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我國古今重大稅制改革及其作用

我國古代重大稅制改革及其作用

 （一）唐朝“兩稅法”

 （二）明朝“一條鞭法”

 （三）清朝“攤丁入畝”

二、我國現代重大稅制改革及其作用

 （一）計劃經濟時期的“利改稅”

 （二）1994分稅制改革

 （三）2001年以來稅制完善與改革

三、稅制改革的啟示

 （一）稅制改革應做好稅收法制建設

（二）稅制改革應充分考慮征稅對象的差異性

（三）稅制改革應朝高效便利的趨勢發展

內 容 摘 要

摘 要：稅制是國家以法律或法令形式確定的各種課稅辦法的總和，一個國家制定什么樣的稅收制度，是生產力發展水平、生產關系性質、經濟管理體制以及稅收應發揮的作用決定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稅制也一直在進行不斷的改革和完善，以大幅度增加財政收入、增強宏觀調控能力、支持經濟和社會事業全面發展為目的。我國從古代社會到如今，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數次改革，這些改革因為時代的不同在內容、形式、結構上迸發出不同的特點，并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方面發揮其改革的作用。

關鍵詞：稅制；改革；作用

略論我國古今重大稅制改革及其作用

稅收制度是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稅收制度的完善對國家經濟發展、政權穩定、社會繁榮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國漫長的社會發展歷程中，賦稅制度隨著土地制度變革、商品經濟發展及戰爭等各類因素而產生相應變化。

我國古代重大稅制改革及其作用

 （一）唐朝“兩稅法”

唐朝初期，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以輕徭薄賦的思想改革賦役制度，實行“租庸調制”。“租庸調制”規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繳納一定量的谷物，叫作“租”；繳納定量的絹或布，叫作“調”；服徭役的期限內，不去服役的可以納絹或布代役，叫作“庸”。“租庸調制”使農民的生產時間較有保證，賦役負擔相對減輕，政府的賦稅收入有了保障。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以財產多少為計稅依據的“兩稅法”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對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簡化了稅目和手續，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是一個歷史的進步。它奠定了宋代以后兩稅法的基礎，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明朝“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由張居正于萬歷年間推廣到全國，其主要內容是將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具體措施為清丈土地，擴大征收面，使稅賦相對均平均；統一賦役，限制苛擾，使稅賦趨于穩定；計畝征銀，官收官解，使征收辦法更加完備。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地進一步集中，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各類起義相繼爆發，賦稅制度亟需變革，這些因素都為“一條鞭法”的出現創造了條件。“一條鞭法”直接將征收方式定為了貨幣，標志著由實物賦稅為主向貨幣賦稅為主的重要轉變，征收種類也由繁雜走向簡單，賦稅折銀制度的實施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條鞭法”上承唐代的兩稅法下啟清代的“攤丁入畝”，是我國歷史上的一次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和歷史意義的社會變革，它既是明代社會矛盾激化的被動之舉，也是中國封建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動選擇。同時“一條鞭法”改變了歷代“賦”與“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統一了役法，簡化了賦役制度，標志著賦稅由實物為主向貨幣為主、征收種類由繁雜向簡單的轉變。

（三）清朝“攤丁入畝”

清代，開始實行“攤丁入畝”，將丁役銀負擔從人口方面全面轉向土地方面， 以達到減輕貧民疾苦， 穩定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的目的。“攤丁入畝”是把丁銀平均攤入田賦中，征收統一的地丁銀，以土地為標準征稅，不再以人為對象征收丁稅。攤丁入畝結束了地、戶、丁等賦役混亂的現象，完成了人頭稅并入財產稅的過程，徹底廢除了自西漢以來的人頭稅。由于征稅的對象是土地，政府放松了對戶籍的控制，增加了大量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對活躍商品經濟起來推動作用。無地少地的農民擺脫了丁役負擔，不再被強制束縛在土地上，進一步松弛了農民對封建國家的人身依附關系，“攤丁入畝”作為我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大抵來講我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的計稅依據主要以人丁、土地和財產、戶、貨幣四類為主，納稅形式則主要為實物、力役、貨幣，各個時期的賦稅制度雖不同卻也逐步顯露出賦稅制度的改革趨勢，以唐朝兩稅法為重要標志，賦稅標準由以人丁為主向以土地為主轉變；以明朝的一條鞭法為標志，賦稅由以實物賦稅為主逐步向以貨幣賦稅為主轉變；賦稅征收種類由繁雜向簡單轉變，明朝的“一條鞭法”開始了賦和役基本合一，到“攤丁入畝”實現賦役合一；征稅時間由不定時逐漸發展為基本定時等等。

