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我國人民幣的國際化發展道路(二)

本論文在工商管理畢業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國際化有兩種模式組合：“強經濟-強制度”組合模式和“弱經濟-強制度”組合模式。(1)“強經濟-強制度”組合模式，即強大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制度相結合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種模式：一是金本位時期的英鎊模式和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及以后的美元模式。即由國際貨幣制度的中心貨幣演變為國際貨幣。首先是由經濟基礎決定了貨幣的中心地位，然后憑借其大國的政治經濟優勢通過國際協議協定加以確立和強化，并成為關鍵的國際貨幣(世界貨幣或全球貨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除了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的發展以外，更重要的是19世紀70年代當時英格蘭銀行建立了能使英鎊幣值穩定的貨幣制定安排，建立了一系列信用制度增強了人們持有英鎊的信心。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發展，除了美國經濟地位二戰后的攀升以外，更主要的是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的貨幣制度安排。在強制度的約束下，才使強經濟下的貨幣國際化得以實現；二是歐元模式。即在核心國主導下，聯合相關國家通過積極的政策協調和推動，從貿易一體化到貨幣一體化，創造單一貨幣。同時，憑借創建的強大的經濟體，使之逐步成為事實上的關鍵國際貨幣。歐元的誕生是歐盟區內各國政府合作與政策協調的結果，是貨幣國際化的一種創新。在歐元成功創造的過程中，馬克起到了核心貨幣的作用。通過建立區內的關鍵貨幣和區域合作的方式來推進貨幣的國際化進程，這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有重要借鑒意義；三是日元模式。即通過貨幣可兌換的若干階段成為國際貨幣。日元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正在通過貨幣可兌換的若干階段使本幣走向國際化。其中日元的國際化在其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特點。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國的壓力下，從 1980年開始了資本項目可兌換的進程。日元國際化和金融資本市場的自由化同步迅速發展，歐洲日元市場的放開和東京離岸市場的建立是日元國際化的關鍵步驟；在其經濟鼎盛時期，世界貿易中對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是自然發展的。但是，在日本經濟出現衰退后，日本政府開始出面積極地推動日元國際化的進程，以帶動國內的金融改革，促進日元成為亞洲地區主導貨幣。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也是通過放開資本賬戶管制，實現其金融自由化來促進貨幣的國際化。(2)“弱經濟-強制度”組合模式。弱經濟并非經濟落后，而是還未達到目前國際貨幣的國家經濟水平。強制度是指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去補償經濟上的不足。一方面，經濟總量繼續提升，保持適度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在經濟相對較弱的情況下，建立有效的貨幣金融制度和高效的宏觀調控體系，實現貨幣國際化發展目標，發揮制度創新在金融開放中的作用，縮短貨幣國際化的進程。通過“弱經濟-強制度”組合，發揮政府在貨幣國際化中的作用，政府應主動的、積極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從而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其實質是市場手段與政府手段的相配合。瑞士法郎也可視為國際貨幣，但就瑞士的經濟總量上目前排在我國之后，之所以成為國際貨幣，更重要的在于瑞士法郎的制度安排，除了其幣值的長期穩定，體現了一種“弱經濟-強制度”的最優組合。2、人民幣國際化的現實模式選擇目前，從經濟總量比較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條件還不太成熟。但如果等達到美國和日本、德國等國發展的水平以后再去考慮人民幣國際化則是不科學的。必須根據本國實際發展需要和國際貨幣體系新的歷史背景，以新的思維角度去探討和創新，尋求一種新的貨幣金融制度安排去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目標，而不是按部就班地走“追趕型”的人民幣國際化道路。與巴西、墨西哥等非國際貨幣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總量最大，而且增量較快；強政府職能特征具有很高的調控能力；具有較高的國際儲備總量；外債結構合理，中長期債務比率占80%以上；經歷了20多年的改革歷程，穩中求進積累了豐富經驗。因此，人民幣必須走自己的國際化道路。通過以上的分析，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人民幣不可能照搬某種貨幣國際化模式。既不能是全盤效仿日元模式，因為人民幣的目標是要成為像美元和歐元一樣的關鍵國際貨幣；也不能完全效仿效歐元模式，因為德國和法國等都因其經濟規模等先天不足，迫不得已的以讓渡本國貨幣主權為代價來創造歐元和接受歐元的。人民幣國際化既需要持續的市場化推動，又需要會確保貨幣主權的基礎上加強域內國家(地區)間的貨幣合作。我國目前人民幣國際化應走“弱經濟――強制度”組合模式。這種模式是在中國經濟逐步起飛過程中的過渡模式，特別是在中國經濟已經強大而還未十分強大的時期較為適應。