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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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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學理念

             唐代的“詩佛”王維尤以其清幽淡遠空寂超曠的的山水詩而傳誦千古,王維的山水詩崇尚寫意,追求韻味與情感的最高藝術,大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妙處,也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無窮品味。王維的飽有禪味的山水詩,被歷代理論家們推崇備至。陸時雍在其《詩鏡總論》中寫“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誰能之?”王維對中國的山水詩發展確有較大影響,而他的山水詩的成就,是和他的把禪學理念演化為自己詩歌創作指導思想,把禪人參禪悟道的某些方式引進詩歌創作有關的,而也正是他詩中的禪理禪趣,構成了其空靈流動的詩歌意境。
            本文試就禪與詩的結合,南宗禪的禪學理論對王維山水詩的影響以及互動作用,對后世詩歌、理論發展的意義等方面,進行簡要的分析。

            一、宗教理念與審美體驗的融合
            王維生活在盛唐時期,中國佛學已經發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階段。當時,不近天臺、三論、唯識諸宗已經具備了完整的理論體系,南禪也確立了相當成熟的核心思想。王維與禪的關系當然是最為密切:王維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享有“詩佛”之稱譽的詩人。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的佛學理論修養非常精深,歷史上很少有詩人能夠企及;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能堅持較為嚴格的宗教實踐,通過對禪門妙法的透徹參悟,深得禪家三昧,以至有些詩達到了“字字入禪”的境地。
            當然,王維的禪學理念與審美體驗的融合也還是有多方面的促成因素的。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南禪的發展,達摩把禪傳入中國后經六祖慧能,使這種“不立文字”,重于內省的宗教體驗與文人市井更加接近了。南禪的三境界:其一“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其二“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其三“萬古長空,一朝風月”;這些感悟對后對世界的關照,使生活中現世的世界象鏡象一樣,如相中之色,水中之花,發生了改變,其本身獲得了從世俗事物之中解脫后的自由感:禪,更關注人的心境,這時便在審美的層次上和文學發生了關聯,它體現在王維的隱逸精神方面。王維也是一個向內心深度開掘的文人。他身上的隱逸文化有著精粹的體現。如:禪宗的“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對王維的隱逸人格有著三方面的影響:第一,它是以積極主動的出世與消極被動的抗世相結合的姿態來對待現實的社會生活;第二,它是一種情緒化的、悲劇性的、“超常”的人格精神;第三,它追求一種精神自由,重視生命意義,甘于孤獨沉寂的人格精神。這里可以列舉王維在19歲時所創作的《桃源行》,在這首詩中,王維超越了陶淵明的“結廬在人境”,而著意塑造了另一個“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魚樵乘水入”的境界。這已經是一種文人雅士對于內心禪意境界的向往,有著精巧典雅的格調,也有著幽深高遠的文化氣了。逸本來就是從隱逸風尚中超拔提升出來的,它超然、悠然、隱遁、空靈的旨趣最自然不過地表現了隱逸的人格精神中的另一種氣度。隱逸文化與禪宗結合,使王維的詩由城市的喧囂走向山野的寧靜及孤寂的文化,更注重將自然美、人的美和精神美提升到人格精神的層面,從藝術的角度,這無疑是一種進步。由于與禪學理念的互滲與交融,王維的對于淡泊生活的追求更呈現出一種深奧的冥想,更是一種悠然的心境,已不再不同于陶淵明的“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沾衣不足惜,但使愿無違”,而是要達到“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的審美體驗之中去。在這一層次講,王維把禪學的理念應用于他的山水詩,使山水詩的思想意蘊、更加幽冥了。
