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特征簡析

目 錄

內容摘要 ………………………………………………………………………… 1

一、繳獲和征發… …………………………………………………………………2

二、田賦和稅收…………………………………………………………… ………5（一）田賦及附加………………… ………………………………………………5

（二）附捐………………………… ………………………………………………6

（三）商、工業稅，關稅、卡稅及其它 …………………………………………7

三、小結 …………………………………………………………… ………9

參考文獻： ………………………………………………………………………11

內 容 摘 要

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場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發起的反清運動，其領導階層的局限性導致這場浩大的農民運動最終歸于失敗，其財政收入特征也附帶了一些農民階級的粗放性、隨意性、劫富濟貧的綠林性；在太平天國革命的十四年中，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以繳獲、征發、田賦、稅收等形式為主，財政收入的薄寡直接影響到政權的奪取和鞏固，政權的鞏固與否又主導了稅賦的輕重。筆者試以太平天國財政特征剖析稅收體制對經濟發展和政權鞏固的重要性。

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特征簡析

稅收是國家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稅收原則是政府在設計稅制，實施稅法過程中所遵循的準則，也是評價稅收制度優劣的基本標準，良性的稅收體制需要符合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的發展，本文試從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特征剖析稅收體制對經濟發展和政權鞏固的重要性。

一、繳獲和征發

太平軍擊敗清軍時的繳獲、攻占城池后接收原清地方政府的庫藏，以及強制征發(通過“打先鋒”、催促“進貢”和寫“大捐”的方式來實現)，構成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的重要補給來源。

太平軍的繳獲，即對敵方財物的剝奪，使清廷痛心疾首。1853年春一則上諭中稱：“近來被膚各郡縣，……糧餉軍裝，盡被擄掠，藉寇兵而責盜糧，深感痛恨！”于是，清軍厲行所謂“堅壁清野”的戰術，在與太平軍接戰中，每每濫行破壞一切物資。盡管如此，太平軍仍有繳獲。1860年太平軍第二次攻破清軍江南大營，截獲營中晌銀200萬兩。1860年太平軍克常熟，有人記道:“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1]

 太平軍籌餉的另一種方式，是運用革命權威向民間強制征發。

太平軍最初轉戰于廣西境內各地，強令“富者出黃”；清方記載說：“金田賊勢漸蔓延，搜刮附近紳富無憔類”，又說：“搜括富室巨家，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遺”。太平軍從廣西北上，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紳商、富戶，……擇肥而食”。太平軍攻下岳陽，在搜索富戶中單從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內掘出銀四千串”。在武昌，“令戶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軍”；接著，太平軍每“三、五成群，見高門大樓，闖然而人”；單在歷任云貴、湖廣總督等官職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寶銀六十萬兩，錠件、金珠、衣飾無算”。太平軍攻下南京，作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動。官僚之家的財物，即“妖產”，都查抄充公。太平軍對清方官宦之家厲行剝奪，對富戶強制征發既是一種經濟斗爭，又是一種政治斗爭，或者說是一種采用經濟手段的政治斗爭。它的經濟效果，有具體的財物可鑒，它的政治效果，說是無形卻也很顯然。例如1860年太平軍占領蘇州后，熊萬荃針對當時一批難民無以為業的狀況下令：“無資本者，具呈清領本錢，或呈明何業，認領何等貨物，仍估定貨價，于售賣后還錢七成，留三成，俾其永遠藉以轉運。”[2]

 “進貢”是為太平天國強制征發的一種補充。

太平天國從金田起義到南京的革命戰爭總形勢是：“戰勝攻克，馬到成功。且閭閻安堵，若忘鐸摘之驚，士女歸心，共效壺漿之獻”。這里的所謂“共效壺漿之獻”，指的是太平軍在軍行所至受到群眾熱情歡迎慰問的情況。各地群眾除奉獻財物主要是糧食，又每以含有“早日登基”諧音的棗、栗、燈、雞作為彩禮。這是群眾自發補濟軍需，表達擁戴之忱的政治行動。這種行動，當時有個特定的通稱，叫“進貢”。太平軍攻下武昌，為接受群眾的“進貢”，設“進貢公所”，取得很好效果，“民出金帛者肩摩踵接”，“次第進入”奉獻。

