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對我國區域經濟不平衡發展的影響分析正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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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理位置條件、社會文化差異性、金融發展等諸多因素對FDI區位的決策也有著重要影響。尤其對那些處于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為減少外部不確定性和高額信息成本帶來的投資風險,外商投資往往比較看重地緣的鄰近、語言的溝通、文化的相似和政策的優惠以及金融配套等因素。
1.3外商直接投資微觀區位決定理論
FDI微觀區位研究著重探討一國內部FDI區域差異及其決定因素。由于微觀區位研究對于一國內部亞區域籌劃應對政策意義更大,因此也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興趣。FDI微觀區位決定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企業層面,二是區域層面, 三是來源地層面。
1.企業層面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定研究。不同的跨國公司投資決策考慮的區位因素通常有較大的差別,因此,為了解FDI區位決定的一般規律,往往需要進行較大范圍的問卷調查或實地考察。如世界銀行“中國投資環境調查研究”課題組(2005)對遼寧省14個城市1070家企業的調查表明, 基礎設施、國內市場進入、退出壁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技能和技術稟賦、國際融入、稅賦負擔、金融服務、企業競爭力以及城市環境吸引力等是投資區位決定的重點考慮因素。
2.區域層面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定研究。這類研究將一國內部區域當做同質單元, 采用計量方法分析FDI 的區位影響因素。區域層面的研究早些時候主要用于發達國家的分析, 如Coughlin等( 1991) 采用條件logit 模型分析了1980 年代初期美國制造業引進FDI 的區位決定, 認為高人均收入、制造業活動集聚區可吸引更多的FDI, 而高工資、高稅收區則相反; Nachum( 2000) 對金融等高端服務業FDI 在美國各州區位決定的分析表明, FDI 與經濟地理因素密切相關。正在崛起的中國以其非凡的引資業績聞名于世, 但中國的FDI 空間分布是極不平衡的, 以2007年為例, 80% 以上的FDI 分布在東部沿海, 而廣大中西部的份額不足20% 。這種現象吸引了眾多中外學者的興趣。許多經驗研究表明中國這種FDI分布不平衡性與其區域特征密切相關( Qu and Green,1997; Coughlin and segev, 2000; 等) 。魯明泓( 1997) 利用1988- 1995 年29 個省區外資數據分析了投資環境對FDI 區位的影響, 發現GDP、第三產業比重、城鎮化水平、政策優惠度、經濟外向度與各地區FDI 成正相關, 而勞動力成本和國有工業產值比重與FDI負相關。此后, 許多學者采用計量方法深入研究了中國FDI 區域差異的決定( Coughlin and Segev, 2000;等) , 多數結果表明, 地理區位、市場化水平、基礎設施、對外開放度、累積FDI、優惠政策、集聚經濟、勞動生產率、產業關聯性等因素對FDI 區位決定有正效應, 而勞動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成人文盲率等對吸引FDI 有負效應。
3.不同來源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定研究。國公司的海外投資活動與其母國的特征密切相關。不同國家(地區)具有不同的特點,所以不同來源地的FDI行為方式也不同,并在一定程度對FDI區位決定產生影響。

