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玩具等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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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后，由于科技發展水平和產品復雜程度提高、市場競爭激烈等多方面的原因，都面臨著大量因產品缺陷引發的公共安全問題。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立法機構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授權政府有關行政部門對缺陷產品問題進行管理，使之日益成為缺陷產品危害問題解決機制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國家所建立和實行的缺陷產品召回管理制度，均具備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基礎，政府部門進行缺陷產品召回管理的職能、召回管理的程序等，都由相應的法律、法規進行明確規定：對于缺陷產品的生產商、銷售商等所應承擔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以及相關義務，都有明確的規定。綜觀這些國家的缺陷產品召回立法，既包括針對所有產品的一般法，也包括針對特定產品的特殊法。
　　1965年美國頒布《凈化空氣法案》，1966年美國又頒布《國家交通及機動車安全法》并納入了49號聯邦法的第301章并進行了修改。美國除了《聯邦車輛交通安全法》外，還有美國交通部制定的《汽車召回法》、美國商業部制定的《汽車保用法》(又稱《檸檬法》)、美國能源部制定的《平均油耗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對其實行汽車召回制度、維護并提高汽車質量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日本于1969年修改了運輸省的《機動車型制造規則》，設立了召回制度，頒布了《產品責任法》、《道路運輸車輛安全》、《召回制度》等法律。而西方各國多通過立法方式確認政府的權利，對政府而言，除非法律有明確規定，否則政府無權過問。如使用在《產品安全法》第9條明確規定：主管部門可以將投入流通的不安全產品采取召回的辦法，以確保產品安全，對未用其他方式消除危害的，要加以消除。歐盟各國對缺陷產品事務制定的法律都是原則性規定，但在操作層面上的規定都是由政府職能部門依據法律的授權制定的。即有關政府部門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可以制定缺陷產品管理的具體規定。
5.1規范相關立法，完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法律機制
　　綜上所述的其他國家立法模式對于我國缺陷汽車產品召回法律法規建設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我們應當而且也有條件以一部或幾部針對所有產品的法律為核心，以其他針對特定產品的特殊法為輔助，建立一套完整的缺陷產品召回法律制度，再由有關部門進一步細化其中某些特殊商品的規定。為此，一般規定與特殊規定相結合，既有原則性，又有可操作性，只是這里的核心法律是《產品質量法》，還是將缺陷產品召回的內容單例出來，制定《缺陷汽車產品召回法》。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完善《產品質量法》中的關于產品質量監督管理關系的立法。產品質量監督管理立法屬于公法性質，它保證了國家對產品市場監督管理活動，其意在于維護公共安全。與其他國家立法相比較，缺陷產品的問題沒有在《產品質量法》中明確，對于這部有關產品關系的核心法律來說是不完整的。《產品質量法》第40條和《合同法》第155條關于銷售者或出賣人“修理、更換、退貨”的民事責任實質上已經涉及到缺陷產品召回的規定，只是該規定的使用范圍被限制得過于狹窄，即僅限于消費者與銷售者之間的具有買賣合同的場合，如果作為產品制造者外國廠商來與消費者直接訂立買賣合同，就不適用于這兩條的規定，消費者也就無權要求外國廠商承擔“修理、更換、退貨”的責任。因此，在《產品質量法》中增加相應缺陷產品召回的法律規定是十分必要的。在以《產品質量法》為核心建立我國缺陷產品召回法律制度中，針對特定產品的特殊法同樣具有重要地位。　5.2完善并構建對企業不執行召回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對于企業不執行召回或者隱瞞產品質量缺陷時，首先應采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然后制定合理的懲罰度量，而合理的懲罰度量須依靠行政裁量權的合理行使。懲罰性賠償制度以其補償性、制裁性、預防性和激勵性四項功能很適合在產品責任中應用。各國的產品責任法對產品存有重要質量問題的，都具有明確的懲罰性賠償規定，如美國的《統一產品責任示范法》、《歐共體產品責任指令》等。因此，在產品責任中增設懲罰性賠償可使我國法律法規盡快與國際接軌。產品召回法律制度的最大功效為：一是對已造成社會損害的企業以懲戒，二是對尚未造成損害、但已發現問題的產品的預警。我國《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中最高處以制造商罰款30,000元的標準偏輕，難以起到應有的懲戒作用。鑒于此，我國有必要引入英美法系的懲罰性賠償制度。
