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掙扎(二)

婆媳的不和也是導致曾樹生出走的一個重要原因。汪母的確非常愛兒子，也愿意跟著兒子吃苦，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就像曾樹生所說的是一個“自私、頑固而保守”的女人。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原來，在潛意識里，汪母是汪文宣親近的第一個女性，也是他愛的第一個女性，汪文宣依戀母親，需要一個和母親具有類型特點的女性結成伴侶，度過一生。文宣有了樹生，但女人有了類似的特點后，俗話說“同性相斥”，婆婆和兒媳都是女人，又有某些類似之處，汪母、樹生相互排斥就不奇怪了。除了這些，在內心深處，汪母想得到兒子的愛，而曾樹生也想獨占丈夫的愛，于是兩個人競爭著想要得到愛，誰也不想喪失被愛的幸福，遇到家庭結構本來就有一定問題的時候，兩人也就不能不吵架了。從傳統的思想看，“五.四”以來，中國許多青年知識男女都熱衷于用“同居”的方式來應證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但卻也造成了無數愛情的悲劇�！巴�居”在于汪母成為她攻擊曾樹生的唯一武器。樹生向汪文宣說過這樣一段話：“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剛才還對我講過，我沒有正式跟你結過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過是你的姘頭，她罵我不要臉，她罵我比娼妓還不如。我可憐她沒有知識， 我不屑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我跟你說明白，如果你不另找個地方安頓她，我就跟你離婚！我們三個人住在一起，一輩子也不會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對妻子好。你有這樣的母親就不該結婚�！盵《巴金中篇小說選》（下）] 汪母不滿意于曾樹生，是因為對她的行為方式有看法，曾樹生的愛打扮，應酬多，以至背著兒子寫“情書”，在汪母看來曾樹生沒有一樣是符合了做媳婦的“規矩”。而曾樹生也有自己的道理，對婆婆羞辱她沒有正式結婚禮，只是文宣的“姘頭”時，她振振有詞地回答：“我老實告訴你：現在是民國三十三年，不是光緒、宣統的時代了......我沒有纏過腳，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著媒人。”她們的矛盾根深蒂固。除了一般婆媳磨擦而外還有著兩代人的意識沖突。如果沒有汪母從中作梗，對兒媳冷眼相向，惡語傷人，引發家庭戰爭頻繁，兒媳還會忍無可忍地遠走高飛，兒子還會那樣備受家庭風浪的顛簸嗎？如果媳婦能忍一忍，熬一熬婆婆的過失，對婆婆的 一些頑固思想給予理解，“退一步，海闊天空”。那么汪家的悲劇也許可以避免，也許可以延遲，或者可以減輕。

（3）與兒子關系的冷淡

除了與婆婆、丈夫的矛盾，應該說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小宣，她與文宣的兒子，一個十三、四歲的青少年，卻沒有他應有的笑容和思想。就連樹生的出走，他也會漠不關心。樹生曾說過小宣不象是她的兒子，不與她說話，不依戀她，整個人就像他父親，老實巴干的，死氣沉沉，毫無生氣。樹生對小宣的愛從小就很少，只是一味送他進貴族學校，這也算是一種愛吧。但小宣無法體會到，他與母親心靈的溝通幾乎沒有。如果說小宣能有那么一點依戀樹生，與樹生親近一點兒，可能樹生也不會這么快離開這個家，去尋找所謂的“自由”。

三、內因是驅動力

1、人物性格是決定樹生出走的根本

曾樹生的性格是具有復雜性的，她是個追求自由幸福生活而頗有虛榮心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她是蔑視封建禮教，并且具有一定理想的青年。她大學畢業后，曾希望“教育”救國，并“有為理想工作的勇氣”。她與汪文宣有著共同的追求而生活在一起，但腐敗的社會，摧殘了她的丈夫，破滅了她的理想，抗戰初期，她們從上海流落到重慶，曾樹生在一家私立銀行做小職員，實際上就是做“花瓶”，打扮得漂漂亮亮，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盡職了。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做帶內投機生意，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供兒子上貴族學校，還可以使自己生活得比較舒適，她雖然常常發牢騷，但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聲聲嚷著追求自由，其實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虛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愛動，愛熱鬧，我需要過熱情的生活。”“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卑徒鹪谧栽u曾樹生時曾說“她從來就不曾為這樣的生活進行過斗爭。她那些追求也不過是一種逃避”。

（1）幸福的意義

每個人都在追求自由幸福。幸福是什么呢？當代學者摩羅在《恥辱者手記》中的《良知的彈性》一篇中寫到：所謂人類的幸福，也許僅僅只是以對自由的那么一點向往，盡力抵制制度的單一，冷硬和殘酷，求得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人性的豐富性得到一點有限的喘息和伸展。......看一個傳統的專制社會有沒有改變的希望，也就是看這個社會的民眾有沒有足夠的品質，素質和良知用以構成抵制殘酷制度的壓迫與 戕害的彈性體系。曾樹生就是這種“彈性體系”中的一員，她身背不孝不潔之名維持這四口之家，婆婆嫌棄她，丈夫懦弱，小宣刻板。她面對這種家境中無愛或有愛難伸的狀態，她還會于此久居嗎？

