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詩歌中的女性意識初探(二)

女性對世界的把握介入，在身體上充滿了一種自虐和對抗 (有很濃的性色彩) 的味道。藏棣認為“當代最優秀的女性詩歌都深刻地觸及了女性的性意識”， 這在一定程度上受了美國自白派詩人西爾維亞譜拉斯 “挖掘潛意識，大膽地寫隱私和禁忌”的影響。同時，男權社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同孫紹先所說“女子在男權社會己經被壓向自己最后的一點領地 ----性的權利。而男子在這個問題上依然以自我為中心向女性橫施禁令。”從而女詩人們便將性作為詩歌的一個重要關注點，把愛情當作偉大的事業。在中國，女性意識的覺醒，是五四時期，它是伴隨著政治革命和西方思潮的介入而發生的。最初也只是少數的知識女性一種朦朧的個性解放要求。此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女性作家，但跟同時期男性作家相比，她們是那樣的孱弱，不過吟唱出了一系列風格各異的“愛情詠嘆調”而已。詩歌方面，更加貧弱，唯一的代表是冰心。其詩雖然文字清新、雋雅，但最多只是一種淺層的對真善美的贊歌，停留在一種社會倫理層次的外在行為的認識和追求，沒有能夠深入到人的復雜幽深的內心世界中去。伊蕾曾自稱“我的詩中除了愛情還是愛情，我并不因此而羞愧。愛情并不比任何偉大的事業更低賤。”其詩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實踐。如《獨身女人的臥室》、《情舞》、《流浪的恒星》、《迎春花》等。在女子性意識上 “具有石破天驚的大膽描寫而不沾一點邪惡和骯臟”，“可能是中國女性最赤裸的自白，卻沒有一點肉麻和卑污的感覺”。這個評價同樣適合當代的女性詩歌。八十年代初開始，一群更年輕、更敏感的女性詩人在迅速地成長。她們具有更強烈的女性個體意識，她們深刻地反觀自身，從不掩飾內在的欲望和像男人一樣強烈的擴張意識。她們中的代表人物先后以所謂第三代詩人的身份，出現在中國詩壇，并立刻以轟動性的效應，  引起世界矚目。唐亞平的組詩《黑色沙漠》、翟永明的《女人》、《靜安莊》以及稍后出現的伊蕾的《獨身女人的臥室》，不僅令男人們驚訝不已，連女人們自己也面對它們目瞪口呆�；蛟S這正是她們對自己從來“肩負著較男人更多的雙重痛苦”（曉音語）的逆向反應。尤其唐亞平、伊蕾的詩歌，以一種“肉體”語言直接呈現出女性的欲望、焦灼，充滿了水淋淋的感性的誘惑，其大膽程度，足以轟垮對女性形象要求的任何傳統的美學規范。這是連稍前時期的舒婷們也不敢想象的。這些走在時代前面的詩人們在自己內心里掙扎、思考，撕碎自己但又逃不出自己。也就是說，她們雖然強烈地感到了男性世界的壓迫，強烈地希望掙脫束縛，但又不知道怎樣才能擺脫自己命定的女性角色，只好以一種變態的瘋狂，以自己的血肉為代價來向世界展示自己。雖然如此，但女性對于性意識的過份關注，使得女性的放縱和自虐感加強。鄭敏認為“女詩人發現自己，是發現了自己心理中陰暗隱蔽的那部份。有的詩歌象個人病態的泄，性意識過于強化，以至于泛濫成災”。 

女性要以寫作對世界進行把握和介入，確實必須尋找到一個語言的憩居點，也就是語言必須尋找到一個適合自我乘載的主體，以便更好地對世界進行把握和介入。汪劍釗認為對女性生理特征的關注已成為當代詩歌中建立女性話語的一個據點。這里的“生理特征”，其實就是“身體寫作”的具體說法。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女性處在一種失語的狀態下，“她們還沒有自己的話語，還沒有一支真正屬于自己的筆”。在世界和男性世界的雙重壓榨下，女性寫作被逼回了自身，甚至逼回了肉體。伊蕾以一句“你不來與我同居”直指加在女性身上的傳統的貞潔觀念。唐亞平在女性生命壓抑和掙扎中希望“自己變成有血有肉的影子”，并且讓那手把陽光聚于五指“在女人的乳房上烙下燒焦的指紋”“在女人的洞穴里澆鑄鐘乳石”。這一充滿“黑色情緒”的詩句向人們傳達的是女性的“性意識”體驗，也是生命最生動的表現。 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里認為女性寫作的實踐是與女性軀體和欲望相聯系的，她說“婦女的身體有一千零一個遁向激情的門檻。”唐亞平把軀體當作“世界的依據”，當作“個人完美的所有”,“世界的所有”。她說:“當我有了懷孕的體會，當我有了兒子，自身的覺悟便一一體現”。女性對自我身體體驗的關注導致了身體寫作詩歌的大量涌現。我國的女性詩歌在80年代后“自我發現”,“自我撫摸 ” 的詩學形式也就是身體寫作的表現。 

    女性身體寫作對身體的進入其實也是對世界的進入，是對世界把握的一種方式策略。由于女性生理與自然四季更替，月事圓缺直接相應，她們在進行身體寫作的同時也進入了世界。女詩人走進世界亦是為了進一步探索自身，正如唐曉渡所說“對世界的進入就是對自我的進入 ”。唐亞平的 “懷腹” 詩學，就是詩人對自己，對世界介入的反映�！皯迅故窃娙嗽娨獾脑凶o，孕育世界的一種狀態”，⒄ 詩人不但寫自己的身體體驗，也寫身體對世界的感知。女性“軀體寫作”對自身和世界進入的定位，使女性對世界把握介入的參與意識有了一個憩居點。

女性詩歌雖已走出80年代舉步維艱的時期，但也面臨更新的問題。部份女詩人也正在努力追求一種超性別的寫作，在我看來，這種“超性別”是首先意識并認識到性別的差異及其中的不平等，而不是麻木混沌地將“男女都一樣”或“男尊女卑”這樣的歧視意識混為一談。也不應該繼續站在狹隘的女性意識的背景下，而應該像所有的男性詩歌一樣，以全社會、全民族、全人類的文化心理傳統作為自己深厚的基礎和文化背景。站在詩歌角度，女性詩人們首先要做的是拋開自己的性別特征，而作為一個獨立的、自主的、感性的、全面的人，來重新打量世界，重新觀照詩歌。因此曉音在《我簡單而失敗的西屋》一文中說“我不希望我以一個女性”出現在詩壇，“作為一個詩人，我思索的對象已經超越了整個人類和整個人類所既定的秩序，面對著一個博大無比的宇宙帝國，用筆與之對話”。

參考文獻：

《女子詩報》  

《翼詩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