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依法治稅

一、依法治稅的理論內涵及我國依法治稅理念的確立3

（一）依法治稅的理論內涵3

（二）我國依法治稅理念的確立5

二、依法治稅的觀念基礎是稅收法律意識8

三、依法治稅服務經濟10

內 容 摘 要

本文從依法治稅的內涵說起，淺析了我國依法治稅理念的確立過程及依法治稅觀念基礎是稅收法律意識，闡明依法治稅的實現途徑是要以依法治國為基本前提，符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需要。表明依法治稅有利于營造良好公平的稅收環境，有利于充分發揮稅收經濟杠桿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保架護航。提請人們注意，在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依法治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依法治稅和經濟發展是辯證統一的，良好的稅收環境有賴于建立完善稅收法律法規，法治的稅收環境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淺談依法治稅和發展經濟的關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黨中央與國務院提出“依法治國、以德治國、構建和諧社會”的改革發展思路，以法治作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目標取向，將依法治國確定為治國方略。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稅收工作怎樣才能做到既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又服務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揚其特有的作用呢？立足稅收法治，就是現代稅收管理的立足點和靈魂所在，是稅收工作的基礎。依法治稅將是依法治國在稅收領域的具體體現。但究竟什么是依法治稅，其構成要素有哪些，依法治稅的生成土壤是什么，怎樣實現和諧構筑依法治稅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等是需要深入認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問題。

一、依法治稅的理論內涵及我國依法治稅理念的確立

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的有機組成部分，就是通過要建立社會主義稅收法律規章制度，采取國家立法的形式，法定稅收，使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從而實現稅收法治，為國家財政收入服務。這一概念包含著以下豐富的內涵：

（一）依法治稅的理論內涵

依法治稅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部分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的關系。依法治稅只有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并作為依法治國整體系統工程中的一個子系統工程，在與其他包括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等諸方面在內的法治子系統工程相互有機聯系、互相促進的過程中才能切實開展并深入進行。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法律事務部專家小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個超越稅收的概念。依法治稅取決于整個法律制度的發展，但稅收這一領域足以顯示法治的優越性和要求。”

依法治稅的核心內容和主要手段是稅收法制建設。稅收法制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包括稅法的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處罰以及法律監督等在內的統一體，其內容亦極其廣泛和豐富。， 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正如“法制”非“法治”一樣，“稅收法制”也不同于“稅收法治”。

依法治稅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是“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納稅主體依法納稅”，根本目標是“稅收法治服務于國家財政的需要”。根本目標包含基本目標，但不限于此，還包括良好的稅收法制建設等。

依法治稅的重點將“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置于“納稅主體依法納稅”之前，突破了二者的傳統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稅的重點在于前者。其實早在1989年，就有學者提出“稅收工作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國家向人民（包括企業）征稅，一方面是人民向國家納稅。要把法治原則貫徹到這兩方面，就是國家要依法征稅，人民要依法納稅。只強調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學家、稅法學家研究稅法時就特別注重政府依法征稅一方面，至少是同時注重兩方面。”所以，我們過去片面強調“人民依法納稅”是有偏誤的，從依法治國的實質即依法治權和依法治吏來看，依法治稅首先也應當是指“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

依法治稅和稅收法治二者間的關系在于：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過程，后者是狀態。當然不管是手段和目的，或是過程和狀態，本身都是在不斷的變化運動中的，都是隨著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的，都表明了法治理念在部門法中的深入貫徹和體現。