太平軍除了納“貢”以接受群眾的擁戴，進而采取“責”貢、“招”貢方式，實施強制征發。在武昌，太平軍對群眾的“進貢”，根據不同對象作出不同對待：對那些出于擁戴真誠的一般居民，貢獻“一盤米，壓一百錢、千錢”，收后即發給貢單，予以保護：對那些半心半意、虛情假意的官紳、富戶，“則責貢甚嚴，設有敢于違抗不貢者，一經搜出所埋藏的金銀，闔門斬首。”這樣，一些官紳、富戶懾于革命權威，便有被“勸”貢黃金多至數百兩者。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摒棄過去攻地不守的方針，轉而攻城略地，建置轄區。與此轉折相適應，太平軍的征發，除了繳獲，“打先鋒”、“進貢”和“大捐”成為例行方式。

太平軍既改變攻地不守戰略，每當占領一個州、縣城池，隨即以軍事行動經略四鄉。這種行動，稱為“打先鋒”。其行動目的，除了在政治上、軍事上顯示革命威勢、震懾殘敵之外，還征發財物。在五十年代皖、贛、鄂各省轄區，“打先鋒”的征發對象是富戶以及典當鋪戶。如1853年太平軍至湖北大冶，“時時覓摯富民，拷取財物，術勒重金準贖”，次年至黃州，“搜括富家大姓”；在麻城，“盡封富室、質庫”。1853年太平軍初至江西高安，行動所及，“惟典鋪大家為甚”，1855年“再至”，“惟以仇視官紳，苛勒紳富”，1856年克崇仁，對民間之有“家資者”，“逼財贖命”、同年克奉新，“括富戶金帛，多者數千，少亦數百”；太平軍至一村、一莊，每于事先覓該村、該莊窮民，或發動地主、富戶家庭的佃戶、傭仆，在確認誰家富、誰家是“官幕家眷”、誰家是“紳宦”之后，便“逐戶搜羅”。糧米之類不易收藏物品固每每盡數征去，就是“瓦溝所藏之金，水塘沉沒之銀”也總被發掘出來，“百不失一”。太平軍對抗拒交出財物者，“殺之”以行懲處。“打先鋒”于每占一地后實行一次，數日即止。如《潛山縣志》載:太平軍“每攻陷一城，則悠意殺掠，謂之打先鋒；數日止掠，曰安民”。因此，“農無失業，所殘性命亦無多”。

進入六十年代后在蘇、浙兩省轄區中，“打先鋒”的方式、作用、意義，與五十年代的情況基本相同；但在行動上，也有相異之處，歸結到一點，即漸流于“濫”：一是對象的“濫”，這是說，固然仍以富室、大戶為主，但也廣泛及于貧民。如在浙江麗水，太平軍“搬運糧食，絡繹不絕；富者倉廩皆罄，貧者亦升斗無余”；二表現在行動的缺乏節制。1861年太平軍攻下蘭溪后“初數月”，“逐月至鄉”打先鋒，不是“數日”即止。盡管不是每個地方都是“逐月”，而在一地安民之后，太平天國地方軍政當局為求達到聚財目的，還不乏以“打先鋒”作為強制手段的。

太平軍對“進貢”，除了認作是民間“投誠向化”、“以迎王師”的一種實際行動外，也當作一種征發手段。它規定了明確的征發目標，是“戶”、或“眾戶”，主要是其中的“殷實之家”。在五十年代太平軍每至一地，這么“曉諭”，也這么做。這些“戶”或“眾戶”，一當貢訖，太平軍“發給貢照，領還存執”，作為憑證。到了六十年代，在蘇浙轄區，太平軍的納貢形式，除照舊例外，又有一些變化。表現之一是，貢主仍有指定某個“姓氏”，即某人、某戶或某眾戶的，但日益流向于以某地為對象。即使太平軍敦促的是“四民”，實際所指仍是該“四民”所居住的某地。與此相關，收“貢”后雖仍象前時那樣，把“貢照”發給某人或“眾戶”的代表；更多地是改給“一小令旗”，旗上寫“太平天國安民鄉”字樣，使貢者帶回，于村頭“扯于樹梢”。于是，“進貢”從作為個人或眾戶的“向化”變為一個地方轉入民事治理的標志，“進貢”作為重責富戶助餉的色彩淡薄了。