            其次,宗教體驗其所以能在王維這里高度融合,除了宗教體驗本身就具有審美體驗的內涵這一因素外,還與王維本人對解脫方式有關。他在《山中示弟》中說:“山林吾喪我”,在《飯覆金山僧》詩中更明確地說:“一悟寂為樂,此身閑有余。”王維的母親信佛,王維本人也許與許多僧人有往來,他的字摩詰,出自佛教經典《維摩詰經》,根據近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考證,“維摩詰”是除惡降魔的意思,和他那些散發著淡淡禪意的山水詩相映成趣。王維有意將自己一生的悔惱痛苦消除泯滅于佛教這個精神王國和幽寂凈靜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換言之,空門山林、寂靜之樂就是他解脫煩惱痛苦的最好方式,這樣,它就必然要通過宗教體驗和審美體驗才能實現自己的目的。禪悟這種中國特有的宗教體驗的目的即是為了明心見性,而中國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優游山水之審美體驗也往往是為了得到一種“與天和諧,謂之天樂”(《莊子,天道》)的“天人合一”的至高和洽之境界。另外,王維一生的仕途都不很得意,十五歲即離家赴都,在長安“游歷諸貴之間”,以自己的才能知名于上流社會,然在官場又屢遭排擠,內心極為痛苦“心中常欲絕,發亂不能整。”(《林園即事寄舍弟沈》),在理想破滅的嚴酷現實面前,詩人即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出路何在?他要在宗教體驗中尋求一種解脫,自然會有這樣的句子出現“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發》)。王維的審美體驗就與他的禪學理念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
            宗教體驗與審美體驗之所以能在王維的山水詩中得到融合統一,也是因為二者可以相互作用。王維是深諳“真空妙有,無異無礙”的禪家三昧的。他說:“礙固為主,去空寧舍賓”(《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所以他十分注重觀有悟空,雙遮雙照。所以才能“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摘露葵”(《積雨輞川莊作》),“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終南別業》)。就是他借對大自然物象的關照才得到的進行宗教修習的一種體驗。在他的不少山水詩中,也常常通過對自然景物的觀照,表現出深邃精致的“色空如一”的思想。如《木蘭柴》“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又如《北坨》:“北坨湖水北,雜樹映朱欄。迤邐南川水,明滅青林端”。都是對大自然一種深層禪意的觀照。
            王維的山水詩的確是“處心積慮,借助藝術形象來寓托唯心主義的哲學思辯,描繪自然美的生動畫面中,包含著禪理的意蘊”。如果說,王維的宗教體驗常常必須借助審美體驗,才能實現,那么當王維沉浸于山水自然境界,進入極深層次的審美體驗的時候,這種審美體驗也往往達到了宗教體驗或哲學體驗的層次。王維的詩既構成了“禪”的狀態,也在山水景物中形成了極為優美深邃的意境,無論從哲學和審美的角度,都達到了一個極燦爛澄明的層次。而同時他作為一位具有音樂、繪畫才能的藝術家,對于自然美有著超過常人的敏銳感受力,同樣,他也常常利用這些藝術才能著力于自然景物聲色光態的表現,通過自然景物在某一特定情況下所呈現出的種種變換不定的色相顯現,使“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禪意得到了極為生動的體現。
            試看王維的一首小詩《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叢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這最后一句尤有禪意,有些“水流花開”、“云在青天水在瓶”的意味,禪意不僅躍然紙上,而且能讓讀者同時深切體會作者當時的幽冥的心境。再看他的另一首小詩《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庸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片刻間的審美體驗,卻那么地精致、深邃。這就是從剎那見永恒的超凡意境。