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三)

三、關于應對通貨膨脹的思考

從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至今，我國經濟所出現的問題和采取的不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直接緊密的關聯。貨幣政策對包括中國在內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的影響不在于它的投放或收縮，而關鍵是它是否破壞了供求關系，也就是勞動分布的比例關系。

由于通貨膨脹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一定時期不同行業部門間社會勞動分布比例的失衡，那么解決它的辦法就是監測社會勞動總量在各行業、部門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加以矯正，從而恢復一個合理、正常的勞動分布比例關系。對于如何衡量社會總勞動分布比例是否失衡和它的失衡程度，馬克思早已給出了關鍵的提示:“在社會勞動的聯系體現為個人勞動產品的私人交換的社會制度下，這種按比例分配勞動所借以實現的形式，正是這些產品的交換價值。”⑨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各行各業產品在市場交換中實現的交換價值與市場價格的吻合或背離程度，就是衡量社會勞動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個適當尺度。如果一個經濟體中有全局性影響的商品交換都是在市場價格與交換價值基本吻合的情況下實現，就可以肯定即使該經濟體處于高速發展之中，也一定會相對平穩地發展，而不至于出現大起大落，發生劇烈的震蕩。反之，如果對整個經濟體有重大影響的商品交易在較長時間內都是在市場價格大大高于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所決定的交換價值條件下進行的，那就基本可以判定該經濟體的社會總勞動分布比例已經嚴重失衡，必然要遭遇通貨膨脹危機。

比如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肉價、菜價大幅上漲的問題，應從不同勞動部門間交換關系的變化去加以分析。長期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人之間的差距比較明顯。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國家近幾年一直在加大對農產品的收購補貼和大幅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在整個社會生產活動中的份額，也就修正了與其他勞動部門之間原有的交換關系。這種修正是應該的，但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值得研究。如何既使大多數農民富起來，又不會因農產品價格過高而影響了城里人的生活，是問題的關鍵。這就要靠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扶助廣大農民提高自身的勞動生產率，提升參與市場交換和抵御各類風險的能力，保證長期適度的市場供應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預防或緩解通脹的破壞就不僅要借助于市場的調控力量，更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此時的調控不應像貨幣主義或新凱恩斯主義主張的那樣，僅以控制貨幣的發行量和增長率作為主要目標，而是應該以矯正遭到破壞的社會勞動分布比例關系為主要目標。政府一方面要密切關注全社會投資和消費構成的變化，通過采取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財政、稅收等政策，調整好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加大和鼓勵市場上所需要的產品的開發、投資和生產，扶植那些利潤率水平低于平均利潤率的行業和部門;限制和壓縮一些可能影響全局的大企業或個別行業借助某些“超市場”力量所攫取的巨額超額利潤。另一方面，從長期穩定發展考慮，則要通過立法、執法等手段，要求各職能部門公布客觀、準確的供求信息，迫使企業經營者公開其產品的銷售量、庫存量、利潤等一些所謂的“商業秘密”，利用這些資料扶植信息部門建立供、產、銷信息網，衡量監測全社會各行業、部門的利潤率水平，指導企業和個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時調整自身的生產和經營，從而使整個社會勞動在各產業部門間盡可能地實現按比例均衡分布。

同時•，對所謂的“通脹指數”—也就是人們通常說的“消費物價指數”CPI要正確看待。在沒有一個更為科學合理的真實反映不同勞動之間交換關系的指數產生之前，我們既要關注和研究CPI的變化及其影響，又不能對它過分迷信以至受其控制。從以往來看，我國的通脹率在20世紀80年代平均是7%，90年代以后平均是7.2%，只是進人21世紀以來才降到年均2.1%。但是，應該看到，在最近10年里我國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人地矛盾和勞動力供給都開始發生階段性變化。

與此同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也顯著進人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影響著社會勞動在不同部門、產業間的分布，由此深刻改變了通脹產生和運行的軌跡。所以，根據自身國情的演變，正視所處階段的機遇與挑戰，打破命定論式的所謂“可以忍受的通脹率標準”，應該是我們繼續保持中國經濟長期較快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反之，不看到中國和世界的這些變化，僵化地使用以往的調控理論與政策，就難免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從而不利于我國經濟的正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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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于通貨膨脹問題的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