二、田賦和稅收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的第二年，領導層著手建置行政機構時，從“充軍儲而裕國課”出發，聯名向天王洪秀全建議:“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洪秀全當即批準實施“照舊交糧納稅”，成為太平天國一代稅政的綱領性規定。糧，是土地稅，或作田賦；稅，是商工業稅，主要是商業稅。此外，為適應軍、政需要，又臨時攤派一些捐、費。這三項，是太平天國的主要財政收人來源。

（一）田賦及附加

太平天國在確定征收賦稅的原則方針前，事實上已在開征土地稅了。1853年秋，太平軍有過要民間按畝交糧若干斤的命令。“兵士日眾，宜廣積米糧，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弟等細思，安徽、江西米糧廣有，宜令鎮守佐將在彼曉諭良民照舊交糧納稅。”[5]第二年，太平天國中樞派員往江西征糧，發出布告說:“田賦雖未奉其定制，爾糧戶等，亦宜謹遵天定，暫依舊例章程，掃數如期完納”；“無論富戶貧民，……倘有不遵，查出……治罪，決不姑寬。”在江西等轄區，也貫徹執行。

為使征收田賦有所依據，太平軍每克一地，很注意于征集舊時糧冊；退而求其次，那些略能表明賦役舊狀的簿籍，如搢紳錄、地方志之類，也在征集之列。一地轉入民事治理，編制戶籍時，簿填田產，注明業、佃，以備征收田賦。征收內容和手續，與清制同，即兼收地丁銀和嘈米，一年分上忙、下忙兩次定期征收。征收對象也是業主，即地主和自耕農。

眾所周知，截至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前夕，清政府賦稅之苛，“不在正額，而在額外”。“額外”的苛斂，各省不同。在五十年代中葉，在湖北，“浮勒至于十倍”；在湖南，“數”倍；江西、安徽兩省，與湖南相似。太平天國征收田賦，嚴禁額外浮收。征收者確也戰戰兢兢不敢措勒需索。太平天國盡管照舊例征收，民間負擔，由于祛除浮勒，大為減輕，田賦正額也易于征足。因此公私兩利:“民不乏食”，“庫藏豐盈”。太平天國征取合理，連它的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例如有的就說:“賊專恃括斂，以充戰精，然尚能疏節闊目，民畏之怨之，猶尚恕之。此賊所以根株盤結，歷八九年而不可動搖者也”。有的又說:“賊假仁義使地方相安，”又善取之，輕取之，民漸有樂于相安者”。

1860年，太平天國決策東征，其戰略目標除了“陪輔京師”而外，還求能使“軍用豐裕”。東征主帥李秀成為了有利于開拓領域，特向天王稟準:蘇省所屬郡縣“應征錢槽”、“酌減若干”以除舊布新。

然而，此時的革命形勢已非前時可比。蘇浙各地轄區的幅員已比前期小得多，穩定程度也差得遠。另一方面，從開拓這個轄區的第一天起，在軍事上不只是與清軍幾乎一直處在兩線作戰的態勢之中，而且還要與“洋槍隊”和英法侵略軍的外敵作戰。軍需、國用的支出，比之前時卻又增加得多。增加的支出得從幅員較小的轄區來籌措，這是太平天國后期財政稅收始終面臨的困難局面。面對這個現實，太平天國地方當局主觀上雖想減輕賦額，實際則事與愿違，田賦一年比一年加重。其時有人對太平天國的田賦征收發出感慨說，民“困貪官久矣！以致皇輿版蕩如此。……豈知太平天國用故衙門吏胃，仍貪酷舊規，……百姓大怒”。這種說法是比較客觀的。 （二）附捐

1857年，田賦始見有附捐。在安徽潛山，“閏五月，勒征地丁銀，每畝復收錢二百文，限同繳”。次年，“每畝二百文，米六升”。日后的田捐，蓋即起源于此。田捐歸誰交納，據上引“閏五月”條，是由業主繳納地丁時一并清繳。后期附加項目增多了。經常的有田捐、火藥捐、柴捐各項。

就田捐說。1860年四月，太平軍克傈陽，每畝每日一文。無錫、金匾和浙江的嘉興、秀水、桐鄉各地也是這樣。征收辦法，一般每隔三個月或半年總收一次，也有每年畝捐二百文的，如浙江上虞。“此項錢文，著佃戶出捐，由業主收繳”。只種五、六畝田的佃農，每年即需交田捐銀1.5兩左右；這對于貧窮的佃農是個不輕的負擔，就是對于僅有少量自有土地的農戶說，負擔也不輕。

