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問題分析(一)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問題分析

[摘 要] ：食品安全是全社會廣為關注的問題，面對近年來頻繁發生的食品安全事故，《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應運而生，這充分顯示出黨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場、懲治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信心和決心。為了做好法律規范之間的銜接，充分利用刑事審判職能，預防和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本文首先分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現狀，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的處理差異，提出司法實踐中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的突出問題，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四點建議。筆者認為，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預防和懲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礎。當前，首先要做好刑事司法與《食品安全法》實施的銜接，修改和完善犯罪要件，加大犯罪的打擊力度。然后結合《食品安全法》的規定，有關部門盡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法實施細則，健全完善食品監管、預警、風險檢測等各項機制，努力做好各部門間的工作協調配合，共同構建食品安全防控體系。

[關鍵詞]食品安全 犯罪 問題 理性之策

   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食品安全的認知度的提高，食品是人類生存的基礎和基本的保障。因此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是，總是有一些不法之徒受利益的驅使，以身施法，冒天下之大不韙，不顧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制假、造假、售假，坑害群眾。近幾年來不停在網絡上和新聞上看到曝光相關食品安全的事件。福壽螺、蘇丹紅、毒火腿、瘦肉精、毛發醬油、黑心月餅……，直至2014年7月震驚全國的“福喜事件”這一起起怵目驚心，輕者致病，重者要命。國人為之驚恐、為之憤怒。“食品安全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須切實監管，嚴厲懲治。”人們對食品安全立法、嚴懲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呼聲日益高漲。為適應現在社會的新形勢，順應民意，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以下簡稱《食品安全法》），并于2009年6月1日起開始執行。2013年6月17日，實施四年，我國首部《食品安全法》即將啟動修訂。從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了解到，《食品安全法》的修訂，已列入國務院法制辦2013年立法計劃。這是我國出臺的第一部針對食品安全保障的法律，充分顯示出黨和政府治理食品市場、懲治危害食品安全行為的信心和決心。

　　一、司法現狀：犯罪和犯罪后的處罰

《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和實施，預示著應盡快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作為一個在法律上的一個重要點來重視。食品安全犯罪是指在食品生產、銷售過程中發生的犯罪活動，它直接危害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權。從犯罪構成上看，該類犯罪的犯罪主體既可是自然人，也可是單位；主觀方面為故意，并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侵害的客體是復雜客體，既包括國家有關食品質量、工商行政管理等制度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又包括社會公共安全；客觀方面表現為生產、銷售偽劣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行為，非法經營行為等，并應達到一定的危害后果。由于目前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屬性和特征，理論界沒有統一認識，因此，在處理食品安全事故的過程中，往往難以把握罪與非罪的界限，造成一些不法行為逍遙法外。同時，司法實踐中，往往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歸屬到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犯罪之中，而忽視了其對社會公共安全的危害，以至于造成不同地方的案件，處理結果大相徑庭的情況。下面通過幾個影響較大的食品安全事故處理的情況，窺視一下司法現狀：

——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虎頭蛇尾。2004年，安徽阜陽劣質奶粉案，在全國引起轟動，造成營養不良而死亡的嬰兒12人，輕、中度營養不良的嬰兒189人，重度營養不良患兒28人。雖涉案20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但是最終主要被告人生產商池長板只是以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食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罰金5萬元，銷售商的最高刑也只有八年，罰金2萬元，這與該案所產生的嚴重后果顯得不太相稱，與民眾期望相去甚遠。　　——沒有記者暗訪，“毒火腿”案何去何從？浙江金華火腿全國聞名。2003年10月底，因記者暗訪發現永泰火腿食品廠曹錫平、曹錫洪兄弟用兌入“敵敵畏”農藥的水浸泡火腿，而致曹氏兄弟因生產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別獲刑。“毒火腿”真的是記者暗訪偶然所得？真的只有永泰火腿食品廠這一家生產？這些問題很難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為何之前對此無人問津？雖然內情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由此判斷，曹錫平、曹錫洪兄弟因300只未銷售出的“毒火腿”而領刑，只是代人受過而已。　　——廣州蘇丹紅“元兇”罰人未懲企業。2002年4月至2005年3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生產、銷售含有“蘇丹紅”成分食品添加劑數量為23萬余公斤，銷售金額400余萬元，譚偉棠、馮永華作為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因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并處罰金，應該是咎由自取。但是，刑法規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該案田洋公司和服務公司的經營行為，同樣侵害了市場經濟秩序，理應受到刑事追究，可本案并未涉及公司。　　——多數食品安全事件不了了之。冠生園“陳餡月餅”和“毛發醬油”事件在“報道是否屬實”的爭執中“消化”；北京蜀國演義酒樓用福壽螺替換海螺，致70多人引發廣州管圓線蟲病，以酒樓民事賠償宣告結束。…… 食品安全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侵害，從老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米、面、鹽、油到各種中高檔食品，幾乎無一幸免，但是真正能夠追究責任人刑事責任的卻寥寥無幾。　　——三鹿案件的查處，彰顯打擊食品安全犯罪的決心與力度，但罪名的適用卻引起各界爭鳴。2009年3月，涉及面廣、影響范圍大的三鹿系列刑事案宣告平息：張玉軍、耿金平、田文華等人分獲重刑，石家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亦被判處罰金。該案的查處，昭示了司法機關打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力度，但對同一犯罪事實根據不同的參與環節，分別適用三個罪名引起爭議。特別是對三鹿總裁田文華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存有疑問，有的同志認為“三聚氰胺雖非劇毒，但根據研究，也具有微毒性質，起碼是非食品有害物質。這樣，三鹿高管完全應該適用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田文華的辯護律師梁子侃則認為，三鹿案發后，無論是調查組還是媒體，都稱之為“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如果田文華的罪名是重大責任事故罪可能更妥當。

