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演義》中的“投降”

相關論文：從《三國演義》看軍政謀略 論《三國演義》中的戰爭描寫

論《三國演義》中的“投降”

 初觀《三國演義》就被其深深吸引，那種壯大的戰爭場面撼動人心。雖然內容浩大，但其情節線索可以概括為：“七神”、“八獻”、“十字歌”。 “七神”即：“華佗神醫”、“孔明神算”、“趙云神將”、“關公神威”、“張飛神聲”、“黃忠神箭”、“管輅神卜”。“八獻”即：孫策獻玉璽、王允獻貂禪、曹操獻刀、龐統獻連環、闞澤獻降書、黃蓋獻苦肉、孔明獻空城、張松獻地圖。 “十字歌”即：“單刀赴會、二嫂過關、三請諸葛、四別徐庶、五馬破曹、六出祁山、七擒孟獲、八卦陣圖、九伐中原、舌戰群儒（閩南方言“舌”與“十”諧音）。書中那些文官武將，謀臣將士，有的是為了爭帝圖王，有的是為了扶主效忠，彼此之間，展開了無情的傾軋，使整部小說充滿著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和尖銳劇烈的拼死斗爭，其實這根本就是三大家族的斗爭。
 但是，與宏大的戰爭場面不協調的是那些將領們不僅極易投降，并且一降再降的也大有人在，像“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上）》，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28頁] 這句話都看熟了，給人的感覺就是三國時期的人似乎不像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那么有“忠義”倫理的觀念，但事實真是這樣嗎？
 在《三國演義》中，投降的將領總共有140人，共計148次，更不用說還有詐降的15次，以及沒交代主帥姓名的五次大規模投降：楊懷、高沛所帶的從人二百降劉軍；一百一回，鹵城太守，魏守將，素知孔明，開城投降；一百十二回，吳兵，大半降魏；一百十七回，洛城軍民，聞艾至，疑從天降，盡皆投降；沅、湘直抵廣州諸郡之守令皆望風而降晉，武昌亦降。
 投降的將領不僅身份、地位、民族各異，就連投降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直接反叛的、被設計而投降的、被義釋而后真心投降的、詐降的……他們當中有些人是名不見經傳的，有些人是大名鼎鼎的，如呂布、嚴顏、孟獲等。
 一、這些將領中一降再降的有：陳登、陳圭、華歆、張繡、黃權、譙周、申耽、孟達、甘寧。雖然同樣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變節，但人們對待他們的態度卻有所不同。像陳登、陳圭兩父子，他們先事呂布，后事曹操，之后又效忠劉備。不過，他們似乎是為時而動，過程雖然復雜，但最終的目的是要效忠于大漢劉家，因此書中對他們的態度是寬容的。
 還有甘寧原是錦帆賊，降劉表，還救過黃祖，后來投降東吳。他們的投降次數雖然多，不過或許是因為立功的緣故，作者對他們并不是很苛責。
 其他人雖然也是再三投降的，但相對于華歆，人們對他們并沒有太多的責備之詞。華歆先降孫策，后為曹操所用，變節兩次，但是人們對他的貶斥之詞則遠遠多于前者。究其原因大概是他幫曹操陷害漢主，這樣的行為違背了做臣子的忠誠，更無法在道德思想上找到立足之地。難怪《三國演義》中有評判他的詩句：“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52頁]
 二、一降然后又誓死效忠的有：龐德、姜維。龐德原是馬超的部下，在馬超兵敗后因病未與馬超同行去投靠劉備，后為張魯抵曹，被曹軍設計，遂降曹。后為曹操立下汗馬功勞，在與關羽的戰斗中不幸落敗被殺。但其豪氣卻讓人深深感動，尤其是他出征前預備了一副棺材，那種視死如歸的精神，讓人肅然起敬。
 姜維，原是魏將，被孔明設計以至兵敗，因為孔明非常敬重他的才能，更兼他也為孔明的才學所折服，于是降了孔明。從此，他與孔明名為將帥，實為師徒，感情甚篤。他為孔明出謀劃策，攻池掠地，成了孔明的左右手。孔明死后，他又繼承孔明的遺志，一心為光復大漢而操勞，幾度出兵，雖然沒有大的成就，也算是殫精竭慮了。可惜的是，他也無法避免和他老師同樣的命運：被奸臣陷害，以至于后主懷疑，功未成而先退軍。就算是后主劉禪投降魏國后，他仍為恢復蜀國而詐降于鐘會，企圖通過離間鐘會而達到自己復國的目的。但歷史是不容改變的，他還是沒有能夠改變現狀，最后自刎而死。
 有名的降有：孟獲的“七擒七縱”，他第一次為魏延所擒，第二次為董荼那所擒，第三次為馬岱軍所擒，第四次落陷坑為魏延軍擒，第五次為楊鋒及子擒，第六次詐降被擒，第七次為馬岱所擒，經過如此長時間、大精力的反抗后，他終于對諸葛亮心服口服地降了。可能是因為他是外族蠻夷的關系，諸葛亮和作者都沒有對他有太多的“忠義”要求，才使他能夠一賴再賴而不受懲罰，正是如此才成就了他在《三國演義》中最有個性也是最有名的投降。
 還有“張飛義釋嚴顏”也是廣為人傳誦的。書中第六十三回“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中，就有詩句贊頌張飛的這一行為：“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看”[ 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25頁]。