第2章 FDI區域分布差異現狀及成因分析
2.1FDI區域分布差異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做用，但這種作用不是均衡的，這主要是由FDI區域分布差異引起的，以下將從絕對差異、增長率差異、相對規模差異三個角度對FDI的區域分布進行詳細說明。
區域劃分：東部地帶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等11個省市；中部地帶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帶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廣西、內蒙古等12個省、自治區。
2.1.1絕對差異
從區域分布看，我國利用FDI的區域結構形成了一種“東重西輕中部少”的地區傾斜格局。其具體表現為，我國所利用的FDI，不論是項目數量還是實際金額數量大部分都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1所示，2009年，僅江蘇一個省實際利用FDI就占全國總量的28.12％，廣東占21.7％，上海占11.70％，三省之和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1.52％。如表2-2所示，截至2009年底，在外商直接投資的實際金額存量中，我國東部沿海地區70.88％，中部地區占19.78％，西部地區占9.34％。由此可見，東部地區在利用外資方面繼續占有絕對優勢。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項目的技術、資金集約程度大大低于沿海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絕大部分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較少，且地位逐漸弱化。
表2-1 2009年各省(市、自治區)FDI占全國比重情況
地區 FDI數量
(億美元) 占全國比重(％) 地區 FDI數量
(億美元) 占全國比重(％)
全國 900.33 100.00 河南 47.97 5.33
北京 61.20 6.80 湖北 46.88 5.21
天津 90.20 10.02 湖南 45.98 5.11
河北 36.60 4.07 廣東 195.35 21.70
山西 4.93 0.55 廣西 10.40 1.16
內蒙 24.85 2.76 海南 8.88 0.99
遼寧 154.40 17.1 重慶 40.16 4.46
吉林 11.40 1.27 四川 35.27 3.92
黑龍江 23.60 2.62 貴州 1.69 0.19
上海 105.38 11.70 云南 3.47 0.39
江蘇 253.2 28.12 西藏 0.18 0.02
浙江 127.04 14.11 陜西 15.1 1.68
安徽 47.50 5.28 甘肅 0.45 0.05
福建 142.27 15.80 青海 3.96 0.44
江西 41.13 4.57 寧夏 0.50 0.06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而得
表2-2 東、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結構
年份東部地區合(％) 中部地區合(％) 西部地區合(％)
2000 88.55 8.06 3.40
2001 87.84 9.08 3.09
2002 86.98 9.83 3.19
2003 85.88 10.9 3.22
2004 86.11 11.02 2.88
2005 88.28 8.01 3.22
2006 90.32 6.21 3.45
2007 77.60 15.52 6.88
2008 70.23 20.89 8.88
2009 70.88 19.78 9.34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整理而得
2.1.2增長率差異
從變動速度看，受國家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和扶持政策的影響，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差異較為明顯、波動幅度較大。如圖2-1所示2000年至2006年以來，東部地區在吸引外資方面表現得比較平穩，但是2006年到2009年有下降的趨勢。受惠于西部大開發政策，西部地區FDI增長率在2000年至2009年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由于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中部地區外商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有走強的趨勢，但優勢還沒有完全釋放出來。總的來看三大地區的差異有縮小的趨勢。

圖2-1 東、中、西部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結構
2.1.3相對規模差異
從相對規模看，各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更為明顯。“相對規模”是衡量一個地區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重要指標，表示為該地區FDI與當年GDP的比值。2009年，FDI／GDP的全國平均水平為1.74％，從圖2-2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各省區的平均水平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雖說有個別省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與東部地區差距明顯。

圖2-2 三大地區FDI的相對規模
2.2FDI區域分布差異的成因分析
2.2.1政策性因素的差異
從全國各個區域來看，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地域分布差異。簡單地說，中央政府漸進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差異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政策上的優勢，對其發揮潛在的區位優勢將是有很大推動作用的，并且還會形成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下的自我強化力量，這些都使外資傾斜政策的影響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東部地區率先享受到了國家優先開放沿海城市的優惠政策，對其大量引進外資有很大的帶動作用，這也是東部拉大和中部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西部也在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后，享受到了一些優惠政策，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對中部地區發展經濟來說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優惠，中部可以利用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根據自身的特點，更大、更高質量地吸引外資，以彌補吸引外資方面的不足。
2.2.2區位因素的差異
中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是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
宏觀意義上的區位因素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單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區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問題也和區位因素具有很高的關聯性。比如：東部地區的區位優勢可以被具體化為接近港口和對外聯系的便捷運輸條件等。由于我國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初期，主要是發展外向型域經濟的直接投資，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下，投資者的理性選擇是在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地區進行投資。而中部地區在這方面卻不具有任何的優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是“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是這種區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注重一般性規律的前提下，表現出自身集聚與擴散的規律，并因此也導致了我國在地區分布上吸引外資的差異狀況。
2.2.3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
要素稟賦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的差別，是反映各地區靜態差異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從動態的經濟運行效率角度看，不同地區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的差異必定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形成產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各地區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與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相關性。因為，從任何一個投資者的角度來說，總是希望投資于投資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具體就資金這一資源來說，東部地區由于其在吸引投資過程中特別注重引進產業鏈條長的資金，其吸引的投資企業基本包含有一個行業的上、中、下游企業，因此其投資效率相對較高；而中部地區在這方面存在不足，據了解，其產業園區內吸引的投資企業關聯性很小，產業鏈很短，在吸引投資之初，較少考慮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這也是造成地區之間引資差異的一個明顯因素。
2.2.4要素稟賦的差異
地區要素稟賦主要包含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具體來說，我國各地區自然資源呈現由東至西優勢度遞增的特點。如果對能源、礦產資源、耕地和氣候資源進行綜合比較和測算，三大地區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的排序應該是西部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中部和東部。但是，從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域狀況來看，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作用不是很明顯。
要素稟賦的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力資源。從效率工資的角度來看，全國最低的省區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來考察，基本來說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若從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而論，則東部居于全國的前列，中部和西部較為落后。相對來說，勞動力資源是山東地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
從技術資源優勢度的角度看，綜合科技水平排序為的東部、中部領先，西部較為落后，可見從這方面來說東部仍然占據優勢。這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和我國外資分布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第3章 FDI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貢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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