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訴制度的研究(二)

民事訴訟法賦予了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權力，但未明確規定其實現抗訴權的保障性措施。現在的狀況是檢察機關除了可以要求當事人在申訴時提供相關證據這一途徑外，幾乎沒有任何法定的案卷調閱、案件調查、證據調取權。向法院調卷須看法院的臉色以及靠法院和檢察院之間的親密關系；向當事人調查證據，無法律根據；自己去調查取證又人手不夠、于法無據。

（三）民事抗訴事由仍不夠科學

盡管新《民事訴訟法》對抗訴事由進行細化，但對檢察院民事抗訴范圍并沒有明確限定。民事訴訟法大體劃定的抗訴范圍是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但也留下了不確定、不合理之處：對于具有類同于判決效力的調解書等法律文書，法律并未明文規定檢察機關的抗訴權。立法的不明確，引起了檢法兩家的分歧。

（四）抗訴期間無法定時限要求，影響了生效裁判的穩定性

抗訴期間，是指檢察機關對生效的判決和裁定，發現有錯誤的，有權提出抗訴從而啟動再審程序的時間。民訴法對當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審規定了兩年期限，但是對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卻不作規定，顯然不符合民訴法再審有限性原則。檢察院無限期地享有提出抗訴的權力會產生以下弊端：第一，有損人民法院裁判的權威性和穩定性；第二，不利于檢察院及時有力地監督民事審判，提高辦事效率；第三，不利于維護民事關系的穩定性。

（五）法律未就檢察機關針對同一案件的抗訴次數作出規定

檢察機關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抗訴，具有必然引起再審程序的強力效果，人民法院對此必須對生效裁判的案件再次行使審判權，這樣從客觀效果上看，與增加了一個審級并無相異。雖然檢察機關對再審案件并無最終的裁判權，但如果對其抗訴權不加次數上的限制，其則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此種抗訴權，如此勢必違法。

三、完善民事抗訴制度的原則

    民事抗訴制度作為民事領域中的法律監督機制，對于確保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有著積極的意義，其存在的上述問題和不足，既有立法不完善的原因，也有抗訴觀念方面的原因，更有司法實踐中具體操作層面上的原因。為了保證抗訴權與審判權形成良好的制約與協調機制，真正發揮民事抗訴制度在民事訴訟領域的功能與作用，全面維護司法公正，有必要對過于寬泛的民事抗訴制度進行完善。

（一）完善民事抗訴制度的程序機制

首先，界定檢察機關提起民事抗訴的期限。所謂抗訴期間，指的是檢察機關對法院的生效裁判有權提出抗訴從而引發再審的時間限制。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的法律監督適用的是民事訴訟法，雖然民事訴訟法沒有規定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抗訴的時間限制，但，作為當事人向法院申請再審的申訴和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的申訴，兩者的性質是完全相同的，其目的也是一致的。因此，明確檢察機關抗訴的期限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法定時間；二是對檢察機關受理抗訴期間作出法定限制。對于因對案件事實、證據及法律適用等方面的原因認為裁判有誤的案件，檢察機關在接受當事人申請提起抗訴時，應當受到民事訴訟法關于二年時效的限制，對受理期間也應做出明確規定，一般可比照民事訴訟法關于法院受理起訴的時間加以設定，比如在收到抗訴申請后的一周內決定是否提出抗訴。這里也有個例外情況，對于因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有枉法裁判行為或案件裁判結果損害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檢察機關才可以不受二年時效的限制，以體現法律監督的真正含義。

