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唐南貶詩人的屈原情結(一)

論中唐南貶詩人的屈原情結
內容提要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中唐南貶詩人詩作均有屈原情結。劉禹錫、柳宗元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突出怨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較強，對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意志；韓愈與李紳通過與屈原悲慘遭遇的比擬，抒發自己無辜被害的怨憤，偏重于個人情懷的表現。初盛唐貶謫詩人的屈原情結，是中唐詩人的淵源，二者盡管有理性與情感之別，但總體上中唐時的悲劇氣氛要比初盛唐時期濃厚得多。
關鍵詞 中唐文學； 南貶詩人； 屈原情結
　貶謫是中國古代的一種常見現象，至少從屈原起，貶謫又和文學發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緣關系，成了一種重要的文學現象。號稱盛世的大唐王朝，承平日久，疆域遼闊，其駕馭臣下，恩威并施，對于犯法忤旨的官員，往往給以貶謫。所貶之地，以嶺南、湖南最為殘酷。嶺南、湖南地區，遠在天涯，習俗迥異，加以瘴癘蠻荒，故北方士人視為畏途。唐代是士人南貶數量甚大的時代，明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8中，曾舉出歷代流貶的士人多達80余人，其中唐代就有47人，占南貶士人之大多數。而中唐元和前后，又是詩人貶謫較為集中的時代，著名者就有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李紳、呂溫等。他們多數是具有經世治國抱負的耿介之士，而因昏暗混濁的時代因素，或權力角逐的宦海風波，被疏離于權力中心，以至于逐出朝廷，貶謫蠻荒。政治生命的終結，人生經歷的巨大落差，極大地撼動其破碎的心靈，在對政治前途的幻滅中，他們把精力與心智轉向了文學創作，以其文學的生命重塑，求得心理的平衡，補償政治的失意。這種與屈原相似的經歷，使他們對屈原產生了特殊的情結。由于每位詩人貶謫經歷的不同，其屈原情結，也表現出各自的個性差異。本文選取劉禹錫與柳宗元，元稹與白居易，韓愈與李紳6位大約三種類型的貶謫詩人，作為考察對象。 　　 　　一 　　 　　劉、柳的貶謫，是由參加王叔文集團達到最高峰而轉眼之間跌入命運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過程。在貶謫生活中，他們又堅持自己行動的正義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們復雜的貶謫生活和貶謫心態，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貶謫是他們政治命運的終結，同時也是文學命運的發展，貶謫的過程使他們成就為大作家，他們無疑是中唐元和時期貶謫文學的代表。在貶謫過程中，特殊的遭遇使他們與屈原發生了共鳴，特別是受屈原《離騷》、《九歌》等作品的影響，怨憤精神突出。 　　先看下面資料，《舊唐書·柳宗元傳》： 　　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荒，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凄惻。［1］卷160 　　《新唐書·柳宗元傳》：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郁，一寓諸文，仿《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2］卷168 　　劉禹錫《竹枝詞九首序》： 　　昔屈原居沅湘間，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為作《九歌》，到于今荊、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詞》九篇。［3］卷27 　　《舊唐書·劉禹錫傳》： 　　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1］卷160 　　《新唐書·劉禹錫傳》： 　　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傖佇。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余篇。于是武陵夷俚悉歌之。［2］卷168 　　任半塘說：“屈原在沅湘，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九歌》，影響后世文學者頗著，唐劉禹錫在建平，追蹤屈原，亦留意民間歌舞，采其聲容，廣其情志，作《竹枝詞》九篇，遠近傳唱。”［4］4-5可以見出屈原的創作對劉禹錫的影響。 　　屈原一生堅持理想，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為了表現自己高潔的情懷，他在流放瀟湘之時，寫作《離騷》，以抒發怨憤，為南方文學奠定了良好的開端。劉禹錫被貶朗州司馬，選擇居所以招屈亭為鄰，其《酬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云：“昔日居鄰招屈亭，楓林桔樹鷓鴣鳴。”