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監獄行刑人道化(一)

論監獄行刑人道化

[摘 要] 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來說，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伴隨著犯罪率的上升，犯罪呈現低齡化和高智商化的趨勢，這對包括監獄管理在內的執法、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監獄行刑的人道化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點。本文針對這一問題展開研究，介紹了監獄行刑的概念和內容，分析了當前監獄行刑存在的一些問題，包括監獄的布局、監獄行刑的模式、手段以及釋放后的管理問題等，論文并針對這些存在的問題，根據人道化的要求，提出了一些改進的措施和建議。

[關鍵詞] 監獄  行刑  模式  假釋  矯正 

    一、監獄行刑概述

    監獄行刑是指對刑罰的執行，它是整個刑事司法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最后一道工序，是刑罰執行的關鍵性的一個環節。犯罪的法律后果是接受刑事制裁并承擔相應刑事責任，監獄行刑是刑事制裁的一種重要方式，所以，監獄行刑實質上應從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實現方式中去研究[張文學,李燕明：《中國緩刑制度理論與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第24-26頁.]。

    監獄行刑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我國，監獄行刑的內容分為程序性內容和實質性內容。程序性內容是指對監獄刑罰變更執行的建議權和嚴格限定下的決定權或批準權，主要內容包括對罪犯的收監、身體檢查、分押、減刑假釋、釋放等。監獄行刑實體性內容主要包括對罪犯的監管、勞動、教育、感化、矯正等[金鑒：《監獄學總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79-82頁.

]。

    二、監獄行刑人道化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監獄布局的不合理性

建國以來，出于強化監管安全、懲戒罪犯的考慮，我國大部分監獄選址在偏遠地帶，前不著村后不著店，有的甚至建在戈壁灘或荒山，需要監獄自行開發。自然環境惡劣，物質條件極差，監獄警察學習、工作、生活的條件異常艱苦，家屬子女就學就業也非常困難，監獄自然而然的擔負起了辦社會的沉重負擔，嚴重分散了原本就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影響了監獄刑罰執行和監管改造職能的行使。

其次，監獄分布不均，疏密失衡，表現為省際不合理和省內不合理。有的省份監獄多達30所，偏遠地帶的省份如新疆等地不到10所。省內不合理主要體現在監獄集中建在某個城市片區，其他地方零星建立，如廣東全省26所監獄其中韶關境內監獄近10所。

再次，農場監獄關押點多且過于分散，監獄管理要求高度集中統一，對罪犯實行軍事化管理，監獄分押點的多少與罪犯改造成本成反比，散而多的分押點增加了監獄的關押風險和改造成本，降低了管理效能。

最后，關押能力不足，監獄爆滿。由于我國社會處于轉型期，犯罪因素激增，犯罪率劇增。但由于各種原因，我國監獄建設雖然有長足的發展卻仍滿足不了關押需要。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封閉偏遠的監獄布局曾經給社會帶來了安全穩定；但結合現今社會城市化和科技化飛速發展來看，它給監獄工作帶來的困難和不便遠遠大于其所帶來的好處。高素質的人才因環境封閉守舊而不愿意到監獄工作，警察子女的學習、就業及婚姻也因與外界社會接觸太少而成為困擾監獄警察的首要難題，作為執法主體的監獄警察根本無法安心做好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

    （二）監獄行刑模式的封閉性

從監獄對外管理來看，監獄門禁管理嚴格，監管區內門禁眾多，社會人員出入監管區進行幫教活動很不方便。外來人員進入監管區需要符合各種繁雜的條件，辦理復雜的審批程序，進入監管區后又必須由警察全程陪同活動。即使是與罪犯改造密切相關的罪犯親屬，除非參加監獄的“開放日”活動，否則會見時也只能隔著玻璃使用電話通話，根本不可能進入到監管區內了解罪犯生活、學習、勞動的場所。

從監獄內部管理上看，監獄出于確保安全和穩定的需要，環境布置上仍然多采取隔離設施，教育管理罪犯理念上和手段上雖然有一些創新但仍然是較為保守的態度，除了對罪犯開展思想文化技術“三課”教育開展上具有開放的態度外，在罪犯活動空間和行動自由度上則更加保守。

    （三）教育改造罪犯手段的欠缺性

    傳統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主要是通過開展法制教育、遵紀守法教育、專題思想教育和勞動教育等來統一罪犯的世界觀、道德觀、價值觀，最常用的是管教干警的說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即使有罪犯親情幫教，鑒于監獄的封閉性和監管安全的需要，罪犯親屬也只能通過每月會見、通信的方式與罪犯溝通，時空的阻隔性也大大減低了親屬幫教的有效性。此外，社會團體力量的不固定性和零散性，也只能在幫教活動的當時對罪犯起到短暫的激勵作用，不能達到長久的教育目的。

   （四）刑釋后安置幫教接茬的不銜接性

首先，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需要高素質的人才，傳統的幫教形式受到挑戰，增加了罪犯出獄后的就業壓力。在過去市場經濟時代，大家吃大鍋飯，罪犯出獄后再回到原工作單位并不會增加就業壓力；但在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知識型人才，機械化的現代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降低，公司企業倒閉產生了大量的下崗職工。而原單位因自身待崗人員眾多，對入監服刑罪犯的幫教也不再是解決出獄后的就業問題，何況根據我國現行《勞動法》的規定，多數用工單位在職工入獄后直接解除了勞動合同，這樣在其服刑期間的簡單關愛也無法發揮實質性的效果。

其次，社會幫教效果打折扣。社會中急功近利、攀比浮躁的風氣目前占據了社會的主流市場，傳統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和社會的評判機制受到嚴重沖擊，熱心公益事業關注公眾事業、還富于社會的反哺思想還不多，從事該項工作的公民逐漸在減少。

最后，就我國目前的行刑機制而言，中央安幫辦、各省、市安幫辦相繼出臺了各項與安置幫教相關的文件，提出了對刑釋人員“必接 必送”的工作要求，中央提出了建立“中途之家”的要求。但是各省市之間、各省內部之間難以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渠道，監獄與地方之間關于刑釋罪犯的信息轉遞網絡也未全面建立。

    三、監獄行刑人道化的一些建議和措施

    （一）擴大開放力度，建立健全分級處遇管理手段

在行刑過程中積極引入社會力量，擴大社會參與面，可以減輕罪犯對監獄的敵意，促進其與社會親近。從行刑社會化和科學化的角度出發，站在國家對待罪犯和犯罪的高度，建立分級處遇管理。一是我國應按照罪犯的危險程度建立不同警戒程度的監獄，這些監獄在基礎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