火藥捐，時稱“紅粉捐”。1861年在常熟，“每畝辦折紅粉錢七十文、次年，減為六十文。在浙江嘉興，每畝五十文。吳江獨異，征米，1861年底，“正米一斗八升，”加征“紅粉”一斗，約略超過田賦正額的半數。配制火藥的硝，用土法制成，“煎純”需柴，因此，又有柴捐，隨田附征，捐率不一。1861年在浙江秀水，每二十畝日解一斤，在嘉興，每畝每十日派五斤。不供柴者，每斤折價三文，后又增解費二百五十文。此捐約為田捐的半數。

太平天國的各地駐軍和民事機關有所需求，“多下鄉官捐資應之費”。如1860年冬安徽族德當局命該縣各軍帥著每旅各派銀一千兩，糧、油各一千斤，以應軍需。地方上的一些公共建設，也取之于民。如為籌措海塘、江塘基金，在浙西、蘇南某些縣分，按畝攤捐。類似這些，顯然都是必要的。取得是否得當，固然也需要考慮，但畢竟屬于第二位。李秀成在蘇州也采取過類似的措施，“各門外百姓無本為業，亦計給其資，發去銅錢十余萬串”。[3]

簡單地說，太平天國對田賦的征取原則，從前期到后期，征收量日益加重；征取手續上，后期不能保持前期的“善取”、“輕取”。正稅和附加加在一起，民間的負擔大為增重。在地主既有“費大于租”的怨言；在農民有“多破家勉應”、“無一不困矣”。于是，民間再也難與相安。

（三）商、工業稅，關稅、卡稅及其它

清制，在商業、交通要地設置常關，太平天國沿襲之。

到五十年代中，分于武昌、武穴、九江、安慶、蕪湖、太平、南京各地，各設稅關；無為也設有一關，不明設置年分。據記載：征稅大抵參照清朝則例行事。船只按大、小計，“長一丈，抽稅千錢”；對船載貨物，分粗、細兩種。粗貨(如鹽、布、棉花、煤、米之類)船長一丈，稅錢二千；細貨(如絲、綢、蘇貨)稅額加倍；也有記作從價“十分抽一”的。船、貨完稅之后，給一憑證。每關上、下各隔二、三十里設一卡，由各該關派員復查；對持有憑證者不再收稅，只征“照單銀一百文”。

關稅的收入，不多。武昌、蕪湖兩關，設于戰事頻仍地區，一直“無暇榷稅”，只具軍事上的關防作用。九江設關后，當五十年代中，月收“不過數千錢”。其它各關，由于來往客商，“無非附近貧民小貿于數十里之內”，缺大量商貨通過，稅收“似有實無”。只有無為、太平兩關，據清方探悉:“日收稅銀，為數甚巨”;但缺明確記載。1861年底，太平軍攻下寧波，在這里新設天寧關，但為期甚短，寧波于次年5月重入清軍之手，天寧關隨即失所存在。據在華外人觀察，寧波口岸設置稅關，曾是促使太平軍進攻寧波的原因之一。

商業中的各色牙行，沿襲清制，對充當牙商者頒給牙帖，規定“課額”；不明額課數字。到了五十年代末，太平天國當局察覺到“輿圖未廣，采辦維艱”，對手工業者，開始征稅“以資接濟”。如一張“榨憑”中載明：開榨坊者須領“照憑”，否則，“以漏稅治罪”。又規定稅率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斤及其以上者，日取稅油四斤；小榨出油一百斤者，日取稅油二斤。對坐商也抽捐，有日捐、月捐、客捐、股捐等名目。這些捐，不是每個地方都抽。“曉喻居民遷回鎮上，安居樂業，開店貿易”，[4]

憑照費。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為嚴查奸究，保障社會秩序，即定有發給憑照的辦法；如門牌、船憑。這些，在五十年代，都不收費。進人六十年代。門牌開始收費。為保障轄區人民物權并保護其營生行為，又設其它憑照，也酌量收費。就門牌說，收費無定數，“量力多寡”，“多則千百洋，少則一、二角”，一般是一、二元，也有兼收錢和米的。貧戶無力完者，“并責于富戶”，“有力者倍完以足之”。船憑“視船大、小，出錢千、百不等”。