---福喜事件的處理結果，上海市食藥監局2014年7月22日表示，初步調查表明，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涉嫌有組織實施違法生產經營食品行為，并查實了5批次問題產品，涉及麥樂雞、迷你小牛排、煙熏風味肉餅、豬肉餅，共5108箱。上海市食藥監局和市公安局等部門已經成立了“720”聯合辦案指揮部，初步調查表明，上海福喜涉嫌實施有組織違法生產經營行為。上海市食藥監局局長閆祖強代表國家食藥監總局再次約談福喜工廠中國區的負責人。福喜公司被要求3天內給出一份詳細的書面報告。上海公安局已經介入調查，對22家下游食品流通和快餐連鎖企業進行緊急約談，麥當勞、必勝客、漢堡王、德克士等連鎖企業，以及上海真心食品銷售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等九家企業已經封存福喜公司產品約100噸。食藥監局還通報，初步查明，麥當勞、必勝客、漢堡王、棒約翰、德克士、7-11等連鎖企業及中外運普菲斯冷凍倉儲有限公司、上海昌優食品銷售有限公司、上海真興食品銷售有限公司普陀分公司等9家企業使用了福喜公司的產品。2014年07月24日，上海市使用福喜產品企業新增2家達11家。市公安局已依法對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質量經理等6名涉案人員予以刑事拘留。市公安局和市食藥監局表示，對危害食品安全的違法行為要一查到底，依法嚴懲涉案單位和責任人。截至2014年7月23日，共出動執法監察人員875人次，共檢查食品生產經營企業581戶，對經營、使用福喜公司產品的企業的問題食品，均已采取下架、封存等控制措施。

二、實踐困惑：罪名競合的選擇與犯罪情節的認定

　分析司法實踐現狀，之所以出現處理結果迥異，除了存在地方利益保護等人為因素外，根源在于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和對犯罪情節的認定上。　　（一）罪名競合時的選擇適用　　我國刑法規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主要有：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經營罪以及侵犯知識產權類犯罪等。刑法在此設置了兩種形式的罪名競合：　　一是法條競合。法條競合是指一種犯罪行為因刑事立法對法條的錯綜規定，導致數個法條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在其內容上發生重合或者交叉的情形。[7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生產、銷售本節第一百四十一條至第一百四十八條所列產品，構成各該條規定的犯罪，同時又構成本節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一種比較典型的法條競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罪，與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之間存在重合和交叉關系。　　二是想象競合。想象競合也叫觀念的競合，是指基于一個犯罪意圖，實施一個危害行為，而觸犯兩個以上異種罪名的情形。[8]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十條規定：“實施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同時構成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行為人為了牟取利益，實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有可能同時觸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類罪名和侵犯知識產權、非法經營等其他犯罪的罪名，這就是一種想象中的競合。　　在罪名競合時，如何選擇適用呢？雖然在刑法及《解釋》中均做出了“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的原則規定，但是這仍是司法實踐中比較難把握的問題。　　首先，在法條競合時，要求重法優于輕法，適用處罰較重的罪名，但是由于各條文認定犯罪的標準不一致，而致實踐中不好操作。如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要求的客觀要件是“銷售金額”，生產、銷售不符合衛生標準的食品罪要求的客觀要件是“足以造成嚴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嚴重食源性疾患”，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則依據“生產、銷售摻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或明知摻入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而銷售”的要件來認定。在這種情況下，為了慎重起見，司法機關往往習慣于以“疑罪從無、疑案從輕”的原則選擇輕法。　　其次，由于行為人在犯罪的各個環節所起作用不同，也可能造成選擇適用罪名的差異。如三鹿奶粉案。“三鹿集團使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原奶生產的嬰幼兒奶粉進入市場后，導致眾多嬰幼兒引發泌尿系統疾病、多人死亡”這一事件，雖然從原料的購置到奶粉的生產、銷售是三鹿集團一個完整的生產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