　　當然，在懲罰性賠償數額的確定上，應當根據我國國情，確定一個合理的數額；做到既能對生產者形成威懾作用，又不至于影響其生產能力和繼續經營能力，也即在規定足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并能對生產者構成足夠威懾的高額賠償時，也應適當考慮生產者的利益。　 5.3缺陷汽車產品召回鑒定過程的立法與管理
　　缺陷汽車產品召回制度本身在于保護消費者，因而必須處理好賠償難的問題，完善產品責任和司法鑒定制度。《產品質量法》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作為判斷產品是否有缺陷的首要標準是極為不妥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是最低的質量標準，汽車質量符合這一標準未必不存在缺陷。況且我國沒有在司法上確認行業責任——符合國家標準的商品因缺陷致消費者人身或財產損害的由制定該標準的國家部門承擔責任，這便存在汽車質量雖符合國家或行業標準，但仍然侵害消費者的安全權，而消費者最終卻無法尋求法律救濟的可能。故此，應當以產品以消費者的人身、財產安全構成危險作為提供法律救濟的首要標準，只要汽車存在設計缺陷、制造缺陷或說明缺陷，即便符合國家或行業標準，亦構成侵權，由制造商承擔責任。
　　縱觀我國司法鑒定的現狀和立法鑒定甚為薄弱的情況，要制定系統的鑒定法必須有一個科學、全面、完整和系統的規劃。根據司法鑒定領域內的種種弊端，結合司法鑒定工作實際發展需要和未來可能，我國司法鑒定立法的內容可以從以下方面考慮：
5.3.1關于鑒定權
　　鑒定權是鑒定領域內的支配力量，是國家司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授予由國家法律規定。因此，針對鑒定權的合法界限，鑒定權的管理、執掌、執行均應立法明確，才能確保關于鑒定的一系列活動得于公平、公正和公義。
　　①鑒定決定權，即國家法律規定的決定進行鑒定的權力，是鑒定權付諸實施的法律前提。從完善現有立法角度而言，鑒定立法時應明確：民事與行政訴訟中的鑒定統一由人民法院決定；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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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投訴案件，人民檢察院有決定鑒定的權力。同時，立法應明確規定被告人、受害人(包括其親屬)和律師有申請鑒定、補充鑒定和重新鑒定的權利，并規定提出申請的相關程序。
　　②鑒定執行權，即享有鑒定權的部門及其組織實施鑒定的權力，具有專屬性。鑒定執行權的行使是以鑒定權的執掌為前提，所以為保證鑒定執行權的權威和有效性，有必要立法明確：鑒定執行權只能限定在司法行政部門的鑒定機構或國家各級鑒定部門以及法定民間服務機構和取得鑒定資格的鑒定專業人員。
　　
　　③鑒定管理權，即負責、保障鑒定活動順利進行的一切權力，主要包括鑒定機構審批權，鑒定人資格授予權，鑒定機構與鑒定人的管理權。作為一種行政權，為確保其效力和權威，應由司法行政部門或國家鑒定管理部門來行使，原則上應實行中央和省兩級管理體制。
　　（2)加強鑒定對象、范圍及鑒定結論的證據作用
　　對產品缺陷的鑒定，只有法律規定了的鑒定對象，鑒定結論才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由于現代科學門類繁多，研究的對象又十分廣泛，新興技術在司法工作中的應用又不斷在擴展，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實踐經驗又很有限，要短期內以法律形式列出所有的鑒定對象是困難的，而且也是不科學的。因此，鑒定立法時應根據我國目前的技術水平和法制傳統習慣，遵循實事求是原則，與科技發展相適應及吸收、借鑒外國先進的立法原則，確認國際上無爭議的較為成熟的鑒定對象，以及隨著科技的發展逐步得到更多的國家法律認可的對我國具體辦案有實際意義的鑒定對象。
　　鑒定結論的證據作用是鑒定結論本身可能說明或解決的問題。鑒定對象的不同，決定了鑒定結論所能說明的問題不同。隨著科技的發展和高精儀器的應用，通過鑒定不僅解決問題的范圍擴大了，且能夠解決的問題的深度也突破了傳統的界限。實際上，鑒定結論在法律上所能起的作用是由其固有的特性決定的，鑒定立法對于各項鑒定結論證據作用的規定也必然要遵循這一原則。
　　(3)鑒定立法必須具有統一科學的鑒定標準
　　鑒定標準化是有關鑒定工作的名詞術語、方法、程序步驟和鑒定依據的規范化、統一化。因此，鑒定立法中應考慮統一各鑒定門類的名詞術語，使鑒定語言規范化、法定化，避免對案情的理解發生差錯；統一特征分類，這是使鑒定工作趨向標準化的必由之路，鑒定立法應明確每項鑒定學科的分類體系(以該學科分類的可能性為前提)。由于各門類鑒定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法律對其的規定不可能事事具細，講求統一，鑒定立法應以原則性規定為主，根據鑒定門類和鑒定對象的不同特點而進行相應的規定，如對有些鑒定客體可規定最低的鑒定標準；對有些鑒定可規定作出肯定或否定結論的標準；對有些鑒定對象則規定作出結論的最低的特征數量和質量；對有些鑒定對象則規定必須采用的方法、手段。除原則性的規定外，還應根據各鑒定門類的具體情況制定各鑒定門類的鑒定標準或實施細則，旨在構建行之有效的國家缺陷汽車召回法律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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