 第二句“惟憑義氣服軍民”，這是此詩的主題，它說明依仗武力可以壓人但不能使人心服，當然就不會得民心。這是不利于劉備成王霸之業的。而嚴顏是蜀中名將，剛毅倔強，就像詩中說的“白發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卷長江。寧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巴州年老將，天下更無雙。”[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25頁]如果以死相威脅，他不但不會投降，而且會引起蜀中軍民的仇恨。于是，張飛“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25頁]，使嚴顏深為感動，甘心情愿地表示投降。在嚴顏的幫助下，張飛進軍極為順利，沿途“望風歸順，并不曾廝殺一場”[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525頁]，說明只有“義氣”才能奪取人心。蜀中軍民免遭了一場兵難，便為張飛建廟塑像由衷地感謝張飛。
 其他的如本文開篇所說的，“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將領是呂布、馬超、徐晃。這三位都是猛將，武功卓越，因此說客都用這句話來打動他們的心，這也恰恰反映出作者在投降問題上的觀點：君臣關系是雙方面的，君賢則臣侍，君主有用臣下的權利，臣下也有選擇君主的權力。
 他們的投降皆因不可抗的外部因素而起，都是被設計陷害以至于背棄原主另投明主。這就與歷代名家關于“忠”的理念相符，也就是說雖然他們投降了，但卻沒有破壞“忠”的道德理念。
 三、除了戰場上的投降倒戈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倒戈方式，即投靠。“投”有異于投降，卻又有著和投降一樣的作用，不過這種方式自春秋戰國時就有，因此已經廣為人們所接受了。像受人尊敬的“劉皇叔”就曾經不止一次的投靠過他人，其他的還有呂布、文欽、龐德、廖化、太史慈等共15人次，而作者也沒有對這一行為有任何的不滿。
 四、至于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他算不算投降倒挺難判斷的，說他降了吧，他對劉備的衷心卻是矢志不移的；說他沒有降吧，又確實為曹操在戰場上立下過功勞。因此很難對他的行為下一個定義。
 以上是從投降的種類來談《三國演義》中的投降，下面我們來看看數量上的差別。
 降代表漢之大統的劉備軍的共計48人次，降曹軍的79人次，降吳軍的11人次，其他還有向袁術、劉表、司馬氏投降的10次。從數據來看，降曹的人遠遠多于其他的，這倒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畢竟最終是由以魏國為基礎的晉統一了中原。向劉軍投降的人數是吳軍的四倍多，這里應該與劉軍的正統血緣有關系。畢竟在當時的時代血統是相當重要的，與漢室沾親帶故的劉備顯然比東吳孫氏有名望些。
 與投降不同的是還有一些將領是詐降，甚至是不降的。
 詐降共15次。這些詐降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成功的有：陳泰詐降羌王、田氏詐降曹操、周魴斷發賺曹休、黃蓋苦肉計詐降曹操，其中應屬周魴和黃蓋的詐降最為有名。兵法有云：“兵不厭詐”，不過，詐降鮮有成功的，一般都以失敗結束，所以還是少用為妙吧。
 不降的有2次。韓珩、沮授不降曹，譜寫了一曲“粉骨碎身渾不怕，留取丹青照漢青”的正氣之歌。
由此，我想到了倫理道德和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倫理道德是人們的行為準則，是處理人際關系和人與社會關系的基本依據，在思想文化系統中，屬于較深層次的文化形態，對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直接的影響。傳統的倫理道德以儒家思想為正宗，用“禮”來“定親疏，決嫌疑，別詞異，明是非”，規范人們的言論行動，維護尊卑等級秩序，成為宗法政治的主要精神支柱。
“忠義”作為倫理道德，被孟子視為“天爵”，歷代封建統治者也奉為至尊。但“忠”與“義”是既與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倫理道德觀念。“忠”主要強調的是對封建最高統治者的服從，維護的是宗法等級制度；“義”所強調的主要是相互的責任和義務，維持的是集團內部的穩定與協調。作為一種道德理想，它們是互補互協的統一整體。而作為道德實踐，它們又常常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特別是在“義”被不斷賦予新的時代內容之后更是如此。因此，《三國演義》中的降也就不能簡單地看待了。
 那么書中描寫的眾多投降究竟有沒有違背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呢？
 要想分辨投降行為是不是違背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首先得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關于人的哲學有所了解。
