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與《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一)

科舉制與《聊齋志異》中的書生形象

[摘 要]《聊齋志異》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書生形象，包括：博取功名的書生、科場落第的書生、趨炎附勢的書生等形象。通過對這些書生的生動刻畫，深刻地批判了科舉制度對書生人性的摧殘、書生人性的扭曲、科場的腐敗，但同時蒲松齡本人又對科舉制度充滿希望，并且矢志不移地追求科舉功名，這種對科舉既向往而又憤慨的矛盾態度源于蒲松齡本人的坎坷經歷，體現出他對天下書生的同情和共同的期許，也說明了作者的批判是為了讓科舉制度更加盡善盡美。

[關鍵詞] 《聊齋志異》  書生形象  蒲松齡  科舉制度  

《聊齋志異》大概塑造了500多個男性人物，而這些人物中又以書生形象居多。書生作為封建社會活動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徘徊在貴族和平民之間，懷著一種天真、浪漫的信念來生活，卻又往往清楚的認識到了社會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他們滿腹經綸卻又往往沒有時機展示，陷入到入仕還是歸隱的矛盾中痛苦掙扎。他們往往又在取得功名之后，稀里糊涂地被整個社會的渾濁之氣所污染了。蒲松齡通過塑造這些鮮活的書生形象，體現了其對科舉批判而又有所希望的矛盾態度，而這種態度，使其筆下的書生形象栩栩如生。同時，這些書生形象是當時書生生活的寫照，也被他印上了個人強烈的思想道德批判的烙印，這讓《聊齋志異》脫離了一般神鬼小說的旨趣，無疑跨上了文言短篇小說的巔峰。

一、博取功名的書生形象

科舉制度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制度，其最大的社會功能就是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流動，對維持中國封建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對于貧寒的書生來說，舉業是最有效地改變自身命運的途徑，因此也成了傳統讀書人一生的事業，甚至因此而缺乏其他謀生之技，其筆下書生多為貧賤無業之士�？婆e制度不僅對個人命運影響深遠，也嚴重地影響其家庭生活，好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之勢。同時也激起了人性的幽暗的一面，主導整個勢利甚至荒誕的社會風氣。

《胡四娘》中的程孝思“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業，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已經淪落到賣身為奴。因為窮，盡管做了富家翁的上門女婿，“群公子鄙不與同食，婢仆咸揶揄焉”，連妻子都受姐妹們嘲笑，可一旦科第成功“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連他的妻子胡四娘都受到了“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的待遇，繼而“車馬扈從如云”。

《顏氏》一文中，名不副實的“順天某生，家貧”，“再試再黜，身名蹇落”，無奈之下其妻“易裝相代”，結果“中順天第四，明年成進士”，依賴妻子的科場建功，終于“富埒王侯”，使“生父母，屢受覃恩矣”，而且享受到了“搢紳拜往，尊生以侍御禮”的待遇。

類似的描寫，書中甚多。對于傳統書生來說，舉業是機會最大，也是最有可能改變命運的途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誘惑也的確是最值得的投資，所以書生終身以科場為業，既有現實的思量，也是社會制度下的無奈選擇。

蒲松齡對科舉制下的人情事故，人生百態，感同身受，除了對社會崇勢追利的深刻批判以外，也透露出作者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在目睹其他人金榜題名的時候，他心里也是百味雜陳，尤其是了解到這一制度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和黑暗面，這引起了作者對科舉制度本身的批判。

二、科場落第的書生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