“忘古常空,一朝風月”,禪既在剎那,又在永恒,變幻無常,生生不息,虛空中有妙有,妙有即是虛空,空寂中見流動,流動中見空寂,似乎有時都分不清明是審美體驗還是宗教體驗,是藝術境界還是哲學境界。這就是“禪”,是“詩佛”王維將審美體驗與宗教體驗融合為一的最高藝術境界。宗白華先生說:“禪是動中的極靜也是靜中的極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動靜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胡應磷說王維的輞川諸作:“字字入禪”,讀后使人“名言兩忘,色相俱泯”。王士禎說王維的五言絕句:“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王維的對于山水自然美的體驗已進入了禪的空寂悠遠的層次,形成了深邃玄冥的境界。海德格爾說;“向死而生”,就是說,當人覺悟到生命無常的時候,也就證悟了自己的本性不過是虛空,由此而產生的對紛浮世事不粘不滯、無執無求的態度便是一種解脫,經由解脫而達到自由之后,人就徹底去蔽了,在澄明無蔽的境界中,人也就返回了本真,獲得了清凈無染的本性,把握了生命。所謂“一切生者滅,象征著永恒”。王維的詩中那時明時滅的彩翠,合而復開的綠萍,轉瞬即逝的夕陽,若隱若現的湖水,都是詩人“以追光躡影之筆,寫通天盡人之懷,是詩家正法眼藏”的杰作,是他對大自然的審美體驗已經發展到達哲學層次或宗教層次的產物。在這樣的藝術意境之中,理即是事,事即是理,一切都如同天珠交涉,互映互證,融徹貫注。這就是璀璨的反光,無限的時間無窮的生命的空間,一切都在對剎那間永恒的那本真之美的體驗中高度融合統一了。詩人王維于其中妙悟到的,也不僅是大自然的物態之趣,而是一種宇宙的哲理,生命的哲理了。

            二、禪與山水詩的融合
            王維的山水詩中,滲透了許多南禪宗的影響,無論是從他詩歌的意象上,詩歌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行動上,還是從詩句字里行間傳達出的那分情感上,都能讓讀者即便是在時光早已穿越千載來到現在的這個時候,也能深深地體悟出一些別樣的感動。其實這些莫可名狀的感動,早已不能準確地言說那究竟是禪還是詩了,那按時禪意的詩,是詩中的禪,二者妙合無垠,便造就出了另一派山水風物的性情,仿若非人間煙火氣。
            中國的詩歌中包容有各式各樣的情感:愛到深處是“曾經滄海難為水”,痛到心低是“從此蕭郎是路人”,壯志難籌是“拔劍倚柱心茫然”,建工立業是“不破樓蘭終不還”,相思迢遞是“斜暉脈脈水悠悠”,春女尚懷是“惜春常怕花開早”,秋士易感是“仲宣懷遠更凄涼”,無言情思是“無邊絲雨細如愁”,浪子回頭是“十年一覺揚州夢”,官場失意是“不才明主棄”,憂國之恨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然而,還有一種情感,是淡而天成的,是疏朗清幽的,是不著痕跡的,是“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詩品》)。于是,便有了這樣的詩句:是“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是“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是“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是“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這便是禪趣的詩味,王維的山水詩的妙處也正在于此:以沖淡悠遠的含而不露的情感,如絲如屢般彌漫開來,如娓娓秋風的絮語,仿若一個沉睡千年的故事,人生有限,宇宙地無限,天人合一,萬物似乎有了靈性,空寂的卻又是“以寂為樂”,這便是暗合了禪宗的“對鏡無心”,“無往為本”,也就是對一切境遇不生憂喜悲樂之情,不沾不染,心念不起。王維以禪宗的態度來對待人世社會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種恬靜的心境,進而把這種心境融入自己的詩中,使詩歌顯示幽然的佛影禪光。
            禪入詩,把詩歌的境界提升了。
            首先,從山水詩的意象來看,這些意象被王維賦予了禪的意味。詩中多描寫山、水、云、雨、流泉、幽石……“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竹里館》)是參禪悟道之后完美的自我體驗;“城中遙相望,唯應見白云”(《山中寄諸弟》)是獨居超然世外的清靜閑逸;“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是自然天成的圖畫;“采菱渡頭風急,策杖林西日斜”(《田園樂》之三)是“幽閑野趣,想見輞川圖畫中人”。