 人的哲學，即對人、人的本質的認識，是一切思想文化的深厚根基，也是區別各種文化類型的重要標志。在傳統文化看來，自然、社會、人類是一個嚴整有序的統一體，并無各自的獨立性，所謂“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錯”[《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周易·序卦》]。“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曲禮 ，1229頁]。因此，作為個體的人只有按社會普遍認定的道德來確定自己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并規范自己的言行，才能獲得人的價值，否則就會失去做人的資格，而變為禽獸。因此，判斷投降這一行為有否違背傳統思想，就得看投降之人有否違背傳統道德標準。
 中國的傳統文化思想流源紛呈，但自漢朝獨尊儒術以來，各家影響中儒家的影響最大，因此我們要探究根源就先來看看儒家創始人孔子是怎么說的吧。孔子面對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回首歷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尋找智慧。他對《詩》、《書》、《春秋》、《周易》、《禮》、《樂》等文化遺產的刪修整理，強化其道德教化的意義，作為闡揚其道德理想的載體和母題。而“六經”的本質正是關于如何做人及怎樣維系好人與人關系的法則，正如《郭店楚簡·六德》所說：“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郭店楚簡·六德]
 孔子思想的核心即仁者“愛人”，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忠恕之道”。所謂“忠”，就是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雍也]。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要使別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時也要使別人事事行得通。
 在奴隸主社會的統治階級內部，君臣之間，上下之間，并不是互相尊重的，而是君、上的意志支配一切。但“忠恕之道”的提出，則無疑反映了當時春秋期間新興勢力向奴隸主統治者爭奪權利的愿望。新興地主階級希望在“尊王”的名義下，統治階級成員之間能互相尊重他人的愿望。
 同時，孔子的“忠恕之道”，在倫理學上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在《論語》中，提到“忠”字的有十五篇，共十七處，絕大部分是指臣下、國民對國君、執政者的“忠貞”、“忠誠”行為，但它決不是單向行為。其中提到“忠君”的有以下兩處：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為政]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八佾]
 前一條講“孝慈，則忠”，是在君主能“上孝于親”、“下慈于民”的前提下談臣民對于君上的忠誠的；后一條也是君主能依禮使臣作為先決條件來談臣對于君的忠心的。從中可以看出，顯然“忠”是基于君臣兩者之間雙向關系之上的，單方面要求下屬忠是不能接受的。
 孔子對于“忠君”的宣傳并不多，而且他不主張臣下盲從君主。相反，他認為對于君主之言，“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 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子路]，那就有導致“喪邦”的危險。當子路問到怎樣去“事君”的時候，孔子回答說：“勿欺也，而犯之。”[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憲問]主張可以當面觸犯人君。在處理君臣關系問題上，孔子首先強調的是居上位的國君要“守禮”、“正身”、“修己”，以身作則，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臣下心服，臣下才能真正地以忠事君。也就是說，孔子認為，優良道德風氣的形成，雖然人人有責，但是在位者身教的作用尤為重要；進行道德教化，養成良好的道德風氣，關鍵在于在位者。正如孔子所說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子路]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二版，論語·顏淵]
 總結來說，孔子的“忠”是指對國君或執政者的一種忠貞、忠誠，但它可以體現君子所具有的道德品質；“忠”并非是愚忠，而是基于上下級之間的雙向關系之上的，這與儒家后學所說的“忠”確實存在很大差別。但這正是三國時眾多叛變的理論支持，畢竟有許多的將領是有情有義，卻還是叛變的，原因就在于其君主要么是無情無義之徒，對臣下只有猜疑，要么是貪圖享樂之輩，勞民傷財，這些君主都沒有達到孔子所說的臣下“忠君”的條件，因此他們臣下的叛變也就情有可原了。
 其次，再從法家來看，其代表人物韓非子認為“人性利己”，“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 《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韓非子·難二]“人情皆喜貴而惡賤。”[《韓子淺解》，中華書局，1960年，韓非子·難三]他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統統看成是利害關系、買賣關系。只要是符合利益關系的事都可以做，也就無所謂忠與叛了。
