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標異化的影響(一)

本論文在法律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 1世紀的跫然足音鳴響耳畔，在跌宕起伏、命運多舛的道路中掙扎奮斗了五十年的中國人可想可說的東西很多很多。然而作為已經成熟并且具有深刻思維能力和理性勇氣的民族，我們決不會再去喋喋不休地傾訴自己的苦難或積怨；更不會淺薄地炫耀曾有過的輝煌業績，我們的思路和目光將直面中國社會的歷史和現實，揭示自身本質性的問題。對腐敗問題的思索也是如此。
據統計，2001年1月12日，全國紀檢監察機關查結案件174633件，給予黨紀政紀處分175364人。在受處分的人員中，縣（處）級干部6076人；地（廳）級干部497人；省（部）級干部16人，其中因腐敗問題而被查處的10人，而且有七名省部級高官的腐敗問題非常嚴重。我們不禁要問：法律一天天增多，法制一天天健全，反腐力度一天天加大，可為什么行為與效果的反差如此之大？對反腐敗斗爭重要性的認識，從中央到地方已提到了“生死存亡”、“興衰成敗”的無以復加的高度，可為什么認識與現實的反差如此之大？近年來對腐敗分子的懲處不可謂不高，可為什么懲與犯的反差如此之大？看來，我們必須更加認真地探討和研究一下了。
一、腐敗含義。
討論腐敗問題應先要知道什么是腐敗。[現代漢語詞典]對腐敗的解釋有以下幾項：1）腐爛，如食物的變質；2）在精神領域，指思想陳舊，行為墮落，如思想行為變壞，生活腐化一類。3）在政治生活領域，指制度、組織機構、措施等的混亂，黑暗。由此可知，腐敗具有極其寬泛的內涵和外延，他原本是自然界的一種現象，指事物的腐爛，即有機體由于微生物的滋生而受到破壞。將這種現象引申到我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腐敗通常指的是公共權利的異化和蛻變。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腐敗做出了種種界定。
第一，腐敗泛指一切的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曾經說：“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1，（5）.327；]在這里，腐敗是官僚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二，腐敗是一種衰退現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宋振國認為：“廣義的腐敗現象是指某種社會制度及其某一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處于全面的衰退腐朽之中，形成整個社會的腐敗。狹義的腐敗現象是指政治的腐敗、政權的腐敗或腐敗現象侵入政治之中。”在此處，腐敗是社會衰退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腐敗是指濫用公共權利。濫用公共權利，簡單的講就是公共權利的非公共利用，從而達到某個個人，集體或組織的目的，在權利失范的情況下，權利與腐敗糾纏成了一個惡性怪圈；公共權利的非公共利用導致了腐敗的產生，而腐敗的盛行又加劇了公共權利的異化。除此之外，公共權利的濫用還包括個人私利之間的不正當交換，從而對公共利益造成損害，具體表現為權錢交易，權權交易和權色交易等。我國大多數學者都持此觀點，如中共河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劉國棟指出：“腐敗行為是掌握公共權力者利用權利為個人或小團體謀取利益的行為，即通常所說的以權謀私，公權私用。其突出表現是權與錢、權與法、權與色以及權與權之間的交易。”再如，廣州大學法律系教授李力指出：“腐敗就其根本而言，是指公共權利因非公共性運用（如以權謀私，貪污受賄，專斷擅權等）而喪失公共性質。”以及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沈驪天所做的定義：“腐敗應是握有權利的公職人員違反控制目標以權利謀取種種私利的行為。”
