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圍城》的現代性策略(二)

二、形象主體的現代性

錢鐘書的《圍城》之所以被稱為“新儒林小說”，就在于它彰顯了知識分子的現代性困境和知識分子在現代性條件下的必然命運。現代性隱含著虛無主義傾向，而知識分子又是一個懷疑者和批判者的角色，所以在特定的環境下，現代性與知識分子之間就存在緊張的關系，知識分子面對現代社會就表現出種種缺憾。在中國，知識分子簡直被認為是現代性的象征。《圍城》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歐化的知識分子形象。作為小說的主體，知識分子面對現代社會和現代文明，他們變成否定—批判的象征符號，他們在崎變與掙扎，表現了鮮明的現代性。

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等同于現代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形象，處世態度，反映著那個歷史那個社會的整體風貌。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有久遠傳統和重要影響的階層。在過去，他們是社會價值系統的提出者和闡述者。但面對現代社會的劇變，他們的這種作用弱化了，甚至被懸置起來。《圍城》開始時，子爵號上  “談起外患內亂的祖國，都恨不得立刻回去為它服務”。但事實上，回到祖國連自己的位置也找不到，生計也無法解決。會鉆營的在無恥地鉆營，不會鉆營的也迷失自我，成為流浪者(on  road )，成為“你不討厭，可是全無用處”的“多余人”。當錢鐘書將視線投向最熟悉的人—知識分子時，他不僅局限于知識分子，而且也涉及知識界之外的人等，將他們與知識分子放置現代“圍城世界”來展現“現代人”的豐姿。“‘古典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唯精神’，‘現代人’的觀念卻是  ‘唯身體’，不再有形而上學本質，不再有共同普遍的理想，一切都在冷靜的功利計算中，‘專家沒有靈魂，消費者沒有心肝’(韋伯)，‘沖動系統^造**邏各斯’(尼采)，現代性‘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衰微’(舍勒)，據說，還要進一步導致‘個體肉體色情化的全面解放’。”在這里現代人的本質被規定為唯身體、唯功利計算。其實，“圍城世界”的現代人就是這樣唯功利計算。鮑小姐為自我欲望算計方鴻漸，雖然方鴻漸認為誰也不賺誰的，但還是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蘇文執為了愛情，算計唐曉芙和方鴻漸，趙辛循為了蘇文統算計方鴻漸，將他灌個爛醉，出他的丑。三間大學里相互算計更表現得琳漓盡致，甚至連古代兵法也用上了。高松年、汪處厚、韓學愈、李梅亭和顧爾謙等人，個個卑鄙無恥，靈魂骯臟。陸子瀟和劉東方等人平庸無能，但爭奪名利，勻心斗角卻造詣高深。方家二奶奶、三奶奶、父子之間也相互算計，甚至方孫夫妻之間也帶著鮮明的“唯身體，唯功利計算”的色彩。在這里，知識分子這一主體消解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孟子·盡心》上)傳統士“以天下為己任”的志道精神，所以他們俗氣，他們唯身體唯功利計算。然而，他們又缺乏西方知識分子那種沖破一切禁忌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于是他們對西學深信不疑，分析與消化嚴重闊如，于是，制造和追趕學術時尚，以標榜自我。“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疹子，非出不可”，博士文憑就成了亞當夏娃下身的遮羞布。他們異變與掙扎:高松年心懷淫欲，汪處厚招搖撞騙，顧爾謙趨炎附勢，董斜川、褚慎明以西方先哲自詡，方鴻漸全無用處……所有的人都庸俗不堪，丑陋極度。這就是現代人的生存格局—困境與焦慮，作為小說的主體，面對浮躁的現代社會，無人能找到獨立的生存空間，最后全倒下了，可憐可悲到“沒有夢，沒有感覺，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時也是死的樣品”。這就是“圍城世界”里的現代人。錢鐘書寥寥幾筆，小說主體的現代性特征便流溢筆端，這自然在于《圍城》話語策略的高明。

三、話語表達的現代性

20世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日益突出，中國文學話語的“意義整體”發生了相當程度的轉型。在工業革命前的物質生產方式主要是“古老的”。手工勞動關系，人際關系傳播方式主要取的理性話語中。而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和社會則進入信息時代，信息的特點是“瞬間性”，這造成“一切取決于時間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現代人不再去致力于那些耗費時間的東西”，因而敘事性藝術如傳統的小說出現了危機，現代藝術走向零散性、片段性、殘破性、高度風格化和隱喻性。現代話語也呈示了巴羅克風格的新變，斷裂、殘缺、碎片、夢吃等蒙太奇的非理性話語進入現代性文學中，語言成了被玩弄的對象，成為主體顯示個人癖好、個人妄想、與個人不純潔動機的玩物。語言成為作家任意調度和任意擺布的奴隸，被現代作家異想天開地將它們生硬的不通常理地編排和組合，讓讀者無法忍受，只給讀者莫名其妙的感覺。在現代性的探求中，作家們將語言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小說話語逃離大眾，走向絕對化地強調了語言是作家本人的一種極為主觀化的活動的“個人性”。這意味著主體與一般語言出現了對杭。語言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的東西，可是面對現代的瞬息萬變，它好像成了毫無生命的符號。帶有現代意味的象征和隱喻就從古典與現代之間突兀出來。

四、敘事方式的現代性

吳培顯在《當代小說敘事話語范式初探》一書中提出了當代敘事話語的一種范式:時代喜劇中的深層悲劇敘事話語。吳先生認為這種敘事話語具有現代性或確切地說具有當代性意義。它具有當代意義是因為“時代”在這里被規定為“當代”，從泛義上來說，如果我們將“時代”延伸到“現代”，那么它就具有現代性意義。現代文學里的這種喜劇性的深層悲劇敘事話語實質上是轉型期中西文化或新舊文化相碰撞而醞釀的表面喜劇而深層悲劇的敘事話語，代表性文本如魯迅的《阿Q正傳》，張天翼的《華威先生》，葉圣陶的《潘先生在難中》等，都包含著這種表層喜劇深層悲劇因素。面對社會裂變與文化變遷，《圍城》的敘事話語是無愧于表層喜劇深層悲劇敘事話語的典范的。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圍城》之所以能使讀者的心靈引起強烈的震撼，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的現代性的特色，無論是主題和形象主體，還是主題的傳達形式和形象刻畫的方式，都充滿了現代性的色彩，這就是《圍城》之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