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文學的審美思想的差異(二)

    《喪鐘為誰而鳴》中安塞爾莫，是海明威著力刻畫的人物之一，是一個高尚的老人。他不是游擊隊，他負責的是共和國與游擊隊之間的往來聯絡。他帶領喬丹進入山中，聯系上上中的游擊隊，是喬丹的擁護者，義不容辭的執行喬丹的命令。山中三日，安塞莫爾主要幫助喬丹穩定游擊隊，偵查敵情，最后協助喬丹炸毀敵橋，最后犧牲了生命。安塞爾莫安靜的躺在地上，這個六十八歲的老人靜靜的離開了人世。如果其他人物一樣，安塞爾莫有兩種表現。一個是行動的安塞爾莫，一個是思考的安塞爾莫、一個六十八歲的老人，奔波在前線和敵后，積極投身于保衛正義、保衛共和國政府的戰爭。“英國人叫我別走，他想。說不慈寧宮這會兒他就在路上快到我這兒了，要是我離開這地方，他在雪里找我，可能會迷路。我們這次打仗至始至終因為缺乏紀律、不聽命令而吃苦頭，我要再等等這個英國人，但如果他不馬上來，那么管他所有的命令，我都得走。因為現在有東西可以交差了，而且這些天來，我要干的事可不少，凍僵在這兒未免過分，于事無補。”雖然安塞爾莫這么想，但是他還是頂住嚴寒，一直到喬丹來了才和喬丹一起回去，這充分表現了他對共和國的忠誠和對共和國事業的熱愛。與此同時，他也是一個思考的老人。他對世界有一個基本劃線——人的世界與野獸的世界。他認為人是應該相親的，不是相互之間的仇殺。比拉爾熱愛生活，熱愛共和國，他爽朗潑辣并且嫉惡如仇。文中的她，是一個內心堅強的勇士。海明威賦予了皮拉爾丑陋的外表，一方面強調皮拉爾的女巫氣息和宿命，另一方面也吻合于她的勇士品格，這種粗獷的丑陋，不是纖纖細弱所能比的。《喪鐘為誰而鳴》中，瑪麗婭是喬丹的摯愛，體現了喬丹對真摯愛情和美好的向往；安塞爾莫是人性標準的化身，體現喬丹人類之愛的側面；皮拉爾是英勇的女巫，體現著喬丹的命運觀和戰斗精神；巴勃羅作為一個狡猾、怯懦和嗜殺成性的人物，成為喬丹的對立面。

    第二：從作者的描寫手法上體現語言的審美。

    老舍先生的文學語言通俗簡易，樸實無華，幽默詼諧，具有較強的北京韻味。他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繪城市貧民的生活和命運，尤其擅長刻畫浸透了封建宗法觀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層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階級搏斗中，在新的歷史潮流沖擊下。惶惑、猶豫、寂寞的矛盾心理，進退維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徑。關于自然風光的色彩鮮艷的渲染和關于習俗人情的細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氣息和情趣。

    “硬漢”海明威一向惜墨如金。一位評論家說，海明威扛著斧頭走進語言的森林，把一切繁枝敗葉都砍掉了，只露出光禿禿的樹干。海明威強調“客觀描寫”，堅持從視覺、觸覺、感覺等著手，避開作家直接抒發個人情感。但是雖然惜墨如金，但是對人物的心理描寫確是描寫的很詳細。《喪鐘為誰而鳴》中的故事實際上只有3天的時間，但是海明威通過對人物的心理等描寫，寫下了一篇巨著。

    第三：從主人公的經歷體現社會環境，表達人民對社會的滿意度。老舍筆下的人物都有一個悲慘的人生，當時的舊社會，造成勞動人民的悲劇，帶來人性的悲哀。海明威筆下的英雄人物，為了戰爭的勝利而奉獻生命，他們有戰斗的目標，他們熱愛這個國家，甘心為其奉獻。

    老舍通過這個人物寫出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下層勞動者生活空間的威壓。祥子的悲劇，是他所置身的社會生活環境的產物。小說通過祥子周圍人物及人際關系的描寫，真實地展現了那個黑暗社會的生活面目，展現了軍閥、特務、車廠主們的丑惡面目，以及由他們織成的統治之網對祥子們的壓迫與被壓迫關系的一種變形反映。《駱駝祥子》中一句“錢會把人引進惡劣的社會中去，把高尚的理想撇開，而甘心走入地獄中去。”不僅生動得寫出了社會下層在經過了無盡得悲痛后，把對于社會的不公的憤恨，轉嫁于金錢之上。其實，罪惡的不是金錢，而是不健康的心靈。也正是這種扭曲的憤世嫉俗刻畫出社會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組成了一幕社會的悲劇！《駱駝祥子》里的一個飽經人生滄桑的老車夫意味深長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個人混好，比登天還難。一個人能有蹦兒？看見過螞蚱嗎？獨自個兒也蹦的怪遠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線兒栓上，連飛也飛不起來。趕到成了群，打成陣，哼，一陣就把整頃的莊稼吃光，誰也沒法兒治他們。”這是對隱藏在國民根子上的弱點進行了否定。祥子從一個淳樸、善良的老實人淪落成一個讓人同情的混混，最后像一條狗一樣栽倒在街頭，再也爬不起來，這是當時的舊社會勞動人民的苦難與無奈啊！

    西班牙內戰期間，美國人喬丹的任務是領導一支西班牙山區游擊隊去炸毀一座具有戰略意義的橋，在游擊隊員的幫助下，他成功地炸毀了橋梁而身受重傷，為了掩護其他隊員的成功撤退，他勇敢地消滅了追上山頂的敵人，并犧牲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小說描寫了他在游擊隊據點三天三夜的等活動情況，他目睹了叛亂分子的破壞，他被其他游擊隊員的愛國精神所感動，他愛上了一位西班牙古雅瑪麗婭。橋在喬丹的眼中成了一種象征，它是所有敵對勢力的總和，它代表著法西斯主意對人的自由和民主權利的否定。當領導給他下發炸橋的命令后，他認為“有座橋非炸掉不可，這座橋可以成為人類未來命運的轉折點……能左右這次戰爭所發生的一切。”并說道：“我去干，沒問題。”巴勃羅的阻撓和瑪麗婭的愛情都不能使喬丹對這責任有任何改變，最后喬丹終于炸毀了大橋，“轟隆一響，橋的中段飛入空中，猶如浪花飛濺……敲的中段已經被炸毀掉了”。喬丹在短短的三天里從游擊隊員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他深刻體會到人生的價值，明知失敗和死亡已不可避免，卻毫不氣餒，他說：“我為我所相信的事業已經戰斗了一年，我們要在這兒得勝了，我們就會在全世界勝利。世界是個好地方，值得為之戰斗，要我離開這個世界真難過。”喬丹是一個具有堅強新年和崇高理想：“我相信人民，相信他們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來管理自己。”為了這一信念，喬丹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喬丹懂得了為反法西斯事業而死是光榮的，是死得其所的。正因為如此，喬丹能堅持戰斗到底，最后戰死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戰場上。

    西班牙的喪鐘不僅僅為西班牙人民而鳴，為羅伯特·喬丹而鳴，為海明威而鳴，也為全人類而鳴。羅伯特喬丹為民主而戰，死得其所，有意義。人生是值得的，而有些目標是值得為它獻出生命的。

    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會有表達其當時社會風氣，表達了人性的美好，都在其作品中流露出美。老舍對舊社會的不滿，對勞動人民的生活的無奈。海明威的為反法西斯的英雄們對和平的渴望，不惜戰死在反法西斯的戰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