第四，根據我國學者王滬寧先生的介紹，主要有三種：1、以公職為軸心，以個人利益為核心，使用公共權利，違背職責，游離規范，擺脫法律。如尼爾（Nye）的定義，即將腐敗看作：“為了獲取私人（包括親屬，私人派系）的金錢或地位等利益而偏離公共角色正規職責的行為；或是公共角色違反規則而發揮某種私人影響的行為。包括賄賂，裙帶關系，貪污等。”2、以市場為軸心，把公共職位作為收益的工具，而腐敗官員則盡量使其收益最大化。腐敗官員把公職作為“最大化的單位”，其收益也取決于市場，這個市場就是腐敗市場；3、以公益為軸心的界定。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公職界定太狹窄，市場界定又太寬泛，他們認為以特殊利益去侵犯公共利益就是腐敗。此外，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P.亨廷頓(S.P.Huntington)曾對腐敗作過比較分析,他認為:“在發達國家，腐敗主要是指用金錢換取權力，而在發展中國家，占主導地位的腐敗則是以權力換取金錢。”[ 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nces [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綜上所述，從我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來理解腐敗，可以此為標準：1、以是否破壞規范政府官員的法規為標準；2、主要以公共輿論或對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的評價為標準；3、以對政府官員，尤其是對普通百姓所造成消極影響的腐敗效應為標準。在此基礎上，結合我國當前的腐敗現象與轟轟烈烈地反腐敗斗爭，筆者贊同的腐敗的定義應是：“掌握公共權利的公職人員或單位，在供職期間，把公共權力濫用于私利目的，導致公共利益的不正當轉移，從而在社會領域、政治領域、經濟領域等造成較大破壞的行為過程。”
二、我國腐敗現象的特點與嚴重危害。
應當正視，當前我國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是普遍的，在某些領域、某些部門和單位是嚴重的，是腐敗現象高發頻發和泛濫成災的時期，這已經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
簡要而論，當前腐敗的特點可分為：
1、經濟方面的特點。
1）經濟案件上升，金額越來越大。1957~1967年，每年因貪污立案約2000~3000件；1976~1996年，每年僅偵破達10000件以上，未立案，或立案未破的遠不止此數。在1996年僅金融系統查處的8000件案件中，80%都是萬元，有些是百萬、千萬，個別詐騙，非法集資達億元以上。2）國有資產嚴重流失，“富了和尚窮了廟”。據90年代初統計，我國國有資產總計約5萬億元，而每年以500億的速度在大量流失，原因很多，其中被大大小小腐敗分子所侵吞、揮霍，通過各種歪門邪道化公為私也是重要原因。如1996年外逃菲律賓的原武漢長江動力集團董事長于志安把5000萬美元轉入國外，叛逃時還帶走50萬美元。3）腐敗金額涉及“黑數”很大。從腐敗現象普遍和嚴重程度看，從群眾的強烈反映看，現在已揭發、已立案的、已判決的腐敗案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尚未揭發、尚未立案、尚未判決的案件遠不止此數，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嚴峻，任務非常艱巨。4）一些新的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腐敗現象相當突出。如金融、證券、期貨、股票、信息、房地產、高科技產業等。1996年僅金融系統涉及100萬元以上的大案就有115件，涉及1000萬元的大案有19件，涉及各銀行支行的行長，經理就達188人。
2、領導層的特點。
1）領導層案件明顯增多，層次升高。過去縣處級干部貪污案件就有很大影響。劉青山、張子善案是地市級領導干部犯案，震動全國。現在縣、地級干部犯罪案件屢見不鮮，省級直至中央級領導干部犯案也明顯多于過去。據中共十五大中央紀委報告統計，在1992~1997年的5年中，黨紀政紀處分共立案73萬件，處分66萬人，開除黨籍12萬人，司局級1673人，省部級78人。2001年，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原云南省委副書記、省長李嘉廷，收受鄒某某等9人賄賂，共折合人民幣119萬元；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其子接受對方錢物共折合人民幣2049萬元；與有夫之婦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職權為徐某某謀取不當利益，涉及金額3000余萬元。2）膽大包天，頂風作案比較嚴重。如1991年北京首都鋼鐵公司鋼廠黨委書記管志誠因貪污150萬元被處決，但兩個月后，他的繼任者楊立宇即受賄7000元，以后有先后受賄150萬元因而被捕。這種利令智昏、膽大妄為的頂風作案，集中反映了腐敗分子的囂張氣焰。3）腐敗現象由經濟部門正向黨、政、軍、政法機關、組織人事部門蔓延。買官賣官、貪贓枉法的惡性案件屢屢發生，司法部門的腐敗、吏制的腐敗是更嚴重的腐敗，對政權的危害性最大，已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4）道德敗壞，被色情拉下水的公職人員增多。據統計，1995年上海因道德敗壞而受黨紀處分的干部237人，其中136人是嫖娼。某市一代表團到香港，一個星期內全軍覆沒，港人評論：“大陸官員一進了香港，就像多年的和尚下了山。”5）一些有“著名的先進模范人物”官員的腐敗案件比較突出。因為這些人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在社會上有較大影響，以為有了政治資本和保護傘，就更加肆無忌憚地違法亂紀。
