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親屬拒證特權的確立-開題報告(一)

中文題目：論我國親屬拒證特權的確立

英文題目：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lational Right of Refusing to Be Witnesses in our county

報告結構

第一部分 選題背景及意義

第二部分  研究的基本內容和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第三部分  論文寫作提綱

第四部分  研究方法及措施

第五部分 參考文獻  

一、選題的背景和意義 

論我國親屬拒證特權的確立這一課題是在翻看大量相關書籍的情況下確定的，這一課題對我國現行刑事法律有其獨特的研究價值。

我國親屬拒證特權有著悠久的歷史，漢宣帝地節四年頒布詔書，“首次從人類親情的本性出發解釋容隱制度的立法理由；并首次用容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規定并肯定了卑幼首匿尊親長在法律上的正當性”[1] ，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古代的關于親屬相隱的規定并不能稱為“拒證權”，因為那時的法律不是賦予特定人有拒絕作證的特權，而是在設定不能作證的義務[2]，在筆者看來，古代法律在為特定人設定不能告發親屬有罪或者予以證明的義務的同時，也賦予了親屬間有權拒絕作有罪證明的權利，甚至還有包庇隱瞞的權利，[3]所以古代的法律完全體現了拒證權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

當今國外大多數國家如大陸法系的德國和日本，英美法系的英國和美國都有親屬拒證特權的規定，當代我國港澳臺地區也有相關的體現，唯獨當代中國內陸地區在法律上對此沒有體現，相反，還規定與其對立的法律，證人必須作證，而不論其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何種關系，在此現狀下，當今國內學術界基于此也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有一部分學者表示要在刑事立法中建立親屬拒證權制度，但是其并沒有提出的具體系統的可行性分析和建設方案，在我國要建立此制度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有些學者則表明我國社會的刑事法律仍不適合建立該制度。筆者認為我國要結合自己的國情和注重保護人性在有選擇的繼承我國古代的精華部分和吸收當今國外的法律和判例。

親屬拒證權是國際法制中的一項基本制度，體現了刑法對人性和人文的關懷，是世界國家的立法選擇，筆者認為研究該課題一方面可以指出我國刑事立法在親屬拒證權方面的缺陷，同時也引導我們去思考在我國構建這一制度的各方面因素，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建立親屬拒證特免權有一定的幫助，完善我國的證據制度，促進我國法治建設。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及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研究內容

文章共分為四個部分，具體內容參照寫作提綱。

本論文第一部分將論述親屬拒證特權概念及內涵，讓讀者對本論文有一個初步的了解，知道筆者所要論述的對象是什么，再在這部分闡述親屬拒證特權的價值所在，對其價值筆者將會通過對其具體的社會倫理價值、實體價值、程序價值和訴訟效益價值的闡述來體現。筆者認為親屬拒證特權的確立有利于保護人權，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促進我國建立一部良性的刑事訴訟法，陳興良教授說“一部良法、一個健康的法律體系應當是符合人性的” [4]，他的話也正體現了這一點。此外，在當今世界，傳統的倫理道德已經被賦予了新的內容，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這一嶄新的現代倫理正為人們所認可和倡導，家庭的穩定與和諧對維護社會穩定有著重要的作用。[5]它對我國家庭、社會及法治秩序都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可以保護家庭的穩定，進而促進社會的穩定。另外，偵查機關為偵破案件實現法的效率而忽視了對程序的遵守，也忽視了對人性的平等對待，同時現行法律又規定任何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如實作證的義務，除生理上和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別是非、不能正確表達的人，這無疑是給了偵查機關一個合法的理由，某基層檢察院在總結工作時提到“犯罪嫌疑人的情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親戚等人最有可能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去向、行蹤，所以一定要重點對其親人的調查，使其配合” [6]。筆者認為這就體現了它的社會倫理價值小小的一個面。從介紹親屬拒證特權的價值也為我國確立該制度打下一定的基礎。

第二部分筆者系統分析確立我國親屬拒證特權的現實基礎，從三部分對其分析解剖，通過對我國古代“親親相隱”制度的歷史發展情況，總結出在我國確立親屬拒證特權制度的合理性所在，也指出在我國確立該制度的一個優勢便是其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歷史傳統。這是我國確立親屬拒證特權的觀念基礎。再者，將具體闡述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各自的親屬拒絕作證特權制度，大陸法系重點介紹德國和日本，英美法系則介紹英國和美國，再對其共性和差異性做一具體比較，進而得出在我國確立該制度可以借鑒的具體方面。最后，對我國證人作證制度的現狀做一分析，指出存在的主要問題證人出庭難問題，筆者認為這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受社會倫理關系和當前我國證人保護制度不完善的影響，“國家有責任保障證人的人身安全” [7]，然現實中證人的人身安全并沒有給提上重要的位置，更多的時候偵查機關，司法機關往往會追求查明案件真相上，但是從另一層面上講，只有更好的保證的證人的安全和心靈上不受道德的譴責的情況下證人出庭率才會上升，證言的可信度才會提高，所以完善我國證人作證制度是我國的現實需要，筆者講從這方面入手表明我國確立親屬拒證特權的必要性。

論文最后部分是對我國確立親屬拒證特權的研究，是論文的重點部分，在這部分筆者將具體在親屬拒證特權的內容和程序上分別提出具體的構建方案。結合我國的社會倫理國情和社會主義法治的理念來確定親屬拒證特權的主體范圍、拒證事項和例外情況，這部分也是實體上的構建，在程序上筆者將從告知和申請、審核、救濟和放棄權利這四個程序著手，進行理論分析。以親屬的適用范圍范圍為例，筆者將將其限定在配偶和近親屬范圍內，且把事實婚的“配偶”和訂婚人排除在外，因為我國當代的家庭關系以小家庭為主，親屬之間的往來與聯系也不復頻繁，親屬特免權的范圍則沒有必要過大，以配偶、近親屬為妥，另外考慮到婚姻關系中配偶的關系和離婚后依然存在的厲害關系，可以承認前配偶的特免權，但是鑒于我國法律并不鼓勵和保護“事實婚”與婚約，所以不宜把事實婚的“配偶”和訂婚人納入進來。

（二）論文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論文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親屬拒絕作證特權的概念界定。因我國現行刑法沒有關于親屬拒絕作證特權的規定從而也沒有其概念的具體表述，筆者將借鑒國外法的相關規定來總結出概念。

第二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了解在我國確立親屬拒絕作證特權是否具有現實可操縱性。筆者將從我國古代的“親親相隱”制度的分析和西方國家該制度的判例及成文法規定和對兩大法系的比較研究來分析該制度存在的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從而得出在我國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