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訴訟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用研究(一)

論我國行政訴訟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用研究

我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發端于刑事訴訟，這樣在刑事訴訟領域中有著較為完備的理論和實踐，那么在行政訴訟中應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一個比較新的課題。先由美國為代表的“強制排除加例外”模式和英國為代表的“利益衡量排除”模式為我國提供了良好的選擇借鑒，我國行政訴訟制度構建、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乃基本趨勢，充分厘清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排除的內涵，并設置符合我國現實的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早起源于美國，是通過一系列判例確立起來的，是對美國憲法權利法案中規定的人權保護精神的張揚。19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審理Weeks v．United States一案，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1]在我國立法實踐上，雖然《行政訴訟法》中沒有非法證據排除的直接規定，但在行政訴訟相關司法解釋中已有不少關于違法證據不應采納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0條、第3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55條、第57條、第58條、第6O條、第6l條、第62條等條文都涉及到了行政訴訟中非法證據的排除�？梢哉f，在行政訴訟實踐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著一定的法律基礎。

一、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涵

行政訴訟非法證據的內涵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來界定。狹義的行政訴訟非法證據僅指違反法律 規定的程序、方式或者手段取得的證據。而廣義的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指收集或提供證據的主體，證據的內容，證據的表現形式，取得證據的程序、方式或手段之一不合法的證據。主要包括“收集證據的主體違法；證人證言或鑒定人沒有證據主體資格；獲取證據的方式違法；手續不合法(如對域外證據沒有辦理相關的公證及認證手續)；形式違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各種證據提交的形式作了明確要求)；提交時限違法(即不在法律規定的時間提交證據)等情形。”[2]

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建立在非法證據的判定之上，是指在行政訴訟中對以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搜查、扣押或以其他非法方式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對行政案件待證事實有證明作用的證據材料，因缺乏合法性而被排除在行政訴訟證據外或者被排除在定案證據之外，這需要法律特殊規定，被稱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3]該規則是一項司法適用規則，是在行政訴訟中由人民法院適用的證據規則。對于非法證據，只有人民法院有權予以排除。至于當事人在自己所掌握的證據中進行挑選、排除以決定是否向人民法院提供，并不屬于“行政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

二、國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踐

對于非法證據應當以什么樣的方式排除，各國價值選擇的不同決定了非法證據的范圍界定、舉證責任、排除模式的不同，主要包括以美國為代表的“強制排除加例外”模式和英國為代表的“利益衡量排除”模式。

1、“強制排除加例外”模式

強制排除是指一切違法取得的證據即應排除，法官沒有裁量的余地。強制排除認為行政機關的違法取證行為比行政相對人的行政違法行為更可怕，行政權力的濫用對社會安全的威脅較一般違法行為更可怕。強制排除最能達到阻止違法取證的效果，最能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原告有權要求公平審判，乃法治國之最低限度要求，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言，其最低限度要求應將國家機關怒意或蓄意以違法方法取得之證據，一律加以排除。

早在189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曾認為用體罰或威脅方式獲得的自白或陳述違反憲法第5修正案。各州并沒有被要求一定遵守聯邦最高法院的規定。但是，它們卻規定了對強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規則，這與最高法院的規定相比不很嚴格。1914年，美國最高法院曾下令對以非法搜查、逮捕途徑取得的證據都予以排除。但是，許多州仍然實行傳統的做法，不因證據是非法取得而一概排除。在理論上出現了“銀盤理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1914年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不適用于各州的刑事程序，在各州非法搜查扣押的證據仍可作為論罪科刑的根據，甚至各州的違法證據也可為法院所采用，此即所謂“銀盤理論”。)，聯邦法院對各州呈報的案件中違法取得的證據，可以酌情采用。1960年“銀盤理論”被推翻。1961年各州開始采用排除違法取得的刑事證據原則。這樣就使有高度證明力而違法取得的證據在某些時候失去了證據效力。與此同時，還出現了“毒樹之果”理論，即指違法收集的刑事證據均為“毒樹”，從“毒樹”中的線索獲得的證據，被稱為“毒樹之果”，應予以排除。

強制排除的不足之處在于：對輕微的違法行為與嚴重犯罪行為不加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