3、當前一些新特點。
1）群體作案比較普遍。如北京市有陳希同、王寶森（常務副市長）、鐵瑛（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志誠（原副市長）四名原市領導人和多名親屬、秘書相互串通，共同作案。首鋼的周北方，管志誠貪污受賄案也是一個團伙。泰安市原市委常委、公安局長胡建學貪污案，涉及5名地廳級干部和多名縣處級干部。陜西省民政廳貪污案有三名廳長全部參與，并涉級8名處級干部。廣東省英德縣公安局長張文列貪污案，涉及科級干部60人，一般干部221人。1999年結案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涉及原市委書記、副市長、海關關長、稅務副局長等多名各市局領導干部。2）“保護主義”作祟。在現實生活中，暴露出違法違紀無法查，案件調查清楚卻難處理的問題。第一，一些地方政府機關以保證工作順利進行為幌子，規定哪些部門不能查，甚至具體到哪些領導不能查，使得檢察、紀委的同志無法辦案，這不僅使我國的反腐力度受限，而且還為腐敗者提供了屏障。第二，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一些“法規”，這些“法規”出臺后，為腐敗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護，使腐敗行為合法化，這將導致腐敗的制度化。3）“邊腐邊升”的現象嚴重。從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查處的干部違法違紀案件情況看，“邊腐邊升”的怪現象令人十分擔憂。一些領導干部被查處前，腐敗問題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重，但其官職卻越升越快，越當越大，被群眾稱為“邊腐邊升”、“越升越腐”。4）腐敗犯罪“低齡化”嚴重。腐敗犯罪的“59歲”、“39歲”現象已為我們所熟知，但當前腐敗犯罪呈現了一種年輕化傾向。年輕的領導干部往往具有較高的學歷，精力也比較充沛，膽量也較年老的領導大，使其腐敗犯罪呈現智能化、周密化、高額化、長期化的特點，這對反腐敗工作的開展極為不利。5）“黑惡”勢力涉足腐敗。極個別地方政府的某些領導干部不是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正道上，而是與一些黑惡勢力相勾結，黑惡勢力需要領導干部提供便利和保護，以便稱霸一方，領導干部也需要有人“支持”，兩方一拍即合。這不是一般的腐敗，它將使社會動蕩不安，使人民沒有安全感，對黨失去信任。
從以上特點可以看出，我國當前腐敗現象確有其普遍性、嚴重性和頑固性，并且給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其危害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在經濟領域，腐敗現象是一種嚴重的腐蝕劑，造成經濟活動的腐敗運行，嚴重干擾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使改革脫離了正確軌道而變形變味。如“優化組合”本來是企業改革的一條重要措施，但由于裙帶風，人情風和各種關系網的干擾，一些企業變成了“親化組合”。
2、在政治上，腐敗現象破壞黨和政府及公職人員的信譽，引起人民的不滿和不信任情緒，破壞黨群關系、政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引發社會政局不穩和嚴重動亂，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就是一個突出的例證。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多次強調反腐倡廉的重大意義，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3、在思想戰線上，腐敗現象毒化社會空氣，敗壞社會道德和公職人員的職業道德，干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黨政軍、公檢法、組織人事部門的腐敗造成吏制的腐敗，對國家的安危影響更大。
三、我國貪污腐敗的成因