再次，《淮南子》則認為道德評價的標準是多方面的，有些甚至相互抵觸，沒有絕對的是非，人們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徑而歸于善。認為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這就是說，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看人要看大略。它批評那些只看臣的“小善”，而不計大功的君主的做法是“失賢之數也”。
以上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忠義”思想的看法，也是《三國演義》中眾多反叛行為有力的理論支持。
 投降即妥協，以國人的思維方式及話語習慣來看，妥協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兒、一個貶義詞，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絕不妥協，為了一塊錢的損失花上千塊爭那一口氣，但結果卻往往是雙輸。
 對于現代人來說，我們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對應于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的。但在現實中道德單位是國家、民族，完全站在這個立場上的人，只是少數。在國家以下，從省、縣、企業到家庭、個人，都是比較穩定的不同層次的道德單位。由于存在不同層次的道德單位，善惡評價的道德標準本身在同一時代就是相對的，同一行為，站在不同道德層次的批判者往往給予不同的道德評價。按社會主義的規定，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處于最高層次，其他都處于從屬地位。而一般人的直覺卻恰恰相反：以自我為中心，社會半徑越小，對情感愈有可及性。
 對這個問題，《墨子·耕柱》中巫馬子就有一段敘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于越人，愛魯人于鄒人，愛我鄉人于魯人，愛我家人于鄉人，愛我親于我家人，愛我身于吾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拂之。故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也]”。[《墨子教注》，中華書局，1987年，墨子·耕柱

參考文獻：
1、羅貫中:《中學生課外文學名著必讀•三國演義（上、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
2、沈善洪、王鳳賢：《中國倫理學說史（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3、范寧：《三國演義•名家解讀》，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
4、陳瑛、溫克勤、唐凱麟、徐少錦、劉啟林：《中國倫理思想史》，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
5、李保初、吳修書：《中國古典小說卷中詩詞鑒賞》，華文出版社，1993年；
6、洋溟：《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瞿振明：《道德的傳統規范與理性抉擇》
7、湖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中國古代文學論集》，中華書局，2002年，王齊洲：《傳統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明代小說發展的一條線索》（原文載《文學遺產》1987年第5期）
8、老石：《“妥協”也是一種“原則”》， 青年時報， 2004年11月11日，（第1128期，第2版•時評）
9、楊伯俊：《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
10、夏乃儒：《孔子的義利觀與當代的文化建設》，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11、湯勤福：《試析孔子道德人格學說的主要范疇》，上海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
12、羅國杰：《中國傳統道德·理論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13、羅國杰：《中國傳統道德·規范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14、羅國杰：《倫理學名詞解釋》，人民出版社，1984年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道德場。
 總結來說，人所處的道德單位層次不同就會對同一行為有不同的看法，我們現在的道德標準與三國時期的道德標準有很大的不同。其實在《三國演義》中，“忠義”思想基本上是作為統一體予以表現的，即使存在某些矛盾，也沒達到破壞它們的整體和諧的程度。雖然在我們看來，《三國演義》中的某些行為不符合我們現在的道德標準，但它其實還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