            在這樣的意境中,詩中抒情主人公常以靜坐的方式出現:《舊唐書,王維傳》曾提到王維“退朝以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王維詩中多次提到“閑居凈生”的樂趣。如“竹徑從初起地,蓬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軟草承跌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登辯覺寺》)“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秋夜獨坐》)“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頭。催客聞山響,歸房逐水流。野花叢發好,谷鳥一聲幽。夜坐空林寂,松風直似秋。”(《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山院》)。那尤其著名的《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庸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也是寫他靜坐的。王維的“閑居凈坐”一般都帶有禪定的目的,但在“凈坐”之時,又并非枯寂息念,而是耳有所聞、眼有所見、心有所感、思有所悟的。
            當然,在更多的時候,王維的禪觀修習并非采取凈坐的方式,而是南禪宗師們常常說的“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采取的是一種“山林優游禪”的修習方式,就在這種“境靜林間獨自游”的生活中,詩人既獲得了“心法雙忘性即真”的證悟,也獲得了無人干擾、心清境靜的靜美享受,一首首意境優美、含蓄深邃的山水詩也就在這種宗教體驗與審美體驗的高度融合之中誕生了。例如這首《泛前陂》“秋自空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尤殊未還。”這首詩作于輞川隱居時期,寫詩人獨自在剞湖上蕩舟賞秋。在這清澈坦蕩的山間平湖上,詩人望著高遠的天空,連綿的山巒以及閑靜的白鶴,不禁悠然入禪,渾然忘我,直至夜深未歸。
            再一層,禪法要求一切皆空,慧能《六祖壇經》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所謂“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應作如是觀”,禪宗認為,若要明心見性,體認自己性空之本體,必須即事而真。當王維具備了“空性天羈鞅”、“浮幻即吾真”的認識后,便自覺地去除因為執虛為實而帶來的種種世俗縛累,“無羈鞅”的詩人于是才能在自然山水的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他是那樣即無心而有意地觀照著自然界云生云起,花開花落種種紛繁變幻的色相,他說:“眼界今無染,心空安可迷。”(《青龍寺曇璧上人兄院集》),“寒空法云地,秋色凈居天”(《過盧員外宅看飯僧共題七韻》)。外在的一切物鏡都是生沒無常的,于是在“已復其真”的詩人筆下,自然萬物之真,即為自然萬物之性了。所謂:“不知棟中云,去作人間雨”(《文杏館》),“迤儷南端水,明滅青林端”(《北坨》),“跳波自相濺,白鳥驚復下”(《欒家瀨》),“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宮槐陌》),大自然的一切都是那樣清寂、靜謐、即生滅無常但又充滿生機、無牽無掛、無縛無礙,一任自然、自由興作,詩人王維便正是通過這種即自然之真,悟自然之性理來回歸自然的,當他沉浸于由白云、青林、跳波、仄徑組成的大自然的境界中時,在與大自然之真的融合契合之中,感到了真正的愉悅,也得到了解脫。
            王維的“無我之境”也在詩中體現。“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虛空寂靜而自由自在的空性便與“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的自然山水有了親密的契合,就在這朗然見物之性與物之境的同時,也見出了我之性與我之境。正因“我之性已除去了一切多世俗妄念的執著,所以在已復其本真的詩人王維那里,當他與各得其所、自由興作的自然萬物相遇的時候,便能以已之性空之真去與萬物生滅變換之真相契合,此時詩人心中鳥飛鳥鳴、花開花落,一片生機,天真自露,與天地同流,與萬物歸一,詩人的生命存在便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脫,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現。