    腐敗的成因是復雜而繁多的，不是僅僅因為一兩點原因就能促成的，它是由法律、經濟、文化、意識、以及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導致的。
（一）法律因素。
“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黨的十五大確立的基本治國方針，要與貪污腐敗作斗爭，必須以此方針為方向，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打擊腐敗，消除腐敗的目的。但是我國現階段法制不夠健全，這必然造成我國反腐敗斗爭的力度不夠，無法真正地震懾枉法者，導致整治成果甚微。我國法制不健全的具體表現為：
1、法律制度不完善。
一是經濟方面。現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立法還不完善，市場主題在操作當中有許多隨意性，再加上強大的利益驅動，就帶來了市場競爭中的非法手段，造成腐敗。二是在反貪防腐，懲治貪污賄賂方面的專門立法還不夠。在預防貪污賄賂犯罪方面，雖然國務院、中紀委做出規定，收入要申報，收受禮品要申報等，但這畢竟不是立法，缺乏強制性和有效的偵察手段，因而實際上是老實人申報，真正收受賄賂的人并不申報。此外，某些法律制度不完備或不符合實際，難以操作，這樣的立法在實際當中很難運用或根本無法運用，也是立法不完備的一個體現。如受賄罪以“為他人謀取利益”為構成要件，行賄罪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主觀要件就難以界定。這樣的立法會使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付出的成本太低，此消彼長，執法監督機關懲治職務犯罪的成本將會大大增高。過低的被揭露概率和過輕的處理，給職務經濟犯罪留下了空間。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然而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這客觀上為國家工作人員經濟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機。再加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關系的復雜化和動態化，市場經濟主體及其利益的多元化，給立法在技術上帶來一定困難，立法質量與現實經濟生活的要求總有一定距離，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
2、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還比較普遍。
1）瞞案不報。一些國家司法工作人員掌握了有關人員職務犯罪的證據或一些信息，但并不開展工作進行查處，恰恰相反，對有犯罪嫌疑的人員卻百般屁護，隱而不報，使得犯罪分子有恃無恐、肆無忌憚。
2）壓案不查。其一，劃禁區，要特權。規定某些領域不設監督機構，也不讓檢察、紀委的工作人員進去檢查。甚至規定到哪一位領導的問題不能查。其二，宣稱“查內不查外，查下不查上”。當外部或上級發生腐敗案件涉及本地部門派人來調查時，拒不配合，甚至刁難、阻撓調查。
3）查案不深。在“保護主義”的影響下，檢察機關、紀檢監查機關在辦案中時常受到牽制和局限。有的事先找客觀、找托詞，使問題不好立案；有的事中定調子、定框框，使案件不能深查下去；有的事后搞“舍大取小”、“復雜問題不深究”，使查實的案件不能準確定性。至于對辦案明里支持，暗里干擾，“打暗語，使眼色”，通風報信讓違紀違法者予做手腳，使案件查不下去更是常用的手法。
4）結案不嚴。案件查實后，往往很難得到嚴肅處理。有的以功掩過，以教育代替處理，以“態度好”否定必要的處分，以種種“理由”為違紀違法者開脫；有的以罰代紀，以紀代法，使法律紀律處分不能到位；有的以“異地為官”幫助腐敗分子逃避懲處；還有的搞“迂回戰術”雖迫于壓力給違紀者以處分，但不久就官復原職，甚至提拔重用。
如今的許多案件，案情并不復雜，有的甚至只是一樁小案，但查起來卻破費周折。有時本可由一案帶出數案，結果往往連一個案件都辦不下去。這是因為過大的自由裁量權給執法者較大的隨意性，特別是行政執法機關。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或者公然放縱犯罪，或者受利益驅動機制的影響以罰代刑，或者將經濟犯罪當作一般經濟糾紛處理。這是造成我國當前經濟犯罪蔓延和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3、預防犯罪措施的缺乏。
犯罪問題的經濟分析說認為，犯罪已經發生了就像一個火災毀掉了你的大樓，你再怎么對這個責任進行處罰，利益已經損失掉了；而再把他殺掉，再懲罰他，再對他加以損害，整個社會的損失卻更大了。為什么呢？要偵察、要逮捕、要起訴、要審判、要勞改，又投入了一大筆社會資源財富。
