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上市公司的長期資產減值理論研究(二)

的。因此,從資產內涵這一角度看,資產減值會計是對資產的后續確認。《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第二條規定:“資產減值,是指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于其賬面價值”。可見,資產減值其實是可收回金額同資產的歷史成本即賬面價值這兩種計量屬性在不同時間點對同一資產進行計量所產生的差異。實質上來看,減值準備的計提就是用價值計量代替成本計量。對于減值準備的計提動機,國內外己有了諸多研究成果,普遍將其歸結為經濟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兩類(Wilson,1996)。一方面,當業績低下、同行業競爭以及經營策略轉變等導致資產價值下降時,通過計提減值,各項資產的價值得到合理估計和及時確認。另一方面,管理層也可能從自身利益出發,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資產減值政策。在研究會計數字時,學者一般會分為操縱性和非操縱性兩類進行考察。資產減值計提的經濟因素就屬于非操縱性部分,而盈余管理因素就屬于操縱性部分。但Wilson(1996)在對資產減值研究進行評價時提出,不應將會計數字簡單的二分為操縱性和非操縱性,而應分為三部分:計量基礎計量誤差和盈余管理計量基礎,即由無數個擁有管理層私有信息,并由監管部門認定而有計量基礎判斷權的專家形成的一致信念;計量誤差,即各假設下的度量與一致估計之間的偏差;盈余管理,即為個人利益或公司利益,對會計報告實質精神的故意違背。計量誤差介于理想的計量基礎和盈余管理之間。基于Wilson(1996)的思想,減值準備按計提動機分為三個部分:經濟因素、穩健性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

四、樣本選擇與分析

1、長期資產減值轉回的構成分析

2001—2004年上市公司長期資產減值損失轉回。期間,有2151家次公司發生了長期資產減值轉回,占總樣本的48.76%。其中長期資產轉回的金額占總資產的27.5%。從轉回金額的構成來看,固定資產與長期投資的減值轉回分別占長期資產減值轉回總額的65.12%與20.24%,分別占全部資產減值轉回總額的17.91%與5.57%,構成長期資產減值轉回的絕大部分。總的來看,盈利較低的公司、扭虧公司以及高管層變更的公司有更大的激勵來利用長期資產減值轉回來提高當期會計利潤。平均來說,如果不允許長期資產減值損失轉回,減值轉回公司的凈利潤將下降。從數據分析看，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占減值前總資產的0.07%,占減值前凈利潤的2.3%,占減值前長期資產的0.18%,占長期資產減值前余額的12.44%。,僅從會計當期來看,長期資產減值轉回對企業資產與利潤的影響都舉足輕重。在2001至2004年間,如果不允許長期資產減值的轉回,將有128家公司由盈利變成虧損,虧損的比例將上升19.08%在2001至2004年間,如果不允許長期資產減值的轉回,將有50家公司將扭虧失敗,占扭虧公司總數的16.89%。

五、研究結論與啟示

對公司長期資產減值轉回比例影響因素的分析表明,盈利較低的公司、扭虧公司以及高管層變更的公司有更大的激勵利用長期資產減值轉回來提高當期會計利潤。這表明上市公司的長期資產減值轉回并非由于其資產質量的改善與經濟因素的好轉,而是由于其利潤操縱的動機所致。長期資產減值轉回往往成為盈利較差公司粉飾其盈利能力的手段,也是扭虧公司擺脫虧損的主要途徑之一。對于審計師、監管者與投資者來說,扭虧公司、業績較差公司以及高管層變更的公司的長期資產減值轉回行為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即使在市場較完善的美國,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也強調,長期資產減值損失不得轉回。整體來說,我們的經驗證據支持了我國《資產減值》準則的修訂。“長期資產減值損失不得轉回”這一規定有助于壓縮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間,使得長期資產減值更好地反應其經濟實質。新會計準則對資產減值轉回的規定,在抑制利潤操縱的謹慎性和反映真實價值的相關性上反復衡量并有所取舍,其結果必然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新的規定有利于規范上市公司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行為,總體上其利大于弊,提高了我國會計信息的質量,對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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