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一)

行政與法治的基本概念；

二、我國的行政法治現狀與依法行政分析

三、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的關系

四、構建和完善行政法治應做好的幾點

五、個人設想

內 容 摘 要

“依法行政”在法治化建設的進程中起著積極的作用，是向“行政法治”發展的必經階段，目前，我國的行政法治化水平在不斷提高，但仍存在著一系列問題和不足：法治社會所要求規則的單極性與我國現在規則的多極性之間存在著矛盾；我國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十分有限；對于行政行為的社會監督機制還不健全；我國國家公務員的法治意識仍較為薄弱；行政法制監督機制不健全、不完善。針對這些問題，作者探索性地提出了在全面實施依法行政的基礎上，為加快實現行政管理法治化的進程應做好的若干對策和設想。

關鍵詞：行政 法治 監督    管理    完善

依法行政與行政法治

以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已經寫入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成為全國人民為之奮斗和追求的目標。在我國，行政機關擔負著依法管理國家事物、經濟和文化事業、社會事物的繁重任務，是國家權利中最活躍、最普遍的權利（據統計，我國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規、全部行政法規和規章都是由行政機關負責實施的）。同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利的過程中也擁有很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權，行政權一旦被肆意行使就會對人民的基本權利造成極大的威脅或損害。因此，要實現以法治國這一宏偉目標，關鍵在依法行政，而要促使國家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就必須建立相應的行政監督機制和加強行政法治化建設。本課題通過對依法行政的分析及對我國行政法治現狀的剖析，就如何完善我國行政法治與監督設想發表筆者的一孔之見。

一、行政與法治的基本概念

　 行政是指由國家行政機關對于不屬于審判、檢察工作以及立法中的其他法律的具體應用問題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規進行的解釋。狹義講來，指國家職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職能的總稱；廣義講來，指作為決策職能的政治之外的執行職能。而依法行政即是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權限，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對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各項社會事務，依法進行管理的活動。依法行政的本質是有效制約和合理運用行政權力，它要求一切國家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充分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行政職能，作到既不失職，又不越權，更不能非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

法治的基本意思是依法辦事、依法治國、依法管理國家。法治要求政府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如果違反法律，超越法律，應承擔法律責任。法治的實質是人民高于政府，政府服從人民。法治不等于用法來治。用法來治是把法單純作為工具和手段。法治作為一種國家社會狀態，包括對政府的要求：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也包括對公民的要求：人人知法，人人守法。法治作為一種民主政治形式，基本是對政府的要求，要求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按照事先制定并公開的、不受個人意志左右的法律而進行，是一種人類公共生活的方式。

二、我國的行政法治現狀與依法行政分析

(一) 我國的行政法治現狀

1、我國行政法治監督的現狀  中國的行政法治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封建社會的監察御史，到近代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權分立”，都體現了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國行政法治的不同特點。但從50年代后期，我國行政行政法治處于廢止的狀態。改革開放以后，行政法治體系相繼得到了建立，政法委員會、人大法工委、法制辦、審計署、監察部、黨的紀檢部門相繼成立。90年代陸續制定的《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行政監察法》和《行政復議法》，初步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的行政法治監督體系，這一體系具體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權利機關的監督，即以人大及其常委會為主體對行政機關實施的監督。第二、國家司法機關實施的司法監督，即以國家審判機關和檢查機關實施的審判監察和檢查監督。第三、行政系統的內部監督，即上下級政府及其各部門之間形成的一般行政監督，以及監察部門和審計部門所實施的監察監督和審計監督等專門行政監督。第四、社會監督，包括政黨的監督和社會團體組織的監督以及新聞媒體監督和人民的監督。在上述行政法制監督體系中，監督機構有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社會的，可謂不少，具有中國特色，也符合中國國情。但這一監督機制現在還不完善，不健全，有時尚不能發揮應有的職能作用，效果還不理想。

2、法治化現狀

行政管理法治化水平標志著一個社會法治化程度的高低。在我國，隨著行政法制建設的不斷進步，行政法治化的水平也在不斷提高。但受種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行政管理的法治化還處在一個初期階段。

首先，法治社會所要求規則的單極性與我國現在規則的多極性之間存在著矛盾。法治最重要的特色體現在任何一個事務的沖突，它終極的解決一定要通過法律的途徑，這就是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而在我國，法律規則呈現多極性，除立法機關以外，行政機關享有一定的自主立法權，對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以及地人大制定的地性法規一般要依靠行政機關制定實施細則加以貫徹執行，同時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對行政機關立法權還缺乏有力地監督。

其次，法治社會要求法院在權力結構中應處于核心地位，法院應該處于一個終極性的裁判者的地位，需要在國家的權力結構中獲得一個中心的地位。而在我國，依照我國憲法體制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對行政行為不能實施完全的監督，如:人民法院對于行政立法等抽象行政行為沒有司法審查權，由此可見，我國法院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十分有限。

再次，對于行政行為的社會監督機制還不健全。社會監督機制的強弱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法治化水平。在法治比較完備的國家，針對國家行政機關以及其他國家機關的社會監督機制是健全而有力的。相比之下，目前我國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法治的行為揭露、批評還很不力，不能對行政機關遵守法治造成足夠的社會壓力。

最后，我國國家公務員的法治意識仍較為薄弱。盡管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一定成績，特別是行政訴訟的開展，己使越來越多的公務員認識到行政行為遵守法律的重要性，但是，我國國家公務員受“官本位”思想的潛在影響，人治的傳統和習慣有很深的基礎，故而法治精神的自律性仍不夠，實現養成法治習慣，自覺依照法治精神辦事的目標還有一定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