（2）馬斯洛價值觀剖析其內因

馬斯洛說：“我們發現，在真正自由選擇的情況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僅重視真、善、美。而且也重視倒退的，生存的和體內平衡的價值：和平和寧靜，睡眠和休息，順從，依附和安全，防范現實和引退脫身......”�！皯�當記住，基本動機是滿足已形成的價值階梯，......施展特殊才能這種高級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斷滿足支持著的，這種安全組要，即使處在不活動狀態，它也沒有消失。......因此，這些健康的倒退的價值選擇，也應當被認為是”正常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象‘高級價值’一樣的情況一樣”[《動機與人格》]這段用在曾樹生身上恰如其分。也就是樹生之“高級價值”的實現是需要“安全”來支撐并不斷滿足的，她的家中如此狀況，“安全”何在？她也曾不斷調和與汪母之間的矛盾，力圖營造僅有的“安全”的港灣，但汪母固執不化甚至有些迂腐的語言，行為使她冷卻再冷卻！所以，她只有選擇“逃避”來實現她的“高級價值”。

（3）人類動機理論方面剖析

從人類動機理論來看，汪文宣和曾樹生都需要生理、安全、愛和歸屬、尊重、自我實現的滿足，但每一方只能由對方或他人來滿足，即只能來自個人之外�！斑@種依賴狀態下的一個人，確實不能說他統治著自己或支配著自己的命運。他/她必須感激滿足需要的供應來源。他人的愿望、狂想、規則和規律支配著他/她，而且他/她必須對它作出讓步，以免損害了他/她的供應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他/她必須是‘他向的’。這就是說，他/她必須調整和適應，依靠發展靈活性和反應以及改變自己來適合外部的情況�！盵《動機與人格》

]汪文宣、曾樹生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為雙方伊始都能從對方滿足自身的安全、從屬、親愛和尊重。在前面我們就提到他們在大學里由于有共同的理想而走在一起，當時社會環境允許他們有這樣的理想，生理、安全、愛和歸屬、尊重都得到了相應的滿足。馬斯洛在研究需要優勢層次序列的百分比中舉過這樣的數據：一般公民大概滿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愛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實現需要。當汪文宣和曾樹生前面四種需要都相應的滿足時出現了為他們理想而奮斗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但是環境并不允許他們繼續想前發展，社會的腐敗，戰場的失利，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使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困線上。汪文宣一家也不例外，生活困難成了她們重要的問題，加之丈夫常年患病，懦弱無能，如一個垂死的人，無性的生活，讓她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滿足。家庭的矛盾，婆媳爭吵，小宣的刻板，使她感覺不到家的溫暖，家的安全。為了提高生活水平，曾樹生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去做一個自己不愿做的“花瓶”，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住進了租金不少的民國路三層高的“大樓”，供小宣讀所謂的貴族學校，與陳經理出入高層社會，接觸高層貴族們，但是她一切一切的努力并沒有得到周圍人的認可與尊重。銀行里的職員對她總是虛情假意，背后總是議論她；家里小宣不理睬她；婆婆嫌棄她。文宣的“老好”讓她更感到愛的缺失。本來很滿足的“需要”在現實面前全部被動動搖了，但曾樹生又是一個不甘寂寞和冷落的女子，她的生命充滿了青春的活力，為實現自己的追求，高級需要只有沖破家庭的束縛，爭取自由幸福。

四、內因與外因決定其出走的必然

曾樹生是一個熱情活潑，追慕幸福和自由的新派女性，她最后選擇了出走，是社會影響、家庭的推動和精神自主的選擇。陳主任那句“因為——因為我愛你啊”不禁使她臉紅心跳，但當時她聯想到的是“丈夫帶哭的病臉，他母親帶著憎惡的怒容，還有小宣帶著嚴肅表情的蒼白的臉�！边@些都變成了她生活的夢  。曾樹生最終選擇了跟陳主任走，不管她以后是否成為陳夫人，成為別人唾罵，沒責任心的人，但至少，她勇敢地走出了這個“黑洞”似的家。所以，曾樹生的出走并不以她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外因促使內因發生質變的必然性。了解了這些，我們可能就不會一味地對曾樹生的行為進行貶低和否定，對她可能更多是同情和理解，對她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擺脫集體的束縛作出艱難的選擇給予肯定。

1、馬斯洛[美]：《動機與人格》，華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8頁。

2、巴金：《巴金中篇小說選（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38頁。

3、陸文彩：《中國現代文學女性形象初探》，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96頁。

4、汪應果：《巴金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5頁。

5、譚興國：《巴金的生平和創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32頁。

6、劉霞：《自卑與超越》，《吉首大學學報》，1997年第二期，第132頁。

7、傅松：《霧濃霜重中的悲劇女性》，《九江師專學報》，2004年第四期，第32頁。

8、韓金林、方春：《試論〈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樹生的出走》，《 井岡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四期，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