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依法治國的觀念基礎和實現的途徑(二)

本論文在法律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
中國依法治國的觀念基礎
1、重構法治的人文精神基礎。任何一種法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文精神基礎之上的，中國沒有近代法治產生的土壤和氣候，那么有必要從西方國家探索一下現代法治的起源。西方法治的產生以古希臘理性主義和人本思想為先導，以文藝復興為動力，以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和近代民主精神為核心，通過對神學和封建專制主義的否定，動搖了其以神為本和封建君權為中心的權威，與中國人文精神不同的是，西方人文精神絕不是依附和追隨現實政治，為之獻媚和辯護的，而是以批判精神為武器對抗現實政治的黑暗面。它作為積極向上的精神追求，一方面深切關注世俗社會中人的地位、尊嚴、權利；另一方面又超越于現實，為未來更能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潛能的理想社會提供豐富的思想和理論根源，如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分權制衡、民主政治等，近代西方法治國家也正是這種人文精神指導和滋養下的必然產物。（9）而中國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的，其維護封建專制，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制度，成為封建專制主義的附庸，缺乏獨立性。又由于其主要重視人的感情意志方面的內容，重視群體而忽視和限制個性主義的發展，因而又缺乏理性（此處的理性指人對自然和社會的抽象的、分析的、普遍的認知和能力），而法治正好是人類理性的產物。因此，要實現法治，首先就必須達到一定的理性，但這種理性并不是說一定要同西方完全相同，而是要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吸收傳統文化的精髓再融合西方合理的理性因素，為全體中國人認識和接受。這也說明在重構中國人文精神時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在堅持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的同時要剔除那些與現代法治不相符合的糟粕，更不能照搬老祖宗的原作，而不作任何的變通的加以引用，要活學活用，同時吸收西方法治的有益的經驗。如中國人講究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似乎與現代法治精神相矛盾，但我們可以用現代的法治精神進行詮釋，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使之更加適用于現代社會。更何況我國傳統人文精神追求的人與人之間和睦、尊重和友愛，同樣亦是現代法治的理想目標之一。湯因比也曾說過：“人類已掌握了足以毀滅自己的高度技術文化手段，同時又是處于極端對立的意識形態的營壘中。當前，最重要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中國如果不能取代西方而成為人類的主導，那么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10）
2、重構法治的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基礎。首先在立法方面。依法治國必須要有法可依，而且制定的法律必須是良法。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初步形成了一個以憲法為基石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領域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是，還存在很多問題，如體系還不完備，一些市場經濟急需的法律如投資法、反壟斷法、反暴利法等還沒有制定出來；制定出來的法漏洞較多，可操作性較差；同一層次或不同層次的法律法規之間還存在相互沖突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地方的地方保護主義比較嚴重，制定了一些違法法律損害全國大局的利益而保護一小部分地方利益的法規等。面對這些問題，必須大力加強立法工作，首先是要多立法，立好法。立法中要樹立憲法的絕對權威，絕不允許有超越于憲法之上的特例。在立法程序上要嚴格遵守《立法法》的有關規定，要提高立法質量，以完善法制。其次，要從全局出發，不回避矛盾、不偏袒、不徇私，有預見性的開展立法工作。最后是加強法律自治，按照立法體制和立法權限對立法進行法律監督，即法律要管法律自己。方式是通過審查備案等，手段是及時對不適應現實需要抵觸上位法、排斥好的同位法的、有重大漏洞的法律進行修改、完善、補充或廢止，加強法律解釋工作，協調整體立法，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程序和可操作性。第二是加強和完善執法、司法。經過幾十年的探索，我國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執法制度和司法工作制度。從總體上講，行政執法工作與司法工作在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建設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還存在著相當突出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徇私枉法的現象，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的問題時有發生，在少數行政執法人員與司法人員中存在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嚴重敗壞了行政、司法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也嚴重影響了法律應有的尊嚴，增加了對法律的懷疑，減少了對法律的信任感。要知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和關鍵，而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內容。（11）行政機關是國家機關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公民關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權力最大、機構最多、人數最眾的部門。行政機關在社會生活中的極端重要性，決定了依法治國的關鍵在于依法行政。而法院是最終解決糾紛實現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最后屏障。枉法和不公的裁判，不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義與邪惡，而且會造成民眾對法律的權威性的懷疑、不信任甚至蔑視，法律虛無主義的觀念由此滋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成就將會受到毀滅性的摧殘。英國大思想家培根嚴肅的指出：“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公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公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決則把水源敗壞了。”