（二）我國依法治稅理念的確立

研究我國稅收的發展史，可以發現我國依法治稅理論的歷史發展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國務院于1988年在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稅”的口號開始。次年（1989年）5月，由北京大學法律系和經濟法研究所主辦的“全國首屆‘以法治稅’研討班”在京舉行，可謂是掀起了學習和貫徹“ 以法治稅”的第一個高潮。這一階段中，以法治稅主要是針對治理整頓稅收秩序而提出來的；雖然也有學者使用“依法治稅”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對“以”和“依”作出本質區別的基礎上來使用的，往往是將二者混同使用，反映的是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所體現的“人治”觀念和法律工具主義優位的特點。但其中亦不乏有益的嘗試和真知灼見。有學者就指出“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戰略方針的組成部分”有學者還指出：“‘以法治稅’也就是說要在稅收工作中貫徹法治原則”。這是對依法治稅和依法治國或法治之間關系的較早論述。又有學者將“以法治稅”作為稅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或是將“稅收法治（或制）”作為基本原則，并以“有法可依等十六字方針”對其進行了詮釋。還有的學者富有卓見地強調稅務人員稅法意識的培養尤重于納稅人或廣大民眾，稅務人員應當“將目前嚴重存在的權力意識和自我優越感轉化為義務意識，自我中心意識轉化為人民公仆和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意識。”該學者在當時能夠提出這一間接地體現了以權利義務觀念來糾正稅務人員意識觀念偏差的思想，實屬難能可貴。

之后，隨著“依法治國”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屆全國人大（1996年3月）和黨的十五大（1997年9月）認可和確定，特別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屆國務院成立伊始就發布了《關于加強依法治稅嚴格稅收管理權限的通知》，對依法治稅的理論探討進入了全新的第二階段。有學者對依法治稅的概念和內涵予以了界定：“所謂依法治稅，就是在稅權集中、稅法統一的前提下，單位和公民要依法納稅，政府（稅務機關）要依法征稅，社會各方面要協同配合和監督依法納稅和征稅，從而使我國的稅收工作、稅收秩序沿著法制化、制度化的軌道前進”，“依法治稅其全部含義就是稅收法制建設”。需要指出的是，從“以法治稅”和“依法治稅”無區別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確定真正含義上的依法治稅，這一字之差，其意義如同從“以法治國”到“依法治國”、從“法制”到“法治”的一字變化的意義一樣深刻、重大，反映了從“人治”到“法治”、從法律工具主義到法律價值理性的根本轉變，以及這一轉變在稅收和稅法領域中的深入體現。

依法治稅理論探討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中興起的。有學者對依法治國與依法治稅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依法治國是依法治稅的前提和條件，依法治稅是依法治國的參與，投入和結果”；并提出有關如何“在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把依法治稅推向深入”的一系列措施和辦法。又有的學者指出，“在當前的形勢下，我國的依法治稅應當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拓展稅收的作為空間，消除稅收‘缺位’；抓好稅制的完善，減少稅收流失。”。上述研究是稅法基本理論與依法治國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是時代要求的體現。還有的學者從稅法基本原則的層面對稅收法治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他們認為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是法治原則在稅法上的體現，“還是現代法治主義的發端和源泉之一，對法治主義的確立‘起到了先導的和核心的作用’”。

縱觀稅收法治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出依法治稅的提出，其背景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與完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依法治稅的生成機理，即依法治稅的生成土壤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依法治稅的觀念基礎是稅收法律意識

“支撐法律的精神、理念、原則與價值才是法治化的筋骨和精髓。……歷史和現實已向世人昭示：法治化要求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的現代化。科學全面的法律觀念是法治化的基石。”。盡管我們在形式上已經將“法治”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但歷史上“人治”的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以及建國后“法律虛無主義”的一度猖獗和“法律工具主義”的長期盛行，使得“法治”從口號到行動之歷程舉步維艱；且尚有以“法治”之名而仍行“人治”之事者在，“人以法治”或“法依人治”等等不一而足。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曾經說到：“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為全體公民所贊同，要是公民們的情操尚未經習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體的基本精神（宗旨）……這終究是不行的。”所以法治行動與觀念轉變必須同時發動，同步進行，以觀念導行動，以行動促觀念，二者互促互動互補式發展。依法治稅作為依法治國或法治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在觀念上是一脈相承的。當然，法治觀念既進入部門法的稅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門法中的具體體現。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起源于階級斗爭，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階級統治、階級專政的工具。“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分配論則認為，稅法的本質是通過法律體現的統治階級參與社會產品分配的國家意志；稅收作為社會分配范疇與國家密不可分，國家稅收是憑借國家權力對社會產品進行再分配的形式。