其次，界定抗訴案件的范圍。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抗訴的范圍應界定在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決、裁定侵害了國家、集體和社會公共利益以及違反法定程序，影響案件公正審理的案件范圍內。因為檢察機關參與涉及公益訴訟的民事案件不違背民事訴訟法理，且符合國際慣例；對于不涉及公共利益的一般民事案件，檢察機關提出抗訴極易侵犯當事人的處分權，打破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格局。在抗訴的判決、裁定的范圍上，從民事訴訟法的排列體系看，檢察機關的抗訴是引起法院審判監督程序的一種方式，而審判監督程序是排在第二編審判程序中的第一審普通程序、簡易程序、第二審程序和特別程序之后，因此檢察機關可以抗訴的僅限于法院在審判程序中作出的某些生效判決、裁定。各種涉及人身關系的判決、破產程序中做出的大部分裁定等，這些案件在客觀上無法再審或者再審沒有任何實際意義。至于法院在審判程序中作出的管轄權異議裁定、財產保全和先予執行裁定、按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和破產還債程序作出的裁判以及執行程序中的裁判是在訴訟前或訴訟進行中作出的，只是為了解決訴訟中某些階段性問題，雖然這些裁定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但并非終局裁定，即使出現錯誤，完全可以在終局裁判中予以糾正。如果檢察院提出抗訴，就使正常的訴訟程序無法進行。因此，這些都不屬于檢察機關的抗訴范圍。另外，法院制作的調解書和各種決定書也不屬于抗訴的范圍，因為調解書是法院在當事人自愿和合法的前提下達成的，其性質決定了不宜對其抗訴；決定是法院在訴訟過程中對特殊事項采取的行政處理措施，屬于司法行政行為，不屬于審判活動，因此，對決定也不得提起抗訴。這些都應當以法律的形式以列舉的方式固定下來，有利于民事抗訴范圍確定性。

再次，明確抗訴案件的啟動方式。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抗訴是檢察機關啟動再審程序的唯一的法定的方式。但在實際情況中，當事人向檢察機關申訴后，檢察機關經過審查，認為生效裁判有錯誤，不走抗訴程序，而是由同級檢察機關直接向同級法院發出檢察意見、檢察建議和糾正違法通知等方式，建議法院依法再審，而法院不是按照抗訴程序啟動的再審程序進行再審，而是按照法院啟動的審判監督程序進行再審。在司法實踐中，這種“軟監督”的做法符合中國重視人情的傳統，但是，從理論上來講，這三種方式不符合法律的規定。首先，這種啟動方式缺乏強制性，因此不具有法律監督的性質。其次，缺乏法律規則，難以保障當事人的程序權利和生效裁判所確定的實體權利，又缺乏強制性，不能很好地起到監督作用。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應明確只有檢察機關的抗訴才能引起再審程序。

最后，明確抗訴案件的次數。應著眼于維護法院裁判的穩定性、既判力以及降低訴訟成本，同時兼顧個案的公正，對提起抗訴的次數作限定性規定，避免“無限申訴”情況的出現。此種次數應當分別三種情形而定：一種是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的抗訴再審案件，由于此類案件的重要性，應當允許檢察機關提出兩次抗訴，而無論法院的再審結果如何；另一種是檢察機關根據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的申請而啟動的抗訴再審程序，由于此類案件往往不涉及公益等重大利益，因而應僅允許檢察機關提出一次抗訴即為足夠，也同樣無論法院的最終裁判結果如何；第三種對一經人民法院再審的案件和人民法院經審查駁回的當事人申請再審案件，不得再次提出抗訴。

（二）建立民事抗訴制度制約機制

邁克爾·D·貝勒斯在《法律的原則》一書指出，與純科學不同，法律的目的不在于發現真相或發現全部真相，也并不純粹為了發現真相。因為，這不但代價過高，而且往往與解決爭執的目的不沾邊。因此，對法院的裁判不能稍有誤差就盲目抗訴。尤其是在民事訴訟領域，檢察機關的抗訴是以公權力介入私法領域，因此，抗訴權的行使應慎之又慎。所以，構建制約機制乃是完善民事抗訴制度不可或缺的方面。

首先，建立民事抗訴的責任制度。在檢察機關行使權力的同時，應建立相對應的義務機制，使抗訴制度趨于完善。檢察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行使法律監督，應該說，對于憲法規定的法定職責是檢察機關不可推辭的。這些職責包括：1、建立應當抗訴的責任制度。對于涉及國家、集體、社會公益和多數人利益的案件，以及涉及到法律基本原則解釋的民事案件，其生效判決、裁定存在應予抗訴法定事由，則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對應當抗訴而不抗訴的案件，檢察機關不抗訴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2、建立錯誤抗訴的責任制度。對不應當抗訴，而抗訴的，情節嚴重的，應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并給予受害人一定的司法賠償。 