太平軍最初力求以最快速的行動摧折清軍，攻地不守，在沒有后方的情況下單靠征發，保障自己的補給；1853年起，太平天國改變戰略，確立新的策略，在拓土開疆，建置行政體制的同時，創設稅收制度，期能保證軍需、國用的源源取給。這個轉折是適應革命戰爭發展到新的階段需要的；不過，天國領袖們經過“細思”，關于征賦、收稅方針，確定悉照舊例辦理，這是一個失誤，他們通過非經濟的精神激勵使農民確信：“吃天父飯，活則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6],又是他們作為封建社會的農民代表無法擺脫歷史的、階級的局限的必然結果。

三、小結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體制是不系統，不固定的，有違稅收的固定性，也有違稅收的適度原則，不是經濟水平的真實反映，未能促進經濟的向好發展，僅僅滿足太平軍的軍需，是一種掠奪，必然隨其政權走向失敗。太平天國的財政措施失當，激致民間不滿，終使加重征課，不單無補于挽回軍事的不利形勢，而且使已經建置的政權不能得到鞏固。

太平天國的財政收入特征是隨運動的深入而不斷變化的，初、中、晚三個階段各有特點，表現出了擅變的痕跡，為了保障軍需國用，太平天國當局對民間加強征課，就其形式說，在直接征發上失之于濫，在征課賦稅上失之于苛；特別是在課征對象上，表現出了日益損害以農民為主的人民的利益，而對封建剝削階級卻有從打擊而轉向依靠的跡象。

可見，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稅收制度改革與發展的過程，實質上就是稅收制度與經濟發展相互適應的過程。稅收制度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就會促進經濟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兼顧需要與可能，做到取之有度。“需要”是指財政的需要，“可能”則是指稅收負擔的可能，即經濟的承受能力。遵循適度原則，要求稅收負擔適中，稅收收入既能滿足正常的財政支出需要，又能與經濟發展保持協調和同步，并在此基礎上，使宏觀稅收負擔盡量從輕。

反觀我國的稅制體系，建國以來基本上建立了雙主體稅復合稅制的模式，即以流轉稅和所得稅為主體稅，輔之以其他稅種的稅制體系。特別是以1994年稅制改革為分水嶺，我國稅制進入了全面改革和深化的階段，建立了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稅制。

建國初，依照《共同綱領》規定的“國家的稅收政策，應以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及國家建設的需要為原則，簡化稅制，實行合理負擔”的原則，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0年1月發布了《全國稅政實施要則》、《關于統一全國稅收政策的決定》和《全國各級稅務機關暫行組織規程》，明確規定了新中國的稅收政策、稅收制度和稅務組織機構等一系列稅收建設的重大原則，建立了統一的稅收制度。

1983年為了通過用稅收來規范圍家與國營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國家實行第一步利改稅改革，即對國營企業征收所得稅，簡稱利改稅；1984年國家實行第二步利改稅，即對工商稅制進行全面改革。兩步利改稅完成后，一方面基本理順了國家與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用法律的形式將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系固定下來，擴大了企業自主權，增強了企業活力，也使國家財政有了穩定增長。

 200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從2006年起取消農業稅；從2005年到2006年，國務院先后取消牧業稅和屠宰稅，對過去征收農業特產農業稅的煙葉產品改征煙葉稅；2005年以來，多次根據經濟情況修改個人所得稅；近年來逐步擴大小微企業優惠面，出臺眾多優惠政策鼓勵萬眾創新、萬眾創業，促進經濟繼續健康發展。

尤其是“營改增”試點到2016年5月1日全面擴圍，全線打通增值稅抵扣環節，將有助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有利于完善稅制，消除重復征稅；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促進三次產業融合；有利于降低企業稅收成本，增強企業發展能力；有利于優化投資、消費和出口結構，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協調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洪秀全等．天朝田畝制度[A].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第一冊[M]．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2]富禮賜．天京游記[A]．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第六冊[M]．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3]蘇臺麇鹿記：上卷[A]．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第五冊[M]．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4]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沈梓．避寇日記[A]．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4冊[M]．北京：中華書局，1963．

[5] 張德堅．賊情匯篡：卷十[A]．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第三冊[M]．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6]周邦福．蒙難述鈔[A]．中國史學會．太平天國：第五冊[M]．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