（12）要解決這些問題，使廣大人民群眾重新樹立起對法律的信心，培育法律至上的觀念，就必須改革和完善行政執法和公正司法制度。其一是健全和完善民主、公開、高效的行政執法程序與司法程序，以法律程序來控制和制約行政權力、司法權力的行使；其二是建立和完善公務員制度、法官制度、檢察官制度，努力建設一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高素質的國家公職人員隊伍。其三是完善并切實實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和司法上的冤案、錯案追究制。其四是要采取措施，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第三是嚴格和強化法律監督。權力失去控制就必然會產生腐敗。法律監督是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的重要保障。要健全和完善國家內部權力制約和監督機制、外部的社會社會監督機制，使國家公職人員的活動置于強有力的國家和社會監督之下。對在行政執法和司法活動中的違法行為及時的予以糾正，對構成犯罪的單位和個人要堅決的追究刑事責任，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培育和鞏固逐漸形成的法律至上的觀念。
3、深入持久地開展普法教育，建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文化之于法治建設的重要性，許多學者多有論述。在1998年中美法學交流活動中，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克羅曼特別對中國的同仁強調文化對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他認為依法治國“必須存在尊重法律的文化，相信法律是用于管理人們事務，特別是處理沖突的工具……如果一個社會要完全真正地依法治國，那么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參與分享這種原本就屬于他們的文化。”（14）美國學者布萊克在其《法律的運作行為》一書中，把法律與文化的關系概括為這樣一個公式：法的變化與文化成正比。文化越豐富，法治越發達；文化越貧瘠，法治越匱乏。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在其《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也表達過這樣一種相類似的觀點：農業民族比游牧民族需要的法律多，商業民族又比農業民族需要的法律多。這說明，法治與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質息息相關。中國人口的文化素質相對較差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較低的法律文化水平嚴重制約著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發展步伐，也是影響依法治國進程的極重要的因素。如何提高法律意識，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基礎，普法教育是必須要經過的一個難以逾越而又必須逾越的難關。鄧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就深刻指出：“我們國家缺少執法和守法的傳統。……法制觀念與人們的文化素質有關。現在這么多青年人犯罪，無法無天，沒有顧忌，一個原因是文化素質太低。所以，加強法制重要的是要進行教育，根本問題是教育人。”（13）江澤民同志也深刻指出：“有了比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是人們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質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會因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虛設。”“一種觀念的樹立，一種意識的培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要充分認識法制宣傳教育的長期性艱巨性，并使之制度化、規范化。”（15）當前，我國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以普及法律知識為基礎，努力使人人知法懂法，同時要側重于培養干部和群眾的法律價值觀，使之認識到今天的依法治國是全體人民的一種價值取向，從而樹立起法律至上的法治意識。另外，“與單純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眾盲目、被動地服從法律，也不僅僅是教育民眾現在實行哪些法律、其內容是什么，而是教育民眾如何運用法律捍衛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捍衛法律的尊嚴，如何主動參與法律的監督，抵制任何置個人意志于法律之上的行為。”（16）只有形成了這樣的法律文化，腐敗才能根除，違法犯罪現象才能得到有效抑制。真正的法治社會就離我們為期不遠了。
注釋：
（1）參見梁治平：《法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9頁。
（3）亞里士多德著：《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4）（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頁。
（5）參見郭道暉：《以民主的法，治社會主義之國》，載《法學》，1996年第10期。
（6）參見夏錦文、蔡道通《論中國法治化的觀念基礎》，載《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
（7）參見李玉琪《憲政制度論》，載龔祥瑞主編《憲政的理想與現實》，中國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頁。
（8）參見郝鐵川：《論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依法治國》，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2期。
（9）參見汪太賢《論中國法治人文基礎重構》，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4期。
（10）（英）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頁。
（11）見王利明《也談依法治國》，載《法學評論》1999年第2期。
（12）（英）培根：《培根論說文集》，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93頁。
（1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3頁。
（14）（美）克羅曼：《共創中美法學教育未來》，載《法學家》1998年第6期。
（15）江澤民：《實行和堅持依法治國，保障國家長治久安》，載《人民日報》1996年2月9日。
（16）參見劉軍寧：《從法治國到法治》，載《公共論叢》第3輯，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18頁。

首頁上一頁 1 2 下一頁尾頁 2/2/2

相關論文

上一篇：論物業管理費收取權的法律保障

下一篇：論我國合同法上違約責任的歸責原則

Tags：我國依法治國觀念基礎實現途徑

【收藏】【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