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構建安風骨在時代中的演變——美學篇(一)

一、文獻綜述

漢末，統(tǒng)一的奴隸主大帝國分裂，莊園經濟為基礎的大小封建勢力崛起，混戰(zhàn)、饑荒、瘟疫。社會大混亂，“悲——思——奮” ，悲而深思生死，悲而奮發(fā)改變。這是個充滿極自由、熱情、智慧的時代，它的精神與藝術高度在中國歷史上達到一個高峰。建安風骨就是這個高峰的開始，清峻通脫、慷慨悲涼、華美壯大。很多美學與認識的概念在這個時代建立，在當今，再次探究同樣具有深遠的意義。

東漢帝國的危機是什么？

是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集中，與農民失去土地、貧困化流浪。生產力發(fā)展，“井田”制度崩潰，手工業(yè)的發(fā)展，商品城市的繁榮，宦官與外戚的貪虐橫暴，小生產者的衰落，宦官對“清流”——士夫的打擊，農民起義不斷，地方勢力借機興起。接著董卓入京，宦官集團的消減，軍閥混戰(zhàn)，“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被奴役的農民成為世家大族地方豪強的“佃客”“部曲”。

建安文學的崛起，是建立在先秦兩漢文化的基礎上的，東漢時期，五言詩與抒情小賦已經開始流行，五言詩本出自樂府，樂府源出民間，起初以敘事為主，從敘事到抒情，是樂府到詩的進展。兩漢詩人還沒學會通過具體場景的描寫來表情達意，只有到了建安時代，才開始摸索到通過一個具體的場景抒發(fā)感情的寫法，從此，中國詩歌才走向意象、意境式的詩學道路。建安文人繼承了《詩經》、《楚辭》，特別是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寫下具有現(xiàn)實主義精神的詩歌。

什么是風骨？

風，本義指氣之動，骨，原指骨法、骨相，風骨結合到一起，被賦予了過去未有過的審美屬性，造成氣韻、風情、生氣、骨干堅挺莊強有活力的豐富意蘊。氣清骨贏、神強骨壯，將人的體骨形貌與才性修養(yǎng)、風度儀表綜合一體，予以不同于倫理道德評判的賞鑒評定。《文心雕龍 風骨》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呤鋪詞，莫先于骨”，“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一文中指出：漢末魏初的文章的特點是“清峻”“通脫”，清峻，是文章簡約嚴明的意思；通脫，是指寫文章不受傳統(tǒng)思想和形式體制的約束，下筆絕無顧慮，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曹操主張“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

曹操出生于占有經濟與執(zhí)政地位的宦官集團的大官僚家庭。他是個有眼光與能力的人，看到宦官集團的敗落，而積極與士夫集團接近。34歲之前受宦官集團的庇護，35歲在反抗董卓過程中拉起軍隊，在打擊農民起義中壯大隊伍。到66歲病逝，每年都會不斷的戰(zhàn)爭，斗爭激烈是和平時代的人難以想象，曹操的成功不是僥幸。第一點，拉攏武裝地主——強宗豪族，取得他們支持與擁護；第二點，與士夫地主——士族進一步拉攏；第三點，挾天子以令諸侯；第四點，屯田政策；第五點，政治軍事上的才能。

曹操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注魏書》，他的詩歌受樂府深刻影響，所以節(jié)奏非常響亮，史稱：“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格調質樸有力，氣概豪邁悲涼。當時，樂府做的好，必然對音樂也有很深的造詣。曹瞞傳稱他“好音樂，倡優(yōu)在側，常以日達夕”。曹操的草書也寫得好，擅長圍棋，提倡節(jié)儉。《文心雕龍 時序》中說：“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曹操是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建安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是他成熟時期的藝術風格。

在這個世族統(tǒng)治一切領域的時代，只有高門世族掌握政治、經濟、文化的特權，也是文化的傳統(tǒng)繼承者，寒士只能是追隨而不是創(chuàng)造。不事華藻，脫口而出，志氣慷慨，規(guī)模宏遠，沒有帝王的襟懷，難以寫出這么大的視野胸襟。

曹丕在《典論 論文》中主要討論三個問題：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文與氣的關系；文的功用。魯迅在1927年提出“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曹植的藝術魅力，可以用鐘嶸《詩品》的“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洛神賦》發(fā)揮了賦的能量，不僅有辭賦的鋪敘，騷賦的抒情，駢賦的對偶音韻之美，講究詞藻和用典，開六朝俳賦的先聲。句子色彩艷麗，意象豐富，具有極強的樂感。

生活如此時代背景下的建安文學的主要作者們——曹操父子、建安七子還有蔡琰——都飽嘗了戰(zhàn)亂的苦楚，親眼目睹了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餓死街頭的凄慘場面。所以在他們各自的作品中，時代的烙印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

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璨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蔡琰的《悲憤詩》都是以“敘漢末時事”的形式，很好地把當時社會戰(zhàn)亂及由此造成的市井凋敝、尸橫遍野的情境表現(xiàn)出來。表示出了建安風骨首先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孕育了這種文學風格。王粲在《七哀詩》中所描述的是一幅普通百姓慘絕人寰的流離失所圖，嚴重的饑荒競迫使母親不得不忍痛拋棄親生的骨肉，全詩情景交融，語調悲滄，母親那痛苦而又無奈的表情，好似一幅幅悲慘的畫面，展示在世人面前，“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蔡琰的《悲憤詩》中“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這是多么凄慘的景象，何等血淋淋的暴行，反映了作者不止耿耿于個人的巨創(chuàng)深痛，他的視野和悲懷要廣得多，具有嚴肅的紀實性，而且善于選擇典型事例反映現(xiàn)實，既形象又深刻。這些詩被后人譽為“漢末實錄”、“詩史”。 

阮籍《樂論》、嵇康《聲無哀樂論》、陸機《文賦》、列子、葛洪、佛學、陶淵明、書法與繪畫、宗炳、王微、齊梁美學、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

謝赫《畫品》等，分別從中探討美學的發(fā)展。

魏晉時代的人物品藻，即對人物的德行、才能、風采等品評，具有重才情、崇思想、標放達、賞容貌等特征。隨著時代發(fā)展，人物品藻用到美與藝術的批評，人物品藻與一些美學概論的形成也關系緊密。

魏晉玄學對魏晉六朝美學有深刻的影響，即是審美意識在哲學上的升華，又提供形而上與方法論的基礎。玄學與美學有關系的各種探討，有與無，象與意，形與神等。

唐代詩人陳子昂和李白對于建安文學有高度評價。陳子昂《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說：“文章道蔽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白《古風》“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蓬萊文章建安骨”，開拓唐一代詩歌新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