而從社會契約論的觀點來看，國家起源于處于自然狀態的人們向社會狀態過渡時所締結的契約；人們向國家納稅，讓渡其自然的財產權利的一部分是為了能夠更好地享有他的其他自然權利以及在其自然權利一旦受到侵犯時可以尋求國家的公力救濟；國家征稅，也正是為了能夠有效地、最大限度地滿足上述人們對國家的權利要求。納稅和征稅二者的邏輯關系應當是人民先同意納稅，然后國家才能征稅，國家征稅的意志以人民納稅的意志為前提，因為如果任何人憑著自己的權勢，主張向人民征課賦稅而無需取得人民的那種同意，他們就侵犯了有關財產權的基本規定，破壞了政府的目的。然而到國家取得財政收入時為止，稅法只是保證了契約的一方當事人履行了義務，即人民繳納了稅款，而另一方當事人義務之履行，即國家將其財政收入用以維持政府運轉從而執行其各項職能，則有賴于人民的代表立法機關制定其他財政法以及相關法律來加以保證。我們必須將“稅款”從人民的手中轉讓給國家成為其財政收入即“取之于民”，和國家運用其財政收入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即“用之于民”這兩個渠道結合起來，才能看出權利和義務在其間的雙向流動。否則，稅法就只能是國家為保證自己取得財政收入的法律手段，只是利益從納稅人到國家的單向流動，也就沒有“權利義務對等”可言了。“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從發生上看，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條件。在法的創制和法的實施的過程中，都不可能脫離法律意識的作用。”稅收法律意識無疑當屬法律意識的一種，其對依法治稅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了。依法治稅必須以稅收法律意識為觀念基礎。

三、依法治稅服務經濟

我們要認識到依法治稅是服務經濟的最佳途徑。通過依法治稅，公平稅負，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體現了稅收與經濟的統一和稅收對經濟發展的能動作用。依法治稅是依法制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通過制定稅收法律來規范征納雙方行為，保證國家財政不受侵犯和維護納稅人的權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依法治稅就是稅收對經濟最大和最好的服務。要不斷加強稅務機關的自身建設。依法治稅既要“治稅”，又要“治權”。治權主要治的是稅務機關特別是一線稅務人員手中的“權”。要全面搞好對社會和納稅人的辦稅服務。稅務管理不僅是一種執法行為，更是一種服務行為。新修訂后的《稅收征管法》也明確規定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必須秉公執法、文明服務。第一，要靠政策服務增加發展動力。第二，要靠效率服務減少發展成本。以提高稅務人員的綜合素質為前提，依靠基層稅務機關的辦稅服務窗口，在現有“一站式”服務、“一條龍”式服務模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向“一人通式”服務模式的轉變，探索并運用多元化申報等方式，減少納稅人的繳稅成本。要靠主動服務拓展發展空間。主動服務的重要內容是“貼近式”服務和“交心式”服務，變坐等納稅人提意見為主動上門征求意見，幫助解決納稅人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稅務機關在制訂出臺各種稅收管理規章、辦法時，應當站在納稅人的角度上，增加一點前瞻意識，多考慮考慮是否有利于方便納稅人，是否有利于節約稅收征收成本，這個成本不僅是指稅務機關的，也是納稅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

在高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依法治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依法治稅和經濟發展是辯證統一的，良好的稅收環境有賴于建立完善稅收法律法規，法治的稅收環境有利于經濟的高速發展。 

參 考 文 獻

劉隆亨：《以法治稅簡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革：《論依法治稅 整治稅收秩序》

謝懷拭：《西方國家稅法中的幾個基本原則》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隆亨：《中國稅法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

孫樹明主編：《稅法教程》

嚴振生：《稅法新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劉玫：《依法治稅淺探》

高培勇：《市場經濟與依法治稅》《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楊秀琴主編：《國家稅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