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位非法用工的法律問題(二)

本論文在法律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4）工傷保險的適用。在國務院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中，其適用范圍為企業和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以及非法用工主體的勞動者，但卻既不適用勞動法規定的"與國家機關、事業組織和和社會團體建立了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也不適用勞動部規定"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以及按規定應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工勤人員"。如此的立法狀況，如果從公民的角度思考，法律適用的范圍越廣，公民享受的權利越全面；但如果從法律的角度思考的話，積極的方面是法律法規的規定不斷地有所突破（突破"單位"的界限），消極的方面是法律法規的規定混亂不堪，且相互沖突，使執法者無所適從。 (5)生育保險的適用.在生育保險方面,由于無全國性的法律法規,所以還未形成全國性的制度.雖然女性的生育價值無大小之分,但各地執行的標準卻不一致.從而造成婦女生育保險待遇的事實上的不平等.在五種社會保險中,雖然適用的對象有所差異,但就在城市里工作的非正規就業者來說,卻什么保險待遇都享受不到。（三）社會福利立法單薄在社會福利方面，除了部分特殊主體（老人、兒童和殘疾人員等）享有法律規定以外，對全體公民而言，國家基本上沒有什么法律規定，只散見在其他的法律規范之中。如《勞動法》第67條規定："國家發展社會福利事業，興建公共福利設施，為勞動者休息、修養和醫療提供條件。用人單位應該創造條件，改善集體福利，提高勞動者的福利待遇。"這里的用人單位指的是企業和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組織，其勞動者也非全體公民。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住房、醫療等方面，勞動者所依附的用人單位的福利在逐漸地減少甚至沒有，現在的社會福利只體現在一些公共設施等公共產品之中，具體到個人享受的福利卻體現不多，立法也寥寥無幾。社會保障立法的難點表現為，既要體現社會保障的公平性，又不能搞平均主義。因此，從立法內容來看，我們還必須掌握住一個度，在吸取計劃時期的政府大包大攬的教訓的同時，也不能重蹈高福利國家的道路；在吸取發達國福利病的經驗的同時，也不能走到另一個極端，過多地強調企業和個人的太多的義務。或者說，盡管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立法已經從國家福利向著個人責任的方向發展，但我國的社會保障立法目前卻還必須強調國家的責任。在世界經濟發展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加快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的步伐不但是當今中國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需要，也是市場經濟順利發展和保護中國公民社會保障權的前提。因此，國家應該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加快社會保障立法的步伐，制定出以人權為中心的、以"以民為本"的社會保障良法。三、的協調與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構筑社會的協調發展需要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支持。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健全的社會保障立法不但是構筑其完整法律體系的基礎，而且也是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堅強后盾"。我國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建設由于缺少基本法律的支撐，所以在構筑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框架的過程中，始終缺乏長遠性的總體思考，表現出隨意性強，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無統一規劃的現象，其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二）框架結構隨意圍繞著國有的改革，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我國社會保障的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社會互助和個人儲蓄積累六大部分；1994年《勞動法》第73條所設定的社會保險的框架是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五部分的；1998年隨著下崗社會現象的出現，國家對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的框架設計又基本上是社會保險（而且主要是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部分）、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大部分，并發布了兩?quot;確保"的政策；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社會保障的提法是：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健全失業保險制度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發展城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事業。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養老、醫療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2003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對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強調的是"三條保障線"（失業保險、下崗生活費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費）和"兩個確保"（確保下崗職工的生活費和離退休職工的離退休費），提倡建立的是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社會保障體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提法也與此相同。我國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國家，其優勢是能夠高效地形成全國一盤棋，便于推行政府的各種決策和政策，但由此帶來的負效應是太多的"隨機而變"，其與法律法規應該具備的穩定性顯然相悖。