我國現代重大稅制改革及其啟示

 （一）計劃經濟時期的“利改稅”  為了建立國家與國營企業之間以法律為依據的、穩定的利潤分配關系，使國營企業逐步走上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道路，從1980年起，國家在國營企業中進行了征收所得稅即“利改稅”的試點工作，并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面相全面推行。“利改稅”是中國改革國家與國營企業利潤分配關系的一項重大措施。核心內容是將所得稅引入國營企業利潤分配領域，把國營企業向國家上交利潤改為繳納稅金，稅后利潤全部留歸企業。

1983年第一步“利改稅”方案開始實行，作為國營企業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一項重大措施，此次改革將新中國成立后實行了30多年的國營企業向國家上繳利潤的制度改為繳納企業所得稅。這一改革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突破了國營企業只能向國家繳納利潤、國家不能向國營企業征收所得稅的禁區，成為國家與企業分配關系的一個歷史性轉折。為了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務院決定從1984年10月起在全國實施第二步“利改稅”和工商稅制改革，發布了關于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鹽稅、資源稅的一系列行政法規，成為我國改革開放之后第一次大規模的稅制改革。

“利改稅”，不僅是財政稅收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整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次改革全面改革了工商稅制，建立了涉外稅制，徹底摒棄了“非稅論”和“稅收無用論”的觀點，恢復和開征了一些新稅種，從而使我國稅制逐步轉化為多稅種、多環節、多層次的復合稅制。這次改革通過稅收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固定下來，增加了企業的活力和壓力，使稅收調節經濟的杠桿作用日益加強，并為改革財政管理體制創造了條件。

（二）1994年分稅制改革

1994年為適應市場經濟的內涵要求，我國啟動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內容最深刻、力度最強的工商稅制改革。

在這次分稅制改革中，全面改革流轉稅，以實行規范化的增值稅為核心，相應設置消費稅、營業稅，建立新的流轉稅課稅體系，對外資企業停止征收原工商統一稅，實行新的流轉稅制。對內資企業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取消原來分別設置的國營企業所得稅、國營企業調節稅、集體企業所得稅和私營企業所得稅，同時，國營企業不再執行企業承包上繳所得稅的包干制。統一個人所得稅，取消原個人收入調節稅和城鄉個體工商業戶所得稅，對個人收入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統一實行修訂后的《個人所得稅法》。調整、撤并和開征其他一些稅種，如：調整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取消集市交易稅、牲畜交易稅、燒油特別稅、獎金稅和工資調節稅；開征土地增值稅、證券交易印花稅；鹽稅并入資源稅，特別消費稅并入消費稅。

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對分稅制改革的同時，必須對稅收征管制度進行改革，建立科學、嚴密的稅收征管體系，以保證稅法的貫徹實施，建立正常的稅收秩序。1994年后的稅收征管制度普遍建立納稅申報制度，意在形成納稅人自我約束機制，促進全民增強納稅意識。積極推行稅務代理制度，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實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稅務咨詢機構等社會中介機構代理辦稅制度，為那些不懂稅法、不會或無暇申報納稅的納稅人提供服務。 加速推進稅收征管計算機化的過程，即推進電子稅務，以提高稅務征管、辦理的效率和準確性。 建立嚴格的稅務稽核制度。在普遍實行納稅申報和稅務代理制度后，稅務機關的主要力量將轉向日常的、重點的稅務稽查，使之形成申報、代理、稽查三位一體的稅收征管格局，同時輔之以對偷逃稅行為進行重罰的辦法。 

改革之后的我國稅制，稅種設置由原來的37個減少為23個，初步實現了稅制的簡化、規范和高效統一。

（三）2001年以來稅制完善與改革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初步確定了我國市場經濟下稅收制度的基本格局，在此后的十幾年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結合國內、國外客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又相繼推行了以“費改稅”、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合并、增值稅的轉型為主要內容的稅制改革。

稅費制度調整中的“費改稅”，將一些具有稅收特征的收費項目轉化為稅收。2000年頒布了《車輛購置稅暫行條例》，取消了車輛購置附加費，轉而在全國范圍內征收車輛購置稅。為了切實減輕農民負擔，中央決定從2000年開始在農村開展稅費改革。并根據“減輕、規范、穩定”的原則，開展農村稅費改革，對農（牧）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進行了調整。開展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合并，為維護國家的稅收主權，制定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國際發展趨勢的企業所得稅法，2007年通過了《企業所得稅法》，結束了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對內外資分立的局面，逐步建立起一個規范、統一、公平、透明的企業所得稅法律制度。同時開展對車船使用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零星稅種的改革，2007年《車船稅暫行條例》正式實施，取代了1986年國務院發布的《車船使用稅暫行條例》。此外，修改過的《城鎮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也于2007年起正式實施。這次修改將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也納入了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納稅人范圍，同時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將稅額標準也做了提高；2006年國務院公布了《煙葉稅暫行條例》，對煙葉的收購實行20%的比例稅率。這些改革的結果使稅制得到更加規范和統一。