這便是佛教中的明心見性、即事而真。《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一詩可見:“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爰。倚杖柴門外,林風聽暮蟬。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俞叟,狂歌五柳前”。觀《戲題盤石》,“可憐盤石臨水泉,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開。”此詩當作于輞川隱居時。寫楊花飄飛的春季,詩人在大石之上臨水飲酒的閑逸之趣。詩雖短,卻有微妙的禪機。詩人隱身山水之中,悠然自適,在身心完全放松之際,達到物我同一的境界,仿佛自己也成了自然界的一員,與垂楊春風心意相通。在這里,詩人找到了自然本真狀態的自我。再看《等河北城樓作》:“井邑傅巖上,客亭云霧間。高城眺落日,極浦映蒼山。岸火孤舟宿,漁家夕鳥還。寂寥天地暮,心與廣川閑”。正因為“我”之境已去除了一切來自世俗浮華的遮蔽,所以它朗然澄澈如天地之鑒,一切萬物可以在此光明晶潔的虛空中自由往來,萬物得以歷歷朗現,它們變換無時但又生生不息。王維正是通過這種見物之性、物之境的審美體驗,從而體悟自己內心中澄明敞亮、無掛無牽、無縛無累的自我之境的。這種體悟使他的詩風有通透的禪意。
            另外,王維在觀照景物時,特別注意對景物光和色彩的捕捉,用明滅閃爍、瞬息變換的奇妙景色,來表達事物都是剎那生滅、無常無我、虛幻不定的深深禪意的。如《木蘭柴》“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又如《山中》“荊溪白是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再如《剞湖》“吹蕭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表達“色空”、“無常”思想的還有《華子岡》“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詩人寫悲秋的情緒,飛鳥向無盡的天邊飛去,只在轉瞬之間就已經消逝的無影無蹤,僅留下一片延綿起伏的群山,在秋空下默默地佇立。這其中蘊涵著幻滅無償的空寂的禪理。顧磷《批點唐音》評此詩說:“調古興高,幽深有味,無出此者”。
            對大自然的最深層的審美體驗即近乎宗教體驗,反過來,可以說象王維這樣具有覺心、靈性、慧眼的詩人,才能更好地進入自然美景的最深層次之處,深入造化的核心,表現出對自然物最具魅力的神理,不拘滯于對“我”的主觀意念的表現,也不拘滯于對“物”之形貌的逼真刻畫,能對自然物象窺貌取神,創造出空靈清妙的意境,把禪與山水詩融合于字里行間。

            三、禪宗對王維山水詩的影響
            禪宗對王維山水詩的影響有三,尤其是輞川詩中可見這種影響:
            第一是直接描寫詩人參禪的活動的詩。
            如:《藍田石門精舍》:“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窮……”,再如《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見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南宗禪的參禪活動,不是在暮鼓晨鐘中苦苦修煉,也無面對青燈古佛,甚至連北禪的習靜打坐也一概廢棄,而是:劈柴擔水,無非妙道,行住坐臥,皆在道場,認為禪悟是:“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以上兩首詩真切地描繪了王維的參禪活動,活動方式雖然不同,均能悟道。由此可見,王維確實已經掌握了南宗禪的真諦。
            第二,直接闡述禪理的詩。
            如《戲題盤石》“可憐盤石臨水泉,復有垂楊拂酒杯。若道春風不解意,何因吹送落花來?”泉水激石、垂楊拂杯、春風送花,都在無意之間,“空哦山無人,水流花開”,自然萬物生滅變換,各隨其宜,各得其所,是生動形象的禪理論。
            第三,滲透禪趣的詩。
            南宗禪強調“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順應自然,還歸自然便是歸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是掛心頭,一年都是好時節”。因此,野花幽發,谷鳥幽鳴,空林寂寂,松風似秋,均是參禪悟道的最好契機。
            王維的禪趣和他特別愛描寫那清寂空靈的山水田園、刻畫恬靜安寧的心境有關。
