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重大殺人案主犯精神鑒定的必要性(一)

論特重大殺人案主犯精神鑒定的必要性

關鍵詞: 殺人 案件 主犯 精神鑒定 必要性

近幾年，有關一些重特大殺人案件的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鑒定漸漸地成為社會焦點話題，也是法學、社會學、心理學專家討論和研究的熱點，這些對曾經對社會造成巨大危害的犯罪分子，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主觀犯罪呢？對于這些犯罪分子們是不是有必要進行精神方面的鑒定？如果真的鑒定為這些“殺人惡魔”有精神障礙，是否需要免除這些人的刑事處罰？等等這些問題都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

    我認為，對一些重特大殺人案件的主犯進行精神鑒定是很有必要的。為了證明我的觀點，我仔細觀看了很多經典案例，并查閱了一些早期的書籍以及近期的社會現象和司法鑒定的依據。我會跟據一些經典案例和最新的案件帶來的社會效應及爭議焦點來加以說明并予以佐證我的觀點。

重特大殺人案件的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鑒定

     精神病人殺人現象，既是法律問題，又是社會問題和醫學問題。我國刑法第十八條明確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和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產生的危害行為，經過法定程序鑒定，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有些人對這一條規定并不理解，認為即使是精神病人殺人了也應該被判處死刑。

1.1、刑事犯罪中何時需要進行精神鑒定

是否患有“精神病”這一結論，在刑事犯罪案件中對于判決結果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司法精神病鑒定在維護精神病患者的權益與保障社會免于受危險精神病患者之危害間，存在了相當大的矛盾與沖突。根據《刑法》第十八條“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也就是說精神病人犯罪并負刑事責任的，有兩種情形：第一，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第二，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由此可見，精神鑒定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是否服刑，服刑輕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甚至是致命的影響。首先我們應當尊重精神病人的權利，我們要依據法律。如果這兩個問題都得到肯定的話，那么，我認為申請做精神病鑒定就應該是普遍權利，包括“殺人魔鬼”在內。

既然法律為精神病人設置了“豁免”條款，那么，對被申請的嫌犯做精神病鑒定，也應當是程序和正義的必然要求。

1.2 、現階段精神鑒定的主要方法

②司法精神病學致力的就是要解決因精神障礙而導致的種種社會與法律法律問題，而司法精神病學在司法活動中的運用集中體現在精神病的司法鑒定上，事實上，司法精神病學也將因精神疾患涉及刑法、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事件而導致與法律發生之關聯之精神醫學納入其研究領域。換言之，司法精神病鑒定也稱為精神病司法鑒定，是指在訴訟活動中由一定的機關、組織或單位運用法精神病病學的知識對被鑒定人的精神病狀況作出客觀判斷的活動。

對司法精神病鑒定理論界還有人稱其為法精神病學鑒定即“利用法精神病學學科專業知識對一定人是否有精神疾病進行的鑒定”。我國《司法鑒定職業分類規定（試行）》（參見司法部司發通[2000]159號）。將司法精神病鑒定稱為“法醫精神病鑒定”即“運用司法精神病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涉及與法律有關的精神狀態，法定能力（如刑事責任能力、受審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為能力、監護能力、被害人自我防衛能力、作證能力等）、精神損傷程度、智能障礙等問題進行鑒定”。 

    具體提出司法鑒定首先需要宣告申請：精神病人的近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人有權向法院提出申請。其他利害關系人是指與精神病人存在民事關系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次司法鑒定由法院受理申請后，必要時可對被申請人進行鑒定。并且指定監護人，在宣告被申請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同時，法院可根據申請，指定監護人。也就是說，指定監護人并非這類案件的必經程序，只在利害關系人有申請時法院才能指定監護人。

    另外，撤銷申請的話，被宣告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其監護人有權申請作出新判決，撤銷原判決。在原判決撤銷前，被宣告人是沒有訴訟行為能力人的，按照法理當然也就不能在沒有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參加訴訟活動。但監護人可能出于特定原因不行使撤銷申請權，使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因此，從保護行為能力欠缺者的利益出發，法律給無民事行為人、限制民事行為人開了“綠燈”。  1.3 、重特大殺人案罪犯是否需要精神鑒定以及原因