在2003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第一次提出了"加快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思想，其對社會保障體系框架設置為，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將城鎮從業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實現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并軌；繼續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繼續推行職工工傷和生育保險；積極探索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養老保障以家庭為主，同社區保障、國家救濟相結合；有條件的地方探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實行對貧困農民的醫療救助。通過《決定》有關建設社會保障體系方面的設定，我們不難透視出執政黨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的勾畫，而最大的亮點應該是要加快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而且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三）概念使用混亂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和社會保障立法的目的方面，世界各國政府的目標方向應該是大概一致的，但由于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文化的差異，加之制度的不同，西方社會福利制度的內容與構架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內容與構架還是存在著一定的差別。，我國雖然沒有制定和頒布《社會保障法》，但社會保障的內容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五個方面已經是一種定勢。然而在和實踐中，我們在使用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優撫和社會福利時，不但概念不清、內容交叉，而且往往以點帶面，十分混亂。如或把社會保險就視為社會保障、或把社會保障視為最低生活保障，甚至就把社會保險中的某一項保險項目視為社會保障或者是以社會福利來替代社會保障等。概念使用的混亂，難免會帶來立法方面的混亂。（三）人為因素干擾在社會保障方面，國家政策性的規定不但多如牛毛，朝令夕改、并且前后矛盾和相互矛盾現象嚴重。整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使人感到體系性不強，破碎感明顯，甚至出現某項社會保障項目受重視的程度，會隨著不同社會群體呼聲的大小、部門勢力的大小或者個人的大小而發生變化的極不正常的情況。可見，建設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不但是執政黨的任務，也是社會保障法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正如社會院社會學所景天魁所長所講的那樣：對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應該從體制入手,重新進行國家公共權利的整合,初步在我國建立起一個基礎整合的社會保障體系。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社會的方方面面的努力，而社會保障制度則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其離不開政府的財政支持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還存在著以下幾方面的問題：（一）政府財政投入太少對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我國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投入一直都比較少，而在歐盟國家，中央財政對社會保障支持的力度都比較大，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都比較高。例如1994年丹麥為33. 7%，德國為30.8%，法國為30.5%，荷蘭為32.2%，芬蘭為34.8%，英國為28.1%。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是多少，國家沒有一個權威性的數據，只是有學者認為，目前國家用于失業保險金支出和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合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6年為0.16%，1999年為0.51%。在社會保險費用占財政支出的比例方面，德國1994年為33%，新加坡1996年為42%，匈牙利1998年為50%，丹麥1998年為70%，而我國2001年社會保險費用才占總財政支出的6%左右。發達國家高福利高財政教訓固然值得我們吸取，但我國中央財政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力度也未免太低。當然，我國政府已經統籌考慮，計劃在"十五"期間，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家財政指出的比例，逐步達到15%--20%。我國進行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同時，帶動大部分人達到中等生活的水平。然而，不在一個平臺上的競爭和稀缺資源占有的不同，使一大部分人在市場競爭的過程中陷入了貧困，且從相對貧困走向絕對貧困。當農村的貧困問題還未解決好之時，城市的貧困面卻隨著房改、醫改、子女受等新問題而不斷擴大。根據國家統計局2002年9月26日公布的《首次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調查總報告》披露：在我國，10%的最高收入的富裕家庭占有了45%的全部居民資產總額，最低收入家庭的資產總額，僅占全部居民總額的1.4%。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不但需要國家政策的調控，而且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二）社會保障面太窄在社會保障面方面，我們遠未建立起覆蓋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僅僅是對一部分特殊社會群體的特殊待遇。例如，4億多城鎮公民成為了13億多中國公民的特殊主體，可以享受到8億多農民享受不到的社會保障待遇；1億多城鎮有職業者，又成為4億多城鎮公民的特殊主體，可以享受到其他城鎮公民享受不到的社會保險待遇。由于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太窄，所以，到2001年底，盡管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超過了1.4億人；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也有1億多人；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有9400萬人，但是其加起來的總數不及中國總人口的1/10。（三）社會保障水平太低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約有3100萬，約占城鎮總人口的8%。 2001年中央財政用于城市低保的資金為23億元，按當年領取低保金的人數1170.7萬人,人均16.37元/月；2002年，全國城市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費的人數為2053萬人，中央財政用于低保的資金翻了一翻,而其低保對象也幾乎翻了一翻。