稅制改革的啟示

稅制改革歸根結底是社會各利益階層針對經濟利益關系進行的再調整，是由政府主導對現行稅制進行不斷改變、不斷完善的過程。賦稅作為一項封建國家的基本制度，受當時的社會背景、政治環境、經濟狀況等因素的影響，而它的產生施行又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方方面面的作用和影響。賦稅作為政權賴以生存的基礎，它的作用不單單是一個好或是一個壞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賦稅作為封建國家參與社會分配的一種特定方式，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興衰治亂,關系著百姓的生活日常，關系著社會的繁榮發展。賦稅政策從它產生的那天開始對社會發揮它的影響，社會又從各個方面反饋一項賦稅政策的利弊。中國社會幾千多年的歷史長河，多若繁星的各項賦稅政策走上歷史舞臺，又在其或長或短的表演時間后拉下帷幕，沒有哪一次稅制改革是極其成功的，也沒有哪一次的稅制改革是極其失敗的，歷次賦稅制度的改革都有著自身的以及時代的閃光點和不可避免的弊端，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改革都為我們今后的稅收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和重要的借鑒意義。

稅制改革應做好稅收法制建設

在中國社會稅制體系上，有不少本身具備很好良好效用的賦稅制度，在推進實行的過程中或是制度施行的后期開始變味走樣，以均田制為基礎實施的“租庸調制”，擁有免稅權利的官僚和寺院開始大肆兼并土地；“兩稅法”發展到北宋，開始按財產情況分為九等，上四等服役，下六等免役，地主貴族都想方設法免役，真正的稅收負擔落到了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的頭上，進而成為農民起義接連爆發的原因之一。稅收作為國家憑借政治權利強制無償參與社會產品分配的手段，其從根本上需要相應的稅法法制作為保障。如今，在我國稅收法制建設中，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準，進而設立《稅收征收管理法》、《個人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等一系列配套法律制度，以達到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配套保障。隨著稅制改革、賦稅制度的調整，稅收法制建設也應進一步的完善。

（二）稅制改革應充分考慮征稅對象的差異性

一項好的稅收政策因合理處理好國與民、民與民之間的關系。稅收政策的征收對象是廣泛的但是又是極具差異性的，賦稅制度的制定之初就應充分考慮到征收對象的各類差異性，并將這類差異性體現在賦稅政策的差異性上。在我國賦稅制度歷史上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人頭稅，不區分貧富之別，僅按人頭征稅，最富的富人和幾乎沒有收入的窮人繳納的是一樣多的稅款，如此不公平的賦稅制度被沿用那么久估計和它用很少的征稅成本就可征收到較多的稅收相關。如今，與“人頭稅”相類似的個人所得稅則充分考慮了征稅對象的差異性，設立免征額，根據不同的征稅項目實行超額累進稅率和比例稅率。征稅對象的差異性是稅收制度制定和完善需要一直納入考慮的因素，以此衍生出的差異稅率、減免稅政策、補償措施也應隨著社會水平的發展變化進行相應的調整。

（三）稅制改革應朝高效便利的趨勢發展

作為中國古代社會賦稅制度改革的三大里程碑“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都無不體現了稅收由煩到簡的發展趨勢。唐朝“兩稅法”改革將當時混亂的各項收費和稅收合并在一起，歸并為戶稅與地稅兩種，規范了賦稅項目；改變過去征收實物為主的征稅辦法，改以征收貨幣為主，簡化了征收手續，更操作易行，征稅成本也大大降低；將每年納稅時間統一為春秋兩季，夏稅不超過六月，秋稅不超過十一月；明朝“一條鞭法”的賦稅制度改革更是化繁為簡，將各類徭役、田賦、雜費合而為一，一律按田賦計算，一次征收并一律折為貨幣征收；清朝“攤丁入畝”將地丁合一，將丁銀攤入地畝，與田賦統一征收，將徭役徹底歸于田畝，從此只按土地的單一標準征稅。如今，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納稅方式和征稅方式上都有了極大的變化，網上辦稅、12366、微信公眾號開始普及，互聯網思維不斷滲透到征稅方式中，征稅方式、納稅方式都應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朝著高效、便捷、多樣的方向創新和發展。今年5月營業稅改增值稅在全國范圍內全面推開，營業稅走向尾聲，增值稅的全面鋪開帶來的大規模減稅改革紅利，對我國財稅體制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然而這并不是增值稅改革的終點，營改增過后深化增值稅改革又是一個新的課題。時代在變，改革需要不斷推進，穩增長、調結構、促發展的改革方向卻是每個時期每次改革不變的主題。

稅收制度改革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賦稅制度是在不斷的變革中完善和發展起來的，改革在調整一項政策的失衡后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和新的失衡，稅收結構的不斷調整，稅制改革的不斷進行，才能真正起到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增進社會福利、協調社會發展的作用。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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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麗雯，中國古代重大賦稅改革及其啟示，財政與稅收，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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