從歷史傳統來看，“殺人償命”無論世界各國有著怎樣的法律社會文化淵源和演變，它幾乎都是一個簡單的信條；這種簡單的信條一直成為我們內心深處思維定勢，特別是對于一個法治思想啟蒙史不足百年的中國國人來說更是如此。

現代刑法學看來，對犯罪可追究刑事責任，即犯罪的可司法性的一個基本的公設來源于：人應當、且能夠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的前提條件是，一般的成年人能夠辨認、也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就要為此承擔責任。這一公設與歐式幾何的公理體系有機構上的相似之處。當我們發現有存在一些人，他們不能辨認，或者能控制自己的行為，再要他們承擔責任就會出現“前提消失”的邏輯錯誤。

我國現行《刑法》第18條前半部分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的法理淵源。

熊振林被控殺人案共有八人死亡（參見《新浪網》新聞中心2009.2.25），案中血腥和殘忍的細節，對全社會來說都是巨大的震驚和打擊，我們也能夠體會到受害人家屬親友的沉痛悲傷和憤怒。但如果我們全社會對熊振林也只有“殺人償命”的簡單信條，以這種心理定勢來蒙障我們理性分析的眼睛，我們就很自然的把熊振林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精神病司法鑒定申請僅僅是一個遇溺者臨死前抓住的一根稻草，而不能正確地看待這種申請的正當性。

探究經典案例犯罪分子的主犯行為和心理，鑒定結論認定為這些有精神疾病的，如何判處。

依據我國現行《刑法》對無法辨認、無法控制行為的罪犯，可以免除刑罰。對于無法辨認、無法控制的人的行為與自然力、動物的行為并無兩樣。無法辨認、無法控制的行為不應該被追究刑責，就像是我們不可能將動物、自然災害追究刑事責任一個道理。這是現代社會的文明標志，理性的標志。

2.1、犯罪分子的主犯行為和心理，鑒定結論認定為這些有精神疾病的，如何判處

     上社村是潮州市饒平縣最偏遠的村莊之一，距離縣城超過40公里。村莊四面環山，有四五百戶人家，均以種茶為生。村民們敦厚質樸，熱情好客，歷史上鮮有刑案發生。然而，2009年春節，一起殺人大案打破了山村多年的平靜。(載《南方周末網》“瘋漢”殺人艱難免刑2010.9.10)

　　這一年2月5日，農歷正月十一，晚上七時左右，村民許靜正和小女兒許小樂一起看電視，兒子許小齊在浴室洗澡。許家一家五口人，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大女兒在外工作沒有回家，小女兒剛上大學，寒假回來與家人團聚。男主人許志明是中學教師，當天因為去15公里外的學校開會，沒有回家。災難在沒有任何預兆下發生。許家的玻璃突然被人敲碎，許靜打算到外面看個究竟，剛一開大門，一個男子手持菜刀向她砍來，許靜轉身逃回客廳，男子追進屋去，將其砍倒。見許靜的女兒許小樂嚇得大叫，男子又揮刀向其猛砍。

    許小樂倒下后，兇手并沒罷休，又沖向剛從浴室中出來的許小齊，后者逃回浴室，將門關上，兇手連砍帶踢，將門弄開，正在雙方搏斗之際，鄰居們聞訊后趕來，將男子制服。后經法醫檢驗，許靜身受重傷，許小樂則當場死亡。許小齊則因躲進浴室，僅受輕傷。

讓村民大感意外的是，砍人的男子竟是許家的后鄰劉寶和。劉寶和平常性格內向，沉默寡言，雖然被認為好吃懶做，不務正業，但平時性情溫和，極少與人發生沖突。

按照司法慣例，司法精神病鑒定只能由公檢法等司法機關啟動，而實踐中則多由公安機關送鑒，一旦嫌疑人被鑒定為有病，司法程序就此終止，嫌疑人要么送回家由其監護人看管，要么強制送精神病院治療，通常不會起訴至法院。

而案件一旦到了法院，就說明公安局和檢察院均未發現嫌疑人有精神問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