截止2002年11月，我國3.2億非農業人口中，有1998萬人陷入絕對貧困，需要政府的救助。2002年政府為此開支近105億人民幣。 2003年度，我國城市低保對象達到2235萬人，比2002年增長了170萬人。全國共投入低保資金近140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央投入92億元，比2002年增長了百分之百。目前，全國城市居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是155元，但實際平均補差為每人每月56元，個別地區僅有20元。（四）有關制度遠未建立首先，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我國養老保險一方面出現了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負擔系數不斷提高，養老保險基金支出規模日益擴大的現象（養老金目標替代率最初設計為58％，實際平均在80%左右，有些地區甚至高達100% ），另一方面也出現了養老保險基金的"空賬戶" 問題。為了讓個人帳戶的"空帳"變為"部分實帳"，使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的發展，中央每年給予財政補助300多億元。2002年，中央財政補助408.2億元。有學者通過認為，我國養老統籌基金在未來25年間年均缺口為717億元，總缺口1.8萬億元。如果按現行退休年齡推算，赤字運行年限將延長28年，年平均1030億元，總缺口擴大至2.88萬億元。根據則算,在未來五年內，我國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社會保險基金的資金缺口高達1000億元，當期收不低資的狀況比較嚴重。同時，我國還存在著企業嚴重欠費的問題。如2001年全國欠繳養老保險費9000萬，2002年欠繳6600萬，2003年1-5月欠繳5000多萬，目前的欠繳總數為439.9億元。據世界銀行專家，我國要安全平穩地渡過養老保險金支付的高峰期，必需準備3萬億元左右的養老保險基金的積累。在未來30年，政府將負擔近7.6萬億元人民幣的隱性債務。可見，如此巨大的資金缺口，除了依靠國家的財政補助以外，顯然還迫切需要企業保險和個人保險的補充。在德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對勞動力的覆蓋率高達65%，一個參加了企業養老保險德國的雇員，在退休時其養老金總額將達到他在職收入的80%-90%。其中，養老金替代率約為70%，企業年金約占養老金總量的8.5%。德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屬于自愿性養老保險，并由私人公司經營，但政府并非完全放任自流。1975年德國聯邦政府國會通過《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法》并規定，企業雇員除了必須參加法定社會保險外，還可以參加雇主開辦的企業內部保險，開辦補充養老保險的企業雇主必須對雇員承擔一定的義務。我國外資公司一般都較早地為員工建立了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積極為職工購買商業保險，并把之作為留住人才的手段之一）。但是就全國而言，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基本未形成。雖然早在1998-1999年就有保險公司推出了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等類似企業年金的產品，但事實上遠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年金市場。當然，也有專家預測，未來三年內我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市場每年將有1000億元的增長規模，各類年金總量可達5000億元人民幣左右。其次，個人養老保險制度的建設。在德國，一個參加了個人養老保險的雇員，退休時在其養老金總額中，個人保險約占其10%，超過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8.5%。在我國，盡管銀行近幾年來在不斷地降息，但2003年，我國居民個人儲蓄存款高達11.6萬億元。我國居民個人儲蓄款無疑為個人養老保險的發展提供了很大的空，如果我國享受基本養老保險的勞動者對個人養老保險報積極參予態度的話，那么其制度的建立并不難。最后，社會保障司法制度的建設。社會保障程序法和社會保障司法制度，是社會保障法的實體規定得于實現的途徑，在國際社會，有的國家專門設有社會法院來處理勞動糾紛和社會保障糾紛。勞動者如發生其爭議，可到社會法院提起訴訟，以保障自身社會保障保權的實現。在我國，既沒有社會保障法的頒布，也無社會保障程序法的規定，更沒有社會法院的設立。雖然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設立了社會保障法庭，然而，就全國而言，法院普遍沒有社會保障法庭的設立和不受理社會保障案件，勞動者社會保障權受到侵害時，基本處于無法可依和告狀無門的狀態。我們認為，如果說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的話，那么訴權應該是勞動者實現法定權利的最好武器。無司法保障的權利不是真正的權利，因此，健全社會保障司法機制，使勞動者在其社會保障權益受不法侵害時獲得有力的司法保護，應該是政府的一種責任。結語社會發展的證明，任何一種制度的產生即意味著其改革的開始。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無不是在改革中前進，在前進中又不斷地進行再改革的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也正是有了這個過程，才使其構筑起以社會安全為目標、以社會立法為手段、以社會公平為原則、以人道主義為本色的全面而完整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我國社會保障立法發展50多年，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近20年，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國人的實惠應該是有目共睹。但是迄今為止，我國既無社會保障法的制定，也無社會保險法和社會救助法的頒布，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頒布，也以某大學生的慘死為代價。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當社會創造出無數個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同時，我國卻只有25％的老年人能享受到養老保險待遇，10％的人能享受到醫療保險待遇，20％的非農勞動者能享受到工傷保險待遇，數以千萬計的農村貧困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遠未建立，老年人福利、殘疾人福利等各項福利事業均落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公民發展的需要。一句話，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離不開社會保障法律的保障，雖然2004年3月14日的憲法修正案"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寫進了其第14條第四款，為我國制定社會保障立法提供其原則性的指導，但我國社會保障立法及其體系和制度的建設，遠還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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