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駕入刑帶給我們的思考(二)

    (新華社昨天發文也指出，要求嚴格把握醉駕的入罪標準，反映了公眾對醉駕這種嚴重威脅公共安全行為的痛恨，也反映了刑法修正案將醉駕行為入罪的合理性。但是，公眾必須依法理性地認識醉駕的入罪標準。醉駕的情形是復雜的，簡單地搞“一視同仁”不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醉酒行為，通過行政處罰加以制裁，同樣也可以達到預防、教育目的，且有利于節約司法資源，避免動用刑罰所可能帶來的“交叉感染”等“副作用”。)

呼吁：出臺司法解釋明確定罪標準。

    高銘暄：最高法院副院長稱，“情節顯著輕微可不追究刑責”，但什么情況下屬于“情節輕微”并不好判定。因沒有一個客觀量化的標準，不但老百姓理解起來有困難，對辦案機關來說也不好裁量。如果都由法官來判定情節嚴重還是輕微，其裁量權也顯太大。如果醉駕入罪不以酒精量為唯一的判定標準，應需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釋。

    陳澤憲：新的罪名剛剛實施會有一定的磨合期，執法機關應盡快收集醉駕案例作出調研，最高法也應頒布有指導性的案例，并希望盡早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對危險駕駛罪的定罪、量刑有一個相對客觀、準確、可操作的標準。

    公務員醉駕可開除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行政法學家馬懷德認為，公務員醉駕如被查處入刑，就面臨被開除的處分。《公務員法》規定，受過刑事處罰的人員和曾被開除公職的人員不得被錄用為公務員。

    企業員工可被解除合同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勞動法研究所副所長、著名勞動法專家韓智力認為，從法律上講，如果勞動者因為醉駕被判刑的，用人單位可將此作為將其解雇的理由。同時，這一犯罪記錄因為要入個人檔案，對醉駕者以后的生活和就業都會產生間接影響，比如再就業被淘汰和將來的貸款受阻等，都會多少有影響。而勞動合同是否可以繼續履行，還要取決于用人單位。

    律師或被吊銷執業證書

    昨天，北京市律協執業紀律與執業調處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辯委員會委員張燕生表示，故意犯罪受刑事處罰的，其律師執業證書將被吊銷。醉駕應屬故意犯罪，即駕駛人明知自己喝了酒不能駕車，還駕駛車輛。張燕生認為，如果律師醉駕真的被定罪，恐怕要被吊銷執業證書。

以上是對“醉酒駕駛非一律入刑”待司法標準解釋的有關闡述，下面我們討論公眾的看法。

    某記者做出了如下大的調查：

    多數調查者支持“酒駕入刑”，自“酒駕入刑”消息一傳出，立刻引起廣泛熱議。記者通過車主QQ群、路邊隨機訪談等方式調查46位車主，超過七成車主支持“酒駕入刑”，并認為這樣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交通肇事的幾率。另外，也有兩成多(11名)的車主表示，應尊重飲酒文化，酒駕入刑有量刑過重的嫌疑。與車主存在不同爭議相比，受訪的21名路人中，絕大部分都支持“酒駕入刑”。其中，有19人表示應嚴懲酒后駕駛，甚至希望刑法的力度應該偏重，因為作為高速移動的機動車，其對路人和其他車輛的傷害是不可預估的。有2人表示，飲酒后仍保持清醒狀態者駕駛汽車，不應納入處罰范圍。在參與調查的67位受訪者中，有53人認為當前對酒駕的處罰力度嚴重不足，起不到很好的預警作用。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均表示，身邊有朋友曾酒后駕車。而對于酒駕入刑是否能有效震懾“酒后駕駛風氣”的調查中，多數車主和路人并沒有給予太明確的答復，超過九成受訪者表示，震懾效果視乎執行的力度如何、交警部門嚴打力度大小，是決定震懾效果的好壞關鍵。

    關于“醉酒駕駛入刑”的討論，其實在很久之前就已經開始，直至目前很少聽見有反對的聲音。根據某媒體的調查，某市八成以上的市民贊成“醉駕入刑”，這說明，大部分的      人們對醉酒駕駛還都是深惡痛絕的。

    可見，酒駕入刑是符合國民期待的。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全國的公路通車里程、機動車以及機動車駕駛人的不斷增加，導致我國的道路交通事故居高不下，因酒后駕駛造成車毀人亡的悲劇在我們身邊屢屢上演。據有關部門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1月至8月，發生酒后和醉酒駕車肇事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目前，交通事故已經成為危害社會發展的全球公害。在所有導致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原因中，酒后駕駛排在超速行駛、不按規定讓行和違法占道行駛之后，居第4位。從1994年到2004年的10余年間，因酒后駕駛而導致的死亡人數占事故總死亡人數的比例由1994年的2.0%上升到2004年的4.4%，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長；導致的事故起數每年以17.4%的速度增長，導致的死亡人數平均每年以13.5%的速度增長。酒后駕駛，已成為引發交通事故特別是惡性交通事故的罪魁禍首。專家認為，由于中國酒文化盛行，簡單的經濟處罰或者拘留已經不足以震懾酒后駕車、城市飆車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行為。因此，只有通過立法將醉駕定性為犯罪行為，才能有效打擊酒后開車。“幾乎每次的嚴查，均能查到酒后駕駛或者醉酒駕駛的司機。”一位不愿具名的交警說。數據顯示，去年8月15日啟動酒后駕駛查處的最初20多天里，某市交警查獲飲酒駕駛違法行為150起、醉酒駕駛39起，拘留涉酒違法者39人。而在今年春節期間，該市警方開展的突擊檢查中，查獲114起的酒后駕駛違法行為。在今年4月警方小范圍突擊檢查中，查處酒后駕車15例，其中查處醉酒駕車5例。

    酒在農耕時代僅僅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普通百姓若非節慶、重要日子喝不得酒。酒水進入百姓喜宴與尋常生活，只有糧食的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后才成為可能。說直白了些，改革開放前酒還不是我國百姓生活的常用品；是改革開放、社會發展才在短短的30年內出現了可用于大規模使用糧食釀制酒精的現象與可能。駕也如此，正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機動車有用量才呈爆炸式增長，人與車在有限的道路資源的占有使用上發生了矛盾。酒與駕結合，在現有的道路資源情況下不可避免地導致更多事故地發生，并造成重大財產乃至生命損失。

    可見，中國人民深受醉酒駕駛給我們帶來的傷痛，歷史性的習俗將在法律的強制下慢慢向好的方面轉變。

秩序置于自由之先，是法治社會的應然邏輯；法定犯越來越多于自然犯，是社會進步的必然；懲治酒駕，盡管侵犯了某一少部分人的自由，但這是秩序的要求；酒駕入刑，重在規范司機這一特殊職業群體，警示駕駛一族，利己利人利國而無一弊，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在酒駕入刑問題上，但愿多一些共識，少一些爭吵；快一點速度，少一些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