其次，建立民事抗訴的聽證機制。所謂民事抗訴的聽證機制，指的是檢察機關在決定行使民事抗訴權從而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訴之前，應當根據正當的聽證程序形成有效的決定。聽證程序是提出民事抗訴的必經程序，并遵循公開、公正和公平的原則。在聽證程序中，提出抗訴申請的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人應當有充分的發表意見和觀點的機會，在必要的時候，檢察機關可以通知對立方的當事人參與聽證，并與提出申請者進行辯論，在特殊情況下，人民檢察院也可通知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派出審判員參與聽證。當然，若是由檢察機關依職權提出民事抗訴的，其聽證程序則應允許有特殊的表現形式。

再次，設立立案審查程序，給予人民法院立案審查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審判監督工作座談會關于當前審判監督工作若干問題的紀要》規定了不適用抗訴程序處理的案件情形，對不適用抗訴程序處理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對不予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應先同人民檢察院協商，請人民檢察院收回抗訴書銷案；檢察院堅持抗訴的，裁定不予受理。因此，設置抗訴案件立案審查程序不僅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三）明確抗訴機關在抗訴制度中法律地位、訴訟權利和義務

首先，明確抗訴機關訴訟地位。由于法律規定的缺漏，對檢察機關出庭的地位、任務和權限等問題，學者們有著不同意見。有的認為，檢察人員出席抗訴再審案件法庭，是以國家法律監督者的身份對法院的審判活動依法予以監督。有的則認為，檢察機關應處于控方的地位，享有當事人的訴訟權力，承擔當事人的訴訟地位。因此，在再審程序開始后，實際上檢察機關的監督任務就已經完成。目前，檢察官出庭不僅不利于司法獨立，也容易造成當事人對檢察機關的纏訟。從檢察官出庭活動的內容來看，宣布抗訴書完全可以通過送達雙方當事人解決，并要求進一步充實抗訴文書說理改革。關于庭審活動合法監督，即使在刑事案件中檢察員在庭審中享有的權力也只是任何一個訴訟參與人均享有的權利，并不多出一個檢察官的法律監督權，這種監督完全可以也應該由訴訟參與人行使，檢察官不出庭，監督依然存在。至于提請法庭注意對某項事實或證據進行調查質證和發表抗訴意見，幫助法官分析案情，這已經超越了檢察權程序性監督的范疇，有干預審判獨立和當事人處分權的嫌疑。所以，從理論和實踐來看，檢察官均無出庭的必要，也不應該出庭。筆者認為，在現有法律規定的情形下，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啟動再審程序后，就已經實現了對審判活動的必要監督，無須再出庭進行抗訴活動，使再審程序啟動后仍然保持審判的等腰三角形結構，維護了訴訟結構平衡。

其次，限定檢察機關的調查取證權。根據民事訴訟法的特點和人民法院獨立審判原則，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其所具有的民事抗訴權應當限于法律監督的職能范圍，而不宜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調查取證，應當區別情況進行調查取證。對因原審程序方面的問題和法官個人的問題可能影響民事案件公正審判的事實應該進行調查。對因當事人的申訴案件證據方面的問題不應調查取證。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有權向法院、法官了解案情和查閱卷宗，但不宜行使調查取證權，更不應承擔舉證責任，如果檢察機關在抗訴中對證據進行調查，使證據對其有利的一方當事人訴訟力量增強，而另一方當事人訴訟力量相對變弱，不符合平等原則和公正原則，將破壞訴訟結構的平衡。

參 考 文 獻

1、馮仁強：《闡釋與重構——也論完善民事抗訴程序》，第七屆全國民事訴訟法學術研討會論文

2、參見劉家興主編：《民事訴訟法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參見潘劍鋒：《民事訴訟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