而等候處理，不能一概認為被告人等候處理的就不構成自首，應根據自首的成立條件，區別情況對待。如被告人是因嚴重醉酒意識不清而滯留，則不符合自動投案的要求而不應認定為自首；如被告人可能確實出于認為構成犯罪而等候處理，則符合自動投案的要求而應認定為自首。筆者傾向于該觀點，根據具體案情進行認定，是符合自首認定的法理內涵。2、交警待血液酒精濃度的鑒定結果作出后傳喚犯罪嫌疑人前往公安機關處理，能否認定為“自動投案”？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對于這種情形，筆者認為應從嚴掌握，傳喚犯罪嫌疑人時，該犯罪嫌疑人的罪行尚未被警方發現，此時又未被有關部門采取強制措施，在這種情形下，應當認定為“自動投案”。3、被交警帶至醫院抽取血液檢驗前并未制作筆錄，其后在訊問中如實陳述飲酒事實，是否應認定其有自首情節？存在爭議，但筆者認為該情形應不認定為自首，理由為被告人此時已經喪失自動投案的時機。（三）難以統一的標準：量刑標準的各種表現。調研發現，量刑時法院考慮的主要因素主要：（1）被告人醉酒駕車的主觀惡性，包括酒精含量、職業、駕車原因、是否因同類違法行為被處理過、是否有其他違法行為（闖紅燈、超速、逆行）等因素；（2）造成損害后果的嚴重程度，包括造成人員傷亡情況、財物損壞價值等因素；（3）犯罪后的表現，包括是否認罪悔罪、是否自首坦白、是否賠償、是否得到諒解等因素；（4）其他影響量刑輕重的情節，包括案發時間、地點、人流密度、駕駛車型、距離長短、是否發生事故等因素。同時，該市A、B法院均制定了相應的醉駕量刑標準，A法院的量刑標準較為概括靈活，法官自由裁量權相對較大。B法院的量刑標準較為細致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相對較小，各有特色，二者在規范量刑方面也各有利弊，詳見附件。（四）混亂的情節：難以列舉的酌定情節。酌定量刑情節也是影響量刑的因素之一。調研發現，法官在裁判文書中對法定量刑情節認定的事實及證據、理由往往能作較詳盡的闡述，但對酌定情節，法官在運用時存在認定不規范，估堆、隨意的情形。如對存在多個酌定情節時有不一樣的選擇標準；對酌定量刑情節的加減順序、酌定情節與法定情節是采取抵消法還是綜合平衡法等，都沒有形成統一的共識，導致判決差異較大。另外，對怎樣認定被告人犯罪情節較輕，而可以對其適用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罰金數額的確定？主動預繳罰金是否可作為量刑情節？()等，也缺乏規范。（五）輕縱的嫌疑：緩刑適用不均衡的亂象。如北京實刑適用率達99%，而廣東、安徽、重慶緩刑比例占四成，安徽合肥市廬河區檢察院2011年5月到2012年2月辦理的25起案件，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自去年5月1日醉駕入刑至2012年4月30日，一年來廣州兩級法院共受理“危險駕駛案件”586件586人。已審結的495件495人中，4成是緩刑，3人被免于刑罰。江蘇已判決的1748起危險駕駛案件，緩刑僅23起，占1.3成。Z市法院適用緩刑也存在不均衡情形。()有觀點認為，緩刑適用比率高，將大大降低刑法的威懾力，達不到刑罰目的而堅決反對適用，認為寬容醉駕就是漠視生命，不僅對社會不負責任，對駕駛者本身也不負責任，導致違法成本低。甚至激進的提出，審判醉駕，法官不該有自由裁量權的觀點。()（六）先天的缺陷：刑種設置單一難以拉開量刑幅度。目前刑法中增設的危險駕駛罪的主刑最高刑為拘役，這主要是基于本罪屬于輕罪的考慮，但是這樣的刑罰配置使法官在形態各異的犯罪情節面前沒有刑種上多余的選擇余地，不利于對一些情節較嚴重的醉駕行為處以有期徒刑，()而對極度輕微的醉駕行為一律拘役，也有違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為被告人（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今后在就業、參軍、入學上多種沉重的社會成本。（七）尾聲：量刑不能承受之重的其他問題。1、量刑起點問題。在實際辦案過程中，有些案件被告人在審判階段被羈押時間已近六個月，在被告人自愿認罪，且沒有增加刑罰量或從重處罰的其他情節時，按現有量刑起點，宣告刑可能在六個月以下，低于被告人實際被羈押的時間，而造成法官量刑的被動。