處理這個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大力度來預防犯罪，但我國以前普遍認為應再加大死刑量，覺得槍斃了以后，別人害怕了，就不會在犯了。可對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罪犯來說毫不在乎，他們顧不得害怕了。中國古代懲貪之刑可以說到了殘酷的地步，但從古代治貪的效果不難得出結論：過分的加大死刑量、加長刑期，只會造成刑法的危機，而不能起到預防的作用。
我國預防貪污腐敗的措施僅僅依靠加重刑法是不會有很好的效果的，重刑僅僅是一種暫時性的應急措施，無法從根本上實現廉潔。
（二）經濟因素。
在關于腐敗的眾多研究中，從經濟學角度入手的尋租理論以其強大的說服力，贏得了越來越多的人們的認同。尋租理論認為，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制。當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員還擁有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巨大干預權力時，這種干預和管制既妨礙了市場競爭的作用，又創造了少數有特權進行不平等競爭的人憑借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A.Krueger）在《尋租社會的政治經濟學》中把這種超額收入稱為“租金”（rent）、而把謀求得到這種權力以取得資金的活動稱為“尋租”（rent—seeking）。
尋租理論認為，在資源極度缺乏的時代，政府官員擁有分配資源的巨大決定權也就擁有了重要的獲利門路，尤其在責任心有很微弱時，從事廉正活動的激勵因素就應運而生。這種稀缺即可能是資源本身的緊張造成的，也可能是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指出的那樣，“政府的特許、配額、許可證、同意、特許權分配——這些密切相關的詞的每一個都意味著由政府造成的任意或人為的稀缺。”[詹姆士.布坎南,“尋求資金和尋求利潤”，《腐敗：權力與金錢的交換》，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頁；]多數情況下，容易導致腐敗產生的組合是：壟斷+自由處置權+不符責任的官員。[羅伯特.克里特加德，《控制腐敗》，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頁；]
克利特加德對此做了形象的描述并概括出一個公式，“假如我不貪污受賄，我得到的是工資收入和作為一個清廉人的道德滿足。假如我貪污受賄，我得到的是賄賂，但‘付出’道德代價，還有可能被察覺判刑，如果那樣我還要自食其果，因此，如果賄賂減去道德代價，再減去被察覺的可能性與可能遭受的刑事處罰之和，大于工資收入與道德心理滿足之和，那么，我將貪污受賄。”
布坎南認為，尋租活動分三個層面：第一層面的尋租活動是指通過向政府官員進行游說、疏通、行賄等手段促成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從而產生租金并獲得租金的活動；第二層面的尋租活動是指由于第一層面的尋租活動給政府官員帶來了好處，使他們看到了權力的含金量，從而吸引人們耗費精力和錢財去爭奪官職的活動；第三層面的尋租活動是指政府采取措施將暗租變為明租（如證照拍賣、征收資源稅），使部分或全部租金變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并向未形成預算支出時，各個社會利益集團為了有利的參與這筆財政收入的分配展開競爭。
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些經濟學家以“尋租”來解釋我國腐敗現象的根源。我國幾種最常見的尋租行為如下：
1、價格雙軌制。它是造成廣泛尋租活動的根本動因，因為它能產生大量的經濟租金。只要存在價格雙軌制，就會產生大量經濟租金，就會激勵擁有權力的官員和擁有錢財的尋租人共同參與分享經濟租金。經濟租金愈高，尋租激勵就愈大，腐敗現象愈嚴重。
2、經濟特權。主要有兩種，一是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力；二是指違反自由公平競爭原則的，而法律和制度未能對其進行限制的經濟特權。經濟特權的最大特征是進行行業壟斷。如行業壟斷經營、生產銷售特許等。它門都違背市場的自由公平競爭原則，誰掌握這些權力的獲得途徑，誰就能獲得大量的超額利潤，而這些權力的獲得途徑便是行賄，腐敗便是這些經濟特權的最后化身。
3、進口關稅。進口配額以及政府對一些地區或集團的“優惠政策”等，都含有很高的經濟租金，尋租人能獲得巨大的利潤，這無疑促使腐敗在這些領域無限蔓延。
另外，我國現有的經濟體制缺乏、市場發育不全、經濟審批環節多、周轉長，透明度低以及分配制度存在缺陷等問題也是腐敗現象產生的經濟因素。