［3］319以屈原為代表的楚騷文化，融匯在劉禹錫的創作中，他在《武陵書懷五十韻并引》中說：“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貶為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3］277朗州自屈原自沉后，形成競渡的風俗以紀念這位愛國志士，劉禹錫在朗州寫了《競渡曲》，自注稱：“競渡始于武陵，至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事見《圖經》。”詩云：“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3］341 　　劉禹錫的很多作品學習屈原。他的《問大鈞賦》即模仿《天問》，最后說：“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三售。”［3］3他的《何卜賦》則又模仿《卜居》，用問卜的方式抒寫內心的憤懣。至于詩文中用《楚辭》典故之處，則更多，如《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醴有蘭。”［3］303即用《九歌·湘夫人》典：“沅有�召怩酚刑m，思公子兮不敢言。”他自己也在《別夔州官吏》中說：“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蠻神。”［3］571這是他學習屈原的真實寫照。 　　劉禹錫在朗州，因為特殊的遭遇和處境，他靈心善感，聽到南音而心潮起伏。他作了《采菱行》，末尾四句說：“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3］342 　　柳宗元與劉禹錫一樣，他被貶永州不久，就寫下了聲情并茂的《吊屈原文》，吊屈原實則是吊自己。“后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攬蘅若以薦芳。愿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晃。”其贊美屈原說：“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5］516-517實際上也是自己堅持正義，九死未悔的自白。他又有《懲咎賦》等，也是摹擬屈騷之作。名為“懲咎”，實是述志。對永貞革新中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對受迫害表示深深的感慨和不平。他說：“處卑污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為尤”，“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盡管有救世濟時的抱負，但“讒妒構而不戒兮，猶斷斷于所執。哀吾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5］54。致使自己被罪廢削，貶謫南荒，孤囚無依，神態荒耗。賦的最后寫道：“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其焉加？配大中以為偶兮，諒天命之謂何！”［5］56仍要堅持理想，固守“大中”之道，盡管遭受挫折，仍不屈不撓。清人林紓《柳文研究法》云：“屈原之為《騷》及《九章》，蓋傷南夷之不吾知，于是朝廷為不知人，于己為無罪，理直氣壯，傅以奇筆壯采，遂為天地間不可漫滅之至文。重言之，不見其沓；昌言之，莫病其狂。后來學者，文既不逮，遇復不同，雖仿楚聲，讀之不可動人。惟賈長沙身世，庶幾近之,故悲亢之聲,引之彌長,亦正為忠氣所激耳。柳州諸賦,摹楚聲，親騷體，為唐文巨擘。”［6］64-65 　劉、柳貶謫南方，受南方文學精神的薰陶，特別是受屈原騷怨精神的影響，一方面使其作品具有更為深沉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對永貞革新失敗后被貶的命運更增添了悲劇性色彩。劉、柳的文學對于南方文學更有很大的影響。南方的文學，尤其是湖南一帶的楚地，春秋戰國時期，雖孕育了偉大的詩人屈原，文學上放出了異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大一統天下的出現，政權的中心長期坐落在北方，南方地區，則成為蠻荒地帶，更是流人的處所。賈誼到了長沙，已深感“地卑濕”，而“壽不得長”。嶺南一帶更是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時，柳州風俗落后，人民愚昧，與中原不同。韓愈在《柳州羅池廟碑》中，說柳宗元“不夷鄙其民，動以禮法。……于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以至于當時民謠有“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柳色依然在，千株綠拂天。”［7］10在柳宗元治柳之前，柳州一帶幾乎沒有文學，此后柳州以至嶺南文學的發展，是柳宗元開其風氣。劉、柳的文學受南方文學精神的熏陶，他們自己的文學又對南方的文學影響極大，這是相輔相成的。 　　 　　