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水滸》招安結局的思想傾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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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的作者主張功成身退，不贊成宋江迷戀功名富貴，對他的這種思想持批判的態度，這是明確的，肯定的。但作者仍然為他安排了悲劇的下場，這絕不是表明作者在招安結局中要把批判的主要矛頭指向宋江，作者的頭腦清醒，思想深邃，目標明確，他在招安的悲劇結局中，批判的鋒芒主要指向封建統治階級。作者一直是抓住作品中基本矛盾的兩個方面進行描寫的。如果說在招安以前的部分，作品在描寫統治階級進行迫害和被壓迫者進行反抗的斗爭中、在統治階級實行軍事鎮壓和起義軍進行軍事反擊的斗爭中，以歌頌被壓迫者奮起反抗的英雄行為和起義軍粉碎鎮壓、掃蕩州縣、所向無敵的力量和威風為主，以揭露和批判統治階級的罪惡為輔，那么，到招安以后，在描寫以宋江為代表的忠誠的歸降者和以蔡京、童貫等權奸為代表的統治階級的矛盾斗爭中，則是以揭露和批判統治階級陰險、殘酷的面目和本性為主了。
梁山起義軍接受招安后，與統治階級的矛盾沖突并未結束，而是在新的意義、新的形勢下，很快就由統治階級挑起了新的矛盾沖突。統治階級對歸降了的起義軍及其猜忌和仇視。《水滸》的作者是屬于思想尤為清醒的現實主義作家。歷史上提供的經驗教訓，人民譴責殘殺功臣的強烈愿望，自己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體驗，使他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本性有明確的認識，做出了他獨特的藝術創造。所以，在描寫招安實現以前，他立即調轉筆鋒，既從正面揭露；又從側面作出暗示；或徑直以韓信被殺的典型事件提出警告。整個起義軍頭上籠罩著一片陰沉、悲涼的氣氛。這與招安剛剛實現時那種歡樂的氣氛適成鮮明的對照。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正式提出招安主張時，雖然引起了一部分頭領的強烈抗議，后來也幾經波折，但是起義軍畢竟沒有因此而分裂。而在為統治階級死力奮斗的過程中，對悲哀前途的預感和認識，卻使這批同生死的結義兄弟，人心思散，各謀退路。到平方臘之后，戰爭損折“十去其八”，剩余之人大部分又以各種理由星流云散，這實際上就是起義軍的完全瓦解、分裂，這種局面難道不是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批判？
那么，作者為什么要為宋江安排一個悲劇結局而不去安排成功引退的解決呢？看來這是作者嘔心瀝血的精心選擇。從人物形象來說，作者對宋江在招安前是作為對宋王朝懷者忠心的江湖義士、在招安后作為對宋王朝忠心耿耿的朝廷忠臣來塑造的，他要把宋江塑造成為集忠義于一身的人物。雖然在招安以后遭到統治階級的疑忌、屈辱的刺激和明智之士的分析，使他對悲劇前途有著深切的預感，這說明他并非始終沉醉。但是，他對生前富貴的貪戀，死后青史留名的愿望，最主要的是濃厚的忠君思想，——總之，他的封建的世界觀，決定了他與燕青、李俊等人大異其志。他對悲劇的預感、對奸佞的不滿和對起義軍兄弟的義氣，使他不能去責備以各種理由告辭隱退的人們，但他也不可能與那些兄弟走相同的道路。他只是一再說“忠心報國，死而后已”，“縱使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他是要對宋王朝盡忠到底的。
誠然，以作者的藝術才力，并非不能在不違背他的性格邏輯的前提下，對他的結局作出另外的處理，如寫他在最后的時刻，居然逃脫奸臣的毒手，隱退而去，善終天年。但是，這樣寫，事實上就等于否定了肖嘉穗等人前面分析的“兔死狗烹”的必然性，而將大大削弱作品揭露和批判統治階級的罪惡的總的傾向性，而作者卻是要在結局中加強這種傾向性的。因此，作者就不能按照宋江的性格邏輯一直寫下去，讓他的思想發展到頂點，成其志，完其節，一直到死后還讓他在夢境中向宋徽宗表白忠心。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忠良的形象，這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他不是為塑造忠良而塑造忠良，而是借所塑造的這個人物“話舌”即話題，為表達思想傾向服務。請看，作者寫宋江一再表示，忠心報國，死而后已”，并無半點異心，但最后又一再讓宋江喊出“賜死無辜”、“得罪何辜”、“朝廷負我”，這不分明是用宋江被害慘死的鮮血淋漓的事實，對統治階級殘害忠良、屈殺功臣進行血淚的控訴嗎？
應當說，作者的思想確實是有矛盾的。他歌頌起義軍的反抗斗爭，但又不能為他們安排勝利的結局；他肯定走招安的道路，但又批判宋江對招安的急噪態度和某些作為；他不贊成宋江留戀功名富貴，主張功成身退，但又要通過寫宋江功成不退，終于被統治階級害死；他哀痛宋江的慘死，但為了更有力地揭露和鞭撻統治階級的罪惡，又不得不含著眼淚寫宋江的慘死。是不忍心將起義軍和宋江寫成悲劇結局，又不能不寫成悲劇結局的極其痛苦的思想感情的矛盾。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作品對統治階級的揭露、譴責，決不僅限于對蔡京、童貫等四個奸臣，而是包括了封建皇帝為首的整個封建統治階級。作品把“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說成是皆由奸臣所為，那實際上也是一種使作者、作品逃脫封建文網的“狡猾之筆”。揭露和批判的鋒芒最終指向哪里，是很清楚的。正是那位被稱為“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在個人愛好上歌舞放蕩，聲色狗馬，腐化不堪；在臨朝執政上，重用奸佞，聽信讒言，出爾反爾，背信棄義。有昏君才有奸臣。他是奸臣們的孵化者、支持者、庇護者。奸臣們正是在他的默許和縱容下，才在地方上放縱親朋，魚肉百姓；在朝廷內狼狽為奸，翻云覆雨，敗壞朝政，殘害忠良。作品在開頭寫“亂自上作”，這個“上”，其實直上到皇帝；作品以結尾寫“毒自上來”，這個“上”，皇帝不能辭其咎。作品以亂開始，以亂告終。徽宗皇帝不是什么“暫時昏昧”，更不是“至圣至明”的天子，而是至昏至昧，昏昧一生的昏君。宋王朝，尤其是作品描寫的宋徽宗一朝，決非作品開場詩中所贊美的什么“一旦云開復見天，也不是宋江幻想的招安以后就“重見天日”。在作者的筆下，宋徽宗一朝之天從未晴朗過，一直是陰云密布，暗無天日。
是的，《水滸》的作者沒有躍出封建皇權主義的局限，要把宋徽宗打翻在地，歷史事實使他也無法安排這樣的結局。但是，作品描寫的鮮明、具體的生活圖景告訴人們：在那個上上下下腐敗不堪、黑暗絕望的朝代，封建統治階級的陰險毒辣，不可信賴的；留戀功名富貴兇多吉少；對統治階級效忠到底，難免發生悲劇。這就是《水滸》歌頌人民的反抗斗爭和暴露封建社會黑暗統治的主題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側面，也是作品在招安悲劇結局中表達的主要思想傾向。
參考文獻：
1、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陸建祖
2、施耐庵　羅貫中：《水滸全傳》，岳麓書社，2001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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