一方面是我國經濟內在規律起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積極發揮作用，共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三、總結培育實體經濟國際化，夯實人民幣國際化基礎。將人民幣穩步推向國際貨幣舞臺中心的是中國的貿易規模和人民幣的全球貿易結算份額。因此，推動、扶持企業走出去，提高企業、實體經濟的國際化程度，使更多的企業成為有影響力的跨國公司和國際分工的決策者，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指數不斷提高的根本保證。短期看，通過引導人民幣升值預期，基于套利目的而進行的金融投機很可能帶來超過貿易結算規模數十倍的金融交易規模，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迅速邁上一個新臺階。然而，這樣靠金融市場投機交易吹大的人民幣國際化根基很不穩固，一旦人民幣匯率預期逆轉，金融交易規模就會直線下滑，因而是不可取的。長遠看，著力培育中國本土的跨國公司，加快實體經濟的國際化步伐，把部分企業目前的跨境人民幣投機行為變成真正的投資行為，是夯實人民幣國際化基礎的關鍵。  “內外互動”破解人民幣國際化難題。經過近幾年的快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日益清晰。但伴隨這一進程，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在當前資本賬戶有限開放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和持續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流動性、有效增強人民幣對境外持有主體的吸引力，是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境外人民幣市場和境內人民幣業務的良性互動，有助于解決上述問題。這一“內外互動”的戰略思路，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是建立境內外分離的離岸金融中心模式，二是中資銀行通過國際化發展將本幣業務的境內優勢延伸至境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要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交易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無論如何都繞不開完全可自由兌換目標的實現。必須通過資本賬戶改革為人民幣更廣泛更深入的國際使用創造條件。但是在資本賬戶開放時機成熟以前，通過調控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與結構，適時、有序擴大“離岸”與“在岸”兩個市場的“通道”，可以不斷接近并實現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互相促進的功能定位。從這層意義上講，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創造了寶貴的時間窗口，使得資本賬戶深化改革可以從容不迫、有條不紊地開展，積極穩妥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目標的最終實現。健全法制，創建高效的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法律規制的構筑是建立和發展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必須面對的一個特定挑戰。特別是有關金融監管、稅收優惠、司法制度、爭議解決方式等制度的安排和設計，極大地影響著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對海外投資的吸引力、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規制的協調配合，以及我國金融秩序的宏觀調控。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必須設立單獨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健全的監管制度；建立健全獨立高效的司法管轄體系、訴訟制度、終審制度、法官行為制度和律師管理制度以及務實的爭端解決制度。尤其要完善保密制度(條款)和嚴格的反洗錢法律制度，遏制海外資金非法轉移和流動。為了實現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之間的有效鏈接，以及人民幣在貿易、非貿易中完全實現與主要外匯幣種之間的高效轉換，降低人民幣的兌換、交易成本，必須參考美國的CHIPS系統，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盡早建立起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人民幣跨境流動的高速鐵路——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徹底解決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技術層面難題。  抓住有利時間窗口，加快離岸市場建設，完善離岸市場布局。抓住當前有利的時間窗口，充分利用國內市場經濟結構轉型期、國際離岸金融中心調整期以及國際市場尋求避險幣種等歷史機遇，以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具體建設路徑方面，必須在國際主要金融中心建立人民幣離岸市場。重視離岸市場配置全球資源的重要作用，尊重離岸金融中心發展的客觀規律，本著互利互惠原則，進行頂層設計，沿著我國貿易、投資發展的足跡，在各大洲合理規劃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分布，從而增強人民幣國際化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由于香港是目前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的最佳選擇，應該由易而難地破除制約香港離岸市場發展的制度障礙，大力打造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國際定位。