二 　　 　　白居易的貶謫，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元和十年（815）云：“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8］19白居易貶江州司馬，乃王涯落井下石之故。王涯早年與柳宗元為友，后來蹤跡漸疏，蓋宗元鄙其人品之低下，故疏之。大和九年（835），王涯罹甘露之禍，死于非命，居易《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詩，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9］2330之語。 　　白居易有很深的屈原情結，但與劉禹錫、柳宗元的執著精神卻截然不同。他在《詠懷》詩中說：“自從委順任浮沉，漸學年多功用深。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長笑靈均不知命，江籬叢畔苦悲吟。”［9］1024又在《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十三中說：“楚王疑忠臣，江南放屈平。晉朝輕高士，林下棄劉伶。一人常獨醉，一人常獨醒。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歡情。歡情信獨善，苦志竟何成？兀傲甕間臥，憔悴澤畔行。彼憂而此樂，道理甚分明。愿君且飲酒，勿思身后名。”［9］306-307其《詠家醞十韻》又云：“獨醒從古笑靈均，長醉如今��學攵伯綸。”［9］1389白居易對于屈原的身世是同情的，對其精神也是贊揚的，但他并非像劉、柳那樣，帶著滿腔的激情，對屈原的身世表現出極大的贊嘆，對其作品極力地效法，故而將自己的遭遇與創作融為一體，表現出巨大的憂憤情懷。白居易則非常理智，既對屈原忠直的精神與苦志的追求表示認可，但并不學習屈原執著的意志。“在白居易看來，屈原不能委順從命，忘懷得失，其結果只能是流落江畔，悲吟自怨，終究于事無補。與其如此憂怨苦悶，損性傷身，倒不如沉溺酒鄉，泯滅悲喜，得樂且樂，這樣反倒更自由、更灑脫。于是，他為自己選擇了一條與屈原大異其趣的‘獨善’之路。”����［10］ 　　白居易 “獨善”的思想，使其在歸趣上與屈原完全不同。他對屈原的經歷與精神，更多的是慨嘆，而很少效法。為了加強慨嘆的力度，他還將屈原與賈誼相提并論。其《讀史》五首之一云：“楚懷放靈均，國政亦荒淫。彷徨未忍決，繞澤行悲吟。漢文疑賈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為心。士生一代間，維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9］102又在《偶然》二首其一中說：“楚懷邪亂靈均直，放棄合宜何惻惻。漢文明圣賈生賢，謫向長沙堪嘆息。”［9］1041從時代環境來看，中唐是治世而非亂世，與賈誼所處的環境極為相似，身處治世而被逐，其情懷就更加悲苦。白居易對屈原的態度，代表了唐代一般世人的心理狀態，這也是“安史之亂”后出現的失意詩人心理狀態的延伸與發展。中唐前期詩人劉長卿《長沙過賈誼宅》詩云：“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后，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吊豈知。寂寂江山搖落后，憐君何事到天涯。”［11］337表現悲苦自傷之情，入木三分。清喬億《大歷詩略》評曰：“極沉摯以澹緩出之，結乃深悲而反咎之也。讀此詩須得其言外自傷意，茍非遷客，何以低回如此？”［12］489白居易詩與劉長卿詩一樣，也表現出濃厚的自傷之感。 　　白居易是善于自作解脫的詩人，故而常將屈原與陶淵明比較，前面所引的詠陶詩中提及屈原，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一方面，尚永亮先生曾作過專門的研究，認為白居易“要擺脫屈原的影響，超越屈原模式，就必須找到一個足以引導自己走向解脫的范型，這個范型，白居易一眼選中了陶淵明”。“不過，白居易對陶淵明的全身心的擁抱并不在此時，而是在他生命遭受驟然沉淪的貶謫之后”［10］。實際上，我們觀察白居易一生，他追求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境界，因而無論在什么時候，都不會全身心地擁抱陶淵明，只是將陶淵明的避世作為自己保持心理平衡的一劑良藥而已。他雖然有很多詩篇涉及陶淵明，但只是汲取陶淵明精神的一部分。陶淵明具有濃厚的出世思想，且到了后期，占據了他精神世界的全部，體現了老莊超越塵世、追求隱逸的最高境界。白居易則一生糾纏于世俗的宦途與浮囂的名利場中，從沒有過徹底堅定的出世思想，也缺乏屈原式的執著的入世精神，因而只能在屈原、賈誼、陶淵明之間搖擺不定。這也是中國歷代文人的典型狀態。繆鉞先生在《詩詞散論》中說：“詩以情為主，故詩人皆深于哀樂，然同為深于哀樂，而又有兩種殊異之方式，一為入而能出，一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曠，往而不返者纏綿，莊子與屈原恰好為此兩種詩人之代表。……蓋莊子之用情，如蜻蜒點水，旋點旋飛；屈原之用情，則如春蠶作絲，愈縛愈緊。自漢魏以降之詩人，率不出此兩種典型，或偏近于莊，或偏近于屈，或兼具莊、屈兩種成分。”［13］24-25白居易則為“兼具莊、屈兩種成分”之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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