(三)文化因素。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經濟學派的大師諾斯注意到，“從歷史中存活下來的，表現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范使制度變遷絕對是漸進的并且是路徑依賴的。”從若干被披露的案件中，我們大概可以從表象上把中國官員腐敗的原因概括為比較鮮明的兩個特色，即道德感薄弱和關系網盛行，而這兩個特色又基本對應了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延續至今的兩個要素，即對道德自律和人倫關系的極端重視。
1、道德感薄弱的現狀與重視道德自律的傳統
回顧歷史，我國政治文化重視道德的傳統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同。如新儒學領軍人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先生就認為，構成中國文化傳統源泉的“先秦儒學基本上是通過教育、通過思想的努力來發生極大影響的，而不是通過實際的政權形式，從由上至下的控制來影響社會。”[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10頁;]
的確，中國古代的德治傳統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孔子那里。孔子奠定的儒學思想體系成為中國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孔子不肯把政治理解為強行分配資源的權力系統而堅持把倫理作為政治的核心，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即最好的狀態是國家沒有刑法，達到萬事以禮為準的地步。
孔子對人性報有很高的期望，他力求把知識精英“反求諸己”、始終以仁為宗旨修身養性的道德關懷，推廣至一般公眾的普遍精神提升，并進而達成整個社會道德的完善與秩序的和諧。所以孔子對統治者說，“政者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以后，孟子又繼續強調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說，“涂之人可以為禹”，連佛教徒竺道生也說，“一闡提可以成佛”。這些說法都是一個意思：人有價值自覺和道德自律能力，基于這樣的思路，政治與道德之間就建立起一種不可分割的緊密關系，這種關系甚至逐步發展到了道德政治化，即“政治是要靠所謂賢能人政治”，即以身作則的儒家型政治家。
這里關鍵在于，它埋設了一個巨大的隱患，孔子以及后世文化精英所倡導的“禮”和德治，是建立在個體內部“反求諸己”的道德實踐上。但在缺乏制度和規范約束的前提下，誰能保證官員中沒有“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小人儒和偽君子。杜維明先生就認為：“實際上這種道德自覺性很高的領導階層在當前的政治體系中還沒出現。
所以，整體意義上的官員道德水準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都從來沒有達到過先哲期望的高度，它常被利用來做功利的籌碼，它的薄弱本來就是一個事實。在我國解放初期，嚴明的黨紀約束，加上沒有多少資源可以謀求的歷史貧困，道德的薄弱自然不容易顯現出來；而在當今普遍求利的社會氛圍中，官員對物欲的渴望被激起而滿足物欲的條件又具備，并且相應的制度約束與法律規范還跟不上時，官員監守道德的形象不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道德感的薄弱立刻在相當的廣度和深度上顯現，以權力尋租為內容的腐敗就蔓延開來。
關系網盛行的現狀與重視人倫關系的傳統
盤根錯節，無法割斷的關系網與無法推脫的人情，是中國社會的特色，這種網和這種情一旦應用于權錢交易，則產生大面積腐敗。
龐大而緊密的關系網并不是現代中國的產物，輕視公德，重視私人關系的狀況長久的存在于我們的文化傳統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中國一直被稱為“人倫”、“倫”字的意思后世的注家說是“序”，即表示一種秩序。要找其歷史淵源，我們還得回到孔子那里。孔子認為，人倫之情是建構理性社會的大眾心理基礎，因為個體的人通過情感和血緣紐帶先與家庭，繼而與整個社會連為一體，就不必借助超驗的未知世界去找尋意義的依托。孔子認為，君子應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是人們行為的起點。在這個意義上，余英時先生指出，“中國政治社會的組織是人倫關系的逐步擴大。”[余英時，《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頁；]