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的模式、路徑及進度必須與中國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求相符合，正確地處理好金融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首先，擴大人民幣離岸金融市場的廣度與深度，提高離岸人民幣的規模，逐步擴大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其次，改變人民幣投資渠道過于單一、回流機制不暢的現狀，加快金融工具創新，豐富和發展海外人民幣金融產品，著力打造多品種、高質量的人民幣債券產品。提高離岸人民幣產品進入主流投資社會的核心競爭力。第三，穩步推進國內金融改革，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利率和匯率改革，有序放開資本賬戶，完善本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加強與離岸市場母國之間的在投資者保密、反洗錢、逃稅、監管等方面的協調。控制人民幣離岸市場風險，減小離岸金融市場對國內經濟的沖擊，維護本國經濟金融安全。最后，將離岸市場人民幣資金池納入貨幣監管范疇，進行通盤考慮。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傳導機制，堅持主動性和審慎性相結合，確保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定價權牢牢掌握在我國央行手里，確保貨幣政策的效力不被削弱。創建高效的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人民幣離岸市場的規模越大，全球分布范圍越廣，建立獨立、高效的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的要求就越迫切。缺少高效的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勢必制約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離岸人民幣交易比重的提高。為了實現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之間的有效鏈接，以及人民幣在貿易非貿易中完全實現與主要外匯幣種之間的高效轉換，客觀上要求必須參考美國的系統盡早建立起離岸人民幣清算系統，使之成為運行時間重合的實時全額清算系統。通過市場準入環節和盈余賬戶法則控制信用風險，通過同步支付和多邊軋差凈額結算控制流動性風險，加強運行和服務管理，減少操作風險。  積極推動對外語言文化交流，提高中華文化的國際認同感和影響力。貨幣國際化表面上看似是國際社會在經濟金融層面對某種主權貨幣的認同與接納，深層次而言則在于非居民對貨幣發行國的文化、藝術、科技創新能力、社會政治制度、軍事力量等諸多因素的價值肯定甚至追隨。共同的語言在國際交往中所產生的“熟悉效應”，使得交易主體之間可能會有更高的認同感，從而方便交易的達成，顯著增加兩國經濟和金融交流，對貨幣國際化極為有利。人民幣海外交易主要發生在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人民幣在當地的接受程度明顯高于倫敦等地，這與較為相似的語言文化傳統密切相關。因此，我國可以通過進一步推廣孔子學院，增加中華文化在國外的影響力，提高外國居民對于中國的認同感，從而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的程度展望未來，絲綢之路經濟帶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由于古代中國在絲綢之路沿途留下了貿易繁榮、民族融合、和平發展等珍貴遺產，使中華文化在當地具有較高的認同度和吸引力。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中國擴大區域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搭建了新平臺，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在石油等大宗商品計價、基礎設施投資及貸款方面實現新的突破，為人民幣在東亞以外的亞洲區域更廣泛地使用開創新局面。完善離岸市場法律制度與框架。法律規制的構筑是建立和發展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必須面對的一個特定挑戰。特別是有關金融監管、稅收優惠、司法制度、爭議解決方式等制度的安排和設計，極大地影響著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對海外投資的吸引力、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規制的協調配合，以及我國金融秩序的宏觀調控。具體而言，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必須設立單獨的金融監管機構和健全的監管制度；建立完整、具備針對性和執行力的基本法律制度，便利、友好和高效的離岸載體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獨立高效的司法管轄體系、訴訟制度、終審制度、法官行為制度和律師管理制度以及務實的爭端解決制度。除此之外，尤其要完善保密制度(條款)和嚴格的反洗錢法律制度，遏制海外資金非法轉移和流動。為了促進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應借鑒澳大利亞的經驗對特定離岸機構或離岸主體實行稅收優惠。強化國內的國際稅收征管，加強雙邊和多邊國際稅收合作機制，打擊逃稅，防范避稅，維護我國依法納稅的稅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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