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堂吉訶德》的文學(xué)形象(二)

3、堂吉訶德的形象還具有雙重性，他既是偉岸的、高尚的，但同時又是滑稽可笑的、惹人可憐的。他思想的進(jìn)步，都是以過時的、反動的騎士道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在當(dāng)時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的一個時代，他卻還一心夢想著要恢復(fù)騎士道，將騎士道精神徹底理想化，這就是一個特別大歷史錯誤，必然會導(dǎo)致他成為一個過時的、滑稽而又可笑的小丑。他脫離了現(xiàn)實生活，一切都以自己的幻想、想象為出發(fā)。他的目的是單純善良的，然而卻不能被世人所理解，他的愿望總是得到與之相反的結(jié)果，甚至給別人帶來痛苦。他要求釋放了犯人，卻反而遭到他們狠狠地痛打；他在可惡的地主的皮鞭下解救了牧童安德瑞斯，可是當(dāng)他走后，牧童馬上就遭到更為兇殘的毒打，以至安德瑞斯生氣的指責(zé)他：“憑我多么倒霉，總不如受你幫忙倒霉的厲害。但愿上帝詛咒您！詛咒世界上所有的游俠騎士。”他主觀上是想作為正義的化身去主持公道，去行俠仗義，但是行為總是非正義的。比如：他去襲擊送葬的行隊、去攻打手無寸鐵的無辜的理發(fā)師、去奪搶去別人的銅盆等等，所以他的行為總是以失敗而告終，與此同時自己受盡了苦頭和世人的嘲諷。堂吉訶德的矛盾性，是新舊交替時代西班牙社會矛盾的真實反映，是人文主義理想與西班牙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必然地導(dǎo)致了主人公悲劇性的結(jié)局。（陳應(yīng)祥主編，《外國文學(xué)》，高等教育出版社，第88頁）

四、寫作手法

1、塞萬提斯用夸張的、理想化的手法塑造了堂吉訶德這個人物形象，作家一方面嘲笑了他那過時的可笑的騎士精神，一方面又通過他表達(dá)了人文主義的思想。時代沒有給作家提供改造社會的理想人物，也不可能指出一條通往理想的正確道路，他只有寄希望于理想化的騎士身上。這是時代的局限，也是塞萬提斯本身的局限。

2、《堂吉訶德》是出色的諷刺小說。它具有獨特的諷刺藝術(shù)。它故意采用騎士小說的寫作手法，用此來達(dá)到諷刺騎士制度和騎士小說的目的。比如說，在堂吉訶德受封騎士的場面時，作家極盡嘲諷的進(jìn)行了描寫。騎士受封前夕，要在禮拜堂徹夜守護(hù)盔甲。堂吉訶德的盔甲放在一個小客店院子里的水槽中。他整夜“挎著盾牌、綽起長槍、神氣十足地在水槽前來回巡行”，并與前來飲水的騾子的騾夫發(fā)生一場斗毆。為他加封的人不是國王，二是窮客店的店主；加封時捧得不是圣經(jīng)，而是一本供給騾夫草料的賬簿；為他掛劍的不是圣職人員，而是客店的妓女。整個過程的滑稽與堂吉訶德的虔誠和深信不疑，構(gòu)成了別具特色的而又深刻的諷刺。就這樣，中世紀(jì)被認(rèn)為最神圣最莊嚴(yán)的儀式，變得一文不值可笑之極了。作家還以事實與堂吉訶德的幻想間的尖銳矛盾性來構(gòu)成強(qiáng)烈的諷刺。他心目中的宮殿，實際上就是一間茅屋；明明是渾身臭汗味、胸脯上長毛、像男人一樣的村姑，他卻說成是容光灼灼，“眼睛是太陽，臉頰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齒是珍珠”的絕代美人。作家運用夸張的手法，在現(xiàn)實與幻象的強(qiáng)烈對比中出了騎士的愛情是多么的矯揉造作，顯得特別可笑，從而達(dá)到辛辣的嘲諷目的。

3、《堂吉訶德》還采用對比手法來塑造人物形象。堂吉訶德和桑丘就是一對相反的形象。一個又高又瘦，一個又矮又胖；一個騎瘦馬、持長矛、滿臉愁容，一個乘壯驢、揮短鞭、詼諧風(fēng)趣；一個整天瘋瘋癲癲耽于幻想，一個頭腦清醒講求實際。人物喜劇特征的突出就是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下形成的。在語言使用方面，塞萬提斯也大量采用了對照手法。一方面是左翼模仿其騎士口吻，裝腔作勢；一方面是實實在在的人民語言，堂吉訶德的瘋言瘋語處處和桑丘的實話相互映襯。此外，真實的生活細(xì)節(jié)和奇異的虛幻想象對比，荒誕滑稽的鬧劇場面與樸實無華的現(xiàn)實生活場景對比等等，都加深了作品的諷刺意義。

    總之，我們在看堂吉訶德的時候不能只看他是瘋瘋癲癲而又滑稽可笑的，也不能把他看成完全脫離實際生活、活在幻想中的。我們還應(yīng)該看到，堂吉訶德能夠全心全意為了理想而不怕苦難、不怕犧牲的精神。他的理想是忠實的，他的信念是堅定的，堂吉訶德是一個“為崇高理想而獻(xiàn)身的偉大精神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