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酒駕入罪爭議的法律思考20(一)

關于酒駕入罪爭議的法律思考

[摘 要] 酒駕，這一行為由行政違法衍變為刑事犯罪。反映出社會對此行為已經到了“零容忍”的程度。然而，姍姍來遲的“酒駕入罪”在刑法修正案中尚存許多無法明確的“硬傷”，需要一系列完整的司法解釋來配套執法。“醉駕是否一律入罪”的爭議，把醉駕的爭議從最初是否應該犯罪化推向今天醉駕能否一律入罪的高峰，犯罪認定是依賴嚴謹與科學，需要依法進行的司法過程，不能摻雜任何非理性的激情與私利。因此，“醉駕是否一律入罪”問題面對社會的諸多爭議。

[關鍵詞] 酒駕入罪   入罪標準   入罪意義  入罪必要性

[引言]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其中，關于“醉駕入刑”的規定因為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而廣受關注。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各地人民法院應當慎重穩妥地追究醉駕的刑事責任，即不能認為只要達到醉酒的標準駕駛機動車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立即引發公眾的廣泛質疑。

一、酒駕入罪的標準及缺陷

醉酒駕車的法律標準

現行法律認為只要達到醉駕標準，即：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20毫克以上為醉酒駕車，每百毫升血液中含酒精80毫克以上為醉酒駕車，同時該規定還明確了呼氣酒精含量血液酒精含量的換算標準，即呼氣酒精濃度大于或等于0.0909mg/l時為飲酒駕駛，大于或等于0.3636mg/l時為醉酒駕駛，醉酒駕駛機動車，不管理否等成后量，就一律構成犯罪及醉駕一律入刑。    當前社會對醉駕行為的處置存在著泛刑罰化的現象，體現在司法實踐中對醉駕行為一律定罪處刑，忽略了:

①情節要素，即“情節惡劣、情節嚴重”等在醉酒駕駛事故處理中所構成的情節要素。

②場所要素，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但是如果該醉酒駕駛者的行為符合日常生活中所說的醉酒駕駛的概念，但該行為的發生地不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規定的場所，因此不能構成醉酒駕駛罪。

2、農村地區的法律適用及定量標準

我國地大物博，是個農業大國，“兩法修正案”實施過程中就突出體現出農村地區的酒駕問題，全國缺乏統一的法律適用和定量標準。部分地區由于人力和財力上的問題在偵查起訴、審判工作滯后，一些醉酒駕駛而引發的刑事安件不能及時移送，起訴和判決。影響了辦案進度，有的地方因為執法人員的緊缺，參與執法人員的素質不一，對量刑標準就會打折扣，對醉酒駕駛行為過多適用緩刑或者免刑，一定程度是弱化了打擊效果，此外，某些地區對檢驗鑒定能力還不能滿足辦案需求，影響了辦案效率。

3、制定統一的罪駕標準避免漏洞產生

《刑法修正案》出臺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司法解釋，就會讓某些人認為，造成誤會，這番話在兩個內容方面都不一定時，醉駕入罪，只要醉酒了，并且駕駛機動車，就該入刑，那為什么醉駕之后還可以根據情節，沒有造成危害就可以不入刑，會不會混淆，會讓人產生很多僥幸心理。比方說深圳酒駕第一人——朱某醉駕案的案子。2011年5月1日凌晨，羅湖區深南向西路路口，民警對機動車進行酒駕排查，零時46分，一輛從向西向東正準備駛入深南路的黑色福特車被交警攔下，交警現場對司機朱某進行了呼氣檢測，檢出其酒精含量為114mg/100ml，已經屬于酒駕，后又進行抽血鑒定，朱某血液中檢出乙醇含量為89.2mg/100ml。屬醉酒駕駛，交警大隊對其作為刑事立案決定，經偵查終結后，朱某被羅湖區人民檢察院以危險駕駛罪提起公訴。5月12日，羅湖區法院開庭審理此案，在此案庭審中，朱某的辯護律師就援引最高法院副院長張軍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工作會議上指出的“對于醉酒駕駛，各地法院具體追究刑事責任應當慎重，不應僅從文義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這一觀點，認為朱某雖然在行為上構成危險駕駛罪，但屬于“情節顯著輕微”，所以提請法庭免予刑事處罰。

第二是，我們的執法人員是不是擁有了一個松緊帶，照顧自己的人可以利用這根寬緊帶，就睜只眼閉只眼過去了，那么對社會危害更大。

因此，希望相關部門抓緊研究制定統一的司法解釋，使醉駕行為“情節輕微”“危害程度”及可以適用緩刑的標準更加具體，明晰，使量刑的輕重尺度更加規范，更加統一，保證法律適用的合法性，科學性和公正性。

二、酒駕入罪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