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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從刑事訴訟程序上對我國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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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修訂后的刑訴法，二審審理基本適用原刑訴法規定的已被淘汰的原一審程序，即進行書面審后根據需要開庭審理。這不可避免地帶來如法官先行閱卷再開庭審，使庭審不免先入為主，流于形式等一系列弊端。
值得欣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也意識到死刑二審程序書面審的弊端，于是在2005年12月7日，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工作的通知》。從2006年1月1日起，凡是對案件重要事實和證據問題提出上訴的死刑第二審案件，一律要開庭審理。并要求各高級法院積極創造條件，在2006年下半年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
最高人民法院因考慮各地的現實條件，才對死刑第二審案件開庭審理的要求分兩步提出。毫無疑問的是，二審開庭審理是確保法院辦案質量，防止發生錯判的重要程序保障。
2、死刑復核程序與二審程序合二為一，死刑復核程序起不到最后把關的作用。
死刑無疑是剝奪人的生命的最嚴厲的刑罰，從這個意義上講，死刑復核乃是人命攸關的大事，目前最高法院對上報的死刑案件的改判率高達百分之十幾，這其實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比例。在以前的“嚴打”期間，除職務犯罪之外的案件死刑復核權曾下放到省一級的高級法院，并且一直沿襲至今。實際上，省級高院行使死刑復核權，等于是同時擁有終審權和死刑復核權，死刑復核程序缺乏應有的程序正義，所謂死刑復核也就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
而導致這種死刑二審與復核合二為一的原因有三方面：首先是立法、司法解釋的模糊性，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公布實施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169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的第一審案件，被告人上訴和檢察院抗訴的，高級人民法院經第二審復核同意判處死刑的，做出維持死刑判決的裁定�！边@一規定為“二合一”現象的出現提供了依據。其次，由于程序本身的封閉性，它是司法機關主動依職權對死刑案件的全面審理，從審理方式上，不傳喚證人，也不允許律師介入。再次，重實體輕程序，法律文化傳統對理論界和實務界都存在強調程序的外在價值，而輕視程序的內在價值。
三、從刑事訴訟程序上完善對犯罪嫌疑人人權的保護
（一）犯罪嫌疑人應該在第一時間獲得律師幫助，并且在刑事訴訟法中應進一步予以完善。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有權在偵查階段提前介入，當時曾作為刑事立法中的一個重大突破獲得了各方關注和好評。在某些方面較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有進步，但是經過多年的實踐，其瑕越顯。在國家日益重視對公民人權保障的今天，在時機成熟時十分有必要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犯罪嫌疑人應該在第一時間獲得律師幫助。
所謂第一時間是指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時。對于突如其來的沖擊，在正常、自由狀態下生活的公民猝不及防，此時犯罪嫌疑人極需來自外界的幫助。但是實際上在我國目前犯罪嫌疑人在最需要救濟的第一時間恰恰得不到救濟�！豆駲嗬驼螜嗬麌H公約》規定公民獲得律師幫助（即律師辯護）應該開始于對他提出刑事指控時，即偵查機關對其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時。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被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中共六部委《關于執行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時間及操作流程作了規定，即第11條：“對于不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經過批準。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四十八小時內安排會見，對于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組織、領導、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等重大復雜的兩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師提出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應當在五日內安排會見�！� 上述規定已與國際法的精神不符，在實際操作中差距就更大，犯罪嫌疑人根本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得到律師的法律幫助，最快的也要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強制措施的四十八小時之后才能見到律師。而且，在司法實踐中，律師還經常受到司法機關的刁難阻擋，不僅見面后有偵查人員在場，而且不準涉及相關案情。
（二）確立明確的刑事證據規則。現在理論界在起草證據法，但納入立法修改進程的主要還是《刑事訴訟法》，如果不單列證據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里應該大量注入證據規則的內容。但把證據規則的內容僅僅放在《刑事訴訟法》的某些條款內，并不合適。實際上，證據和訴訟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在很多國家，證據法是單列的。這讓犯罪的認定能夠真正建立在證據的基礎上。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證據法》立法仍然困難重重，因為立法前反對的聲音太強大。比如一旦確立非法取得的證據無效，有人擔心案子就辦不下去了。從佘祥林案和其他許多錯案、冤案看來，如果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首先要排除那些通過刑訊逼供得來的證據的有效性。
面對每一個刑事案件，我們都要慎之又慎，因為我們要尊重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權和重大自由權，因此證據只能要求更嚴，而不是基本到位、基本確實就可以。法官辦案時不能一味圖快，司法的特點和行政不同，行政追求效率，而司法追求的是公正。
（三）在偵查階段，應規范偵查人員的行為，調查取證必須依法辦事，杜絕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行為，可實行全程錄音錄像，對違法取證行為嚴加懲處。
對于錯案的產生，應反思整個刑事訴訟追訴程序，但是偵查程序非常重要，在這個階段基本完成證據收集的過程。偵查機關用窮盡一切可能的手段收集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這不僅反映了辦案人員的素質問題，同時也披露了我國刑事偵查中的痼疾，即刑訊逼供。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禁止刑訊逼供，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判決時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這是世界各國為遏止非法手段取證的手段之一，也是體現司法正直的價值。
為規范偵查人員的行為，筆者認為：對重大刑事案件、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以及有很多疑罪的嫌疑人的訊問應實行全程錄音錄像。
對嫌疑人的訊問進行全程錄音錄像，不僅有利于及時固定證據，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避免犯罪嫌疑人誣陷干警，加強對干警的保護；還有利于強化對訊問工作的監督，杜絕出現刑訊逼供等違法取證行為。同時還有助于法院甄別有罪口供的真偽及合法性。
當然，除了在開展訊問全程同步錄像工作中，要正確把握全程同步、程序規范、客觀真實和嚴格保密的原則以及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實行這項工作提出的4條原則外。在程序上還應規定，偵查機關備存入所體檢資料、備存主要認罪供述的錄音或者錄像等原始證據；第三方機關住所檢察室負責日常監督和提供證據；可以預防刑訊逼供和減少謊稱刑訊逼供。
（四）死刑復核程序應該發揮作用，律師應該起到辯護作用。
死刑立即執行制度過于倉促，死刑犯和重犯能夠尋求的救濟渠道還太少。雖然貫穿了“無罪推定”和“疑罪從無”精神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已經施行了多年。而在審判實踐中，“疑罪不敢從無”的“潛規則”仍然固執地存留于部分司法官員的心中。
在實踐中死刑復核一律采取不開庭的方式，審理過程是以秘密閱卷為主。所以被判處死刑的犯罪人的律師根本起不到辯護作用，期待通過死刑復核程序進一步對被判處死刑的犯罪人進行申辯也自然無從談起。
所以，鑒于死刑案件的風險性極大，筆者認為死刑復核應改為開庭審理，讓律師參與訴訟，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充分對質。個別情況下，不排除由被告人、控辯雙方參加，必要時，關鍵證人、鑒定人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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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刑事訴訟程序我國犯罪嫌疑人人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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