2、具體個案量刑不平衡，如滋生出的包庇罪量刑反而比上游的危險駕駛罪量刑更重；()3、再次犯危險駕駛罪的從重幅度無法體現，如拘役最高為六個月，被告人即使有再犯、屢犯情節也不能體現從嚴處罰的力度()；4、量刑標準對犯罪行為存在重復評價，如醉駕人多次醉駕及逃逸，量刑時將上述情節對被告人同時適用不夠公平。5、簡易案件裁判文書中未列明量刑考量理由、罰款與罰金、行政拘留與刑罰能否相抵等。()  三、原因分析：危險駕駛犯罪量刑不規范的之探究（一）公檢法執法理念差異導致量刑的不統一。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危險駕駛罪的立法背景是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一次致多人死傷的案件屢有發生，嚴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眾的生命。這樣的立法環境對執法環境產生直接影響，公安、檢察機關的態度是對醉駕行為一律立案及起訴，在適用法律時會適當考慮從嚴掌握執法尺度（調研中有案例為被告人駕駛車輛剛倒出車庫一半與他人車輛相撞被抓獲、還有在無人的工地醉駕被抓獲等情形），導致醉駕案件呈逐漸上升態勢，而法院作為最終的裁判者，對醉駕案件的處理必須嚴格按照事實及法律規定進行綜合考量，理念的不同必然會導致量刑的結果有輕有重。（二）定罪量刑證據收集不均衡導致量刑失衡。公安檢察機關偏重于收集危險駕駛犯罪的定罪證據，而遺漏或者忽視收集一些重要的量刑證據，此外，對一些重要物證（如血液樣本等）的扣押、移送不規范，導致提取的量刑證據質量不高。而危險駕駛犯罪相當一部分被告人，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知識缺乏、沒有請律師進行辯護，對自己有利的量刑證據存在不懂收集、不會收集、無力收集的情形。被告人無法向法庭提交有利于自己的證據，使量刑對自己有利。如B法院案例，被告人黃某自述自己按照老家習俗，用四兩黃酒煮魚吃，后在停車時與他人碰撞而被抓獲。黃某是飲酒還是吃醉酒性食物，直接關系到定罪及量刑情節，但黃某沒有提供證據證實其主張，檢察機關也未能補充偵查相關證據，法院后以危險駕駛罪判處黃某拘役一個月二十天，并處罰金二千元。（三）法官素質差異導致量刑結果不統一。不同法官受司法理念、法律素養、社會經驗不同而導致在量刑過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存在較大差異。有的法官只局限于個案的具體量刑，但不注重量刑結果與本院同類案件、其他法院同類案件量刑結果的比較，導致在司法公開的背景上，個案被放大而導致社會公眾對不同案件進行比較而產生不公正的看法。法官對自由裁量權的理解，對量刑理論的理解存在不同偏差，()量刑方法不統一、量刑經驗的差異都導致量刑結果的不統一。（四）案件個性因素的復雜性影響量刑的規范統一。案件的復雜性決定了個案與個案之間的差異性，每個案件都天然地與其他案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案情的不同決定著對案件的量刑存在天然的差異性，由于現行立法只規定了危險駕駛罪適用刑期最高為拘役六個月。量刑幅度的過狹，而影響案件量刑的各性因素又多，導致法官量刑難以做到絕對的均衡。四、建議與對策：完善醉駕案件量刑規范化的理性進路（一）立法理念的重塑：德國法學家薩維尼指出，“法律深深根植于一個民族的歷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民族的普遍的信念、習慣和共同意識。” 衡量危險駕駛罪量刑是否公正，應綜合地考慮是否符合刑法基本原則，是否符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相統一的原則，符合既注重被告人的人權保障，又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地維護社會和諧，體現司法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