對人倫的重視又是中國社會宗族力量始終強大的客觀反映。中國古代主導意識形態在價值上肯定了人們對宗族的認同與忠誠。于是，由直系血親推演擴張，宗族成為古代最重要的關系網。族內的人們近乎本能地盼望那些在本族中率先“發達”的官員們能夠給全家宗族帶來巨大的可分享的福利，外面的一些人們則想方設法通過婚姻等途徑進入那些豪門望族，目的也是共享榮華富貴，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在很多時候都沒有諷刺意義，而原真的表達了人們的理想。
在現代社會官員謀求利益的過程中，我們依然可以發現濃厚的“宗族”觀念的影子。至于老鄉、同學、戰友等，不過是這種關系的擴展和變形而已。關系網的盛行與重視人倫關系和宗族這一強大的傳統分不開，由于它實際上是把一批道德感薄弱的官員集合在一起，對政權的危害程度遠遠超過單個的道德感薄弱的官員。
(四)意識因素
國家公職人員腐敗犯罪作為個體行為，是行為人主觀腐敗犯罪心理的客觀外化，是其歪曲的價值觀、顛倒的利益觀、畸形的權力觀在客觀外界條件影響下相互作用的結果。分析腐敗人員的意識因素就應從動機和需要兩方面入手。
動機方面。
動機作為心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那些引起和激勵人實施行為的主觀愿望或意念。腐敗犯罪動機是由行為人的不良需要決定的，它在腐敗犯罪結構中占據重要地位，是構成整個腐敗犯罪心理和行為過程的重要環節，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其主要表現在：
1）心態失衡，尋求補償。有些國家公職人員，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紀，接近退休的領導干部，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不能正確處理名和利，得和失的關系，心態嚴重失衡，走上腐敗犯罪的道路。
2）左右攀比，怕虧了自己。有的國家公職人員，忘記了共產黨員和領導干部克己奉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這一本質特征和模范作用，無原則地左右攀比，越比越感到自己“吃了虧”，以致向國家和人民利益胡亂伸手，滑入腐敗的泥坑。
3）自恃有功，忘乎所以。還有一些國家公職人員，不是把過去的功勞記在黨和人民身上，而是記在自己身上，并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不思進取、自恃有功、利益熏心、忘乎所以，把黨紀國家置于腦后，以權謀私，徇私枉法。
4）權富公享，放縱無度。更有一些公職人員，不是把國家和人民賦予的權力服務社會和人民，為人民謀幸福，為社會求發展，而是撈取資本的手段。這種放縱無度的心理，也是某些國家公職人員腐敗犯罪的內在起因。
需要方面。
需要是個體對延續和發展其生命所必須的客觀條件的主觀反映。腐敗行為人的需要結構是一種變形的需要結構。所謂變形的需要結構，是指作為個體的腐敗犯罪行為人，對延續和發展其生命所必須的客觀條件的各種畸形要求組合排列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腐敗犯罪行為人的變形需要結構，在其整個腐敗犯罪心理結構中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腐敗犯罪動機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其具有如下特征：
1）個人需要無止境的發展，超越客觀現實條件。有的國家公職人員，個人需要毫無節制的發展，脫離了客觀的可能條件和社會規范，用人民賦予的權力去換取物質和精神上的享受。
2）個人不合理的物質和生理需要居于優勢地位。腐敗犯罪行為人的需要結構內，不合理的物質性需要和生理性需要往往居于優勢地位，成天想著吃喝玩樂，一味追求腐朽低級下流的感官刺激和性生活。
3）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處于對立地位。腐敗犯罪的國家公職人員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大都是處于極端個人利己主義的立場，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不惜采取種種違反黨紀國法的手段，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因此，他們的個人需要總是與社會需要相對立。
貪污腐敗的動機與需要，是與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人類有自私的天性，這是與生俱來的，不論品質上多崇高，意志上多堅定的人，只要有了條件，便可激發其潛意識中自私的本性，那么，所有的人都將或深或淺的涉足其中，腐敗就必然會產生。
     (五)政治因素。
   這里所說的政治原因，即目前還存在諸多弊端的我國政治體制，也就是指組織、監督、干部人事等方面的具體體制。為此，鄧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深刻地指出：“我們在過去發生的各種錯位，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頁；]這說明了一個良好的體制或制度設計無疑有助于抑制腐敗行為的發生，同樣，制度安排上的缺陷，無疑為腐敗分子提供了方便。具體說來，在我國黨內，各級政府里，應注意以下幾方面問題：
1、官僚政治作風。在我國的政治體制中，官僚主義作風可謂形式多樣，時時處處可見。如個人專制、家長作風；個人崇拜、高高在上；弄虛作假、唯命是從；拉幫結派、裙帶依附等。這些工作作風上的官僚主義，為我國當前諸多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小到政府職員，大到政府各部門負責人，甚至個別高層領導都能受其腐蝕。官僚作風上的腐敗現象影響極壞，它腐敗了社會風氣，如果聽之任之，黨和社會主義政府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將會遭到人民的懷疑。
2、不健全的用人制度。用人制度的不健全不僅是腐敗的一種常見形式，也是腐敗產生的一大根源。目前，我國干部選拔任用上的任人唯親、裙帶之風仍是屢禁不止。這一方面破壞了正常的組織程序，使公開考試，擇優選才的現代人事制度難以推行；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張巨大的關系網，而這種關系網又成為腐敗行為的巨大保護傘。
3、權力監督與制衡的弱化。權力是導致腐敗現象最為關鍵的因素，所以權力監督的完善與否，又意味著腐敗現象的強弱。就我國權力監督而言，到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強大、協調的體系，而且弊端重重，最重要的是制衡監督主體缺乏獨立性，只強調自上而下的縱向監督，缺乏橫向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具體表現有：1）監察力度不夠完善，只能上級監督下級，各監察部門不能完全行使其職責，尤其是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監督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2）同級的黨、政府、人大、政協以及其他部門之間的橫向監督不夠完善；3）群眾監督無力，易受冷落、打擊、報復，沒有積極性，事不關己便不聞不問；4）新聞監督不完全，不徹底，注重形式，沒有從預防方面進行監督。所以，好多新聞單位對腐敗現象的監督不能得到老百姓的好評。
4、各級行政部門的大量失范行政行為存在。這集中表現在：1）人治色彩濃厚；2）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等狹隘利益行為盛行；3）依法行政觀念淡薄；4）某些公共權力主體（政府官員）漠視人民的要求，高高在上，公仆意識蕩然無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流于形式。
5、對腐敗懲戒的無力。我國在對違紀的處理上以“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為方針，有些組織和執法執紀部門在處置腐敗分子時，往往受“組織處理從寬”的影響下不了手，總是從輕發落，甚至以思想教育來代替紀律和法律懲處，最后不了了之。這個方針對腐敗分子的懲處力度很小，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社會轉型時期的反腐敗斗爭。
四、治理腐敗的誤區
（一）對監督的腐敗的忽視
當前我在國建立健全監督機制的問題上存在一個誤區，那便是先假設擁有監督權的主體是廉潔的、清正的，在此條件成立的前提下，制定監督措施防治腐敗發生。我們不禁要問，擁有監督權的主體的廉潔性是如何保證的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就不可以假定為前提了。當前腐敗日益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對監督的再監督，并滋生出一種新的腐敗現象，它正在社會機制中從潛伏走向公開，那就是監督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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