            《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這是《輞川集》中一首著名的山水詩。詩人安于清冷的孤獨,全詩給人以“清幽絕俗”的感覺,這正是和禪宗的“識心見性、自成佛道”的思想相吻合。
            《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描寫辛夷花開,盡管很美,但由于生長在絕無人跡的山澗旁,這里與塵世的喧囂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靜寂,所以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開自落,沒有生的喜悅,亦無死的悲哀,全然沒有那種“花開易見落難尋”的苦楚,而是清幽深隱,含著空漠淡遠的禪心。
            王維的許多山水田園詩的確都飽含了一種禪意,但這種禪意的表現不是如上一類佛理認教,而是寫出了一個蘊含禪理禪趣的優美的已經。明代胡應麟說:“太白五言絕句,自是天仙口語,右丞卻入禪宗。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些妙詮”。在王維的山水詩中,是空靜澄明的,沒有“人生如夢”的喟嘆,也沒有“物是人非”的凄涼,更沒有“因果報應”的表露。這是一種純粹的“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一種對世界、人生在深層次上認知后的平和心境,這是忘我忘情,如“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如“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如“白云回望合,青藹看有無”,勾勒出的是一個迷迷蒙蒙不可捉摸、虛無縹緲的意境。如果用禪理來詮釋,最是那“非非有非非無”的“中道觀”。而禪宗把“佛法大意”說為“春來草自清”,又與王維的“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酬張少府》)相吻合了。
            南禪常用三境界來對比顯示人與“自然”的融合。王維的《送別》中以“白云無盡時”來比擬隱者的行路,便能體現自由自在,獨來獨往,“何處尋行跡”的禪趣。《山中》“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欒家瀨》“跳波自相濺,白鳥驚復下”,寫到秋雨自下、淺流自瀉、跳波自濺、白鷺自飛、水落石出、天寒葉稀、山路無雨、空翠濕衣等,也該是進入了“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境界了吧。至于《書事》中的“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答裴迪》“君問終南山,心知白云外”,便是已體悟到了那“萬古長空、一朝風月”的永恒寧靜歸遠悠然清寂的境界了。
            另外,王維具有濃厚的禪味的山水詩最終所要表現的雖是“空諸所有”的觀念,但這些詩中的意象和境界也有生機活潑的,是現實世界的真實反映,禪宗那委順自然、適應人生的態度從某種程度來說,也確是對現實世界的而已種肯定。如果不是意去求得深徹的話,這些詩是能使讀者把握人生的真諦的。南禪的“頓悟”與詩歌中的“妙悟”完全相通,所以對詩歌創作過程中的審美觀照產生了積極作用。讀者不是禪宗,完全不必用參禪的方法去讀詩,然而禪理禪趣都蘊含在詩中,于山水美景之外,更有一層深邃的意境。這也是使王維山水詩更獨標風物、更耐人咀嚼的原因吧。
            王維以禪入詩,以山林勝景為客觀描寫對象,表現出詩人孤寂愛靜的性格特點,同時,在禪與詩的結合中,營造出了獨特的藝術意境,充分體現了沖淡空靈的風格,另外又因王維是畫家,結合繪畫技巧入詩,從而使這類山水詩達到了藝術的及至。這些詩句,或繪景傳神、詩中有畫;或色相具泯、充滿禪機;或清幽恬淡、妙近自然;或淡蕩簡練、含蓄不盡;或玲瓏剔透、引人遐想;所有這一切又都統一于沖淡空靈的總體風格。沖淡空靈最適于表現禪理禪趣,最符合王維恬淡孤寂的性格特點,和他詩中有意追求的靜謐的繪畫美密切相關。前人贊賞王維山水詩“清麗”、“清腴”、“穆如清風”,既肯定了它清幽而秀麗、清淡而豐腴、清輕而靈動。《文心雕龍,風骨》中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因此,王維山水詩還是具有風清骨峻的顯著特色。
            王維的山水詩不僅體現了他自身的個性,也還是中國山水詩高度成熟的標志。王維承襲了陶淵明、謝靈運的長處,又融合進自己獨特的手法,創造出一種情景相偕、理意俱融的新型山水田園詩,為勝唐的田園詩派形成奠定了基礎。以王維為首,還有孟浩然、裴迪、常建等一大批詩人,開創了唐代的一大詩派,又影響到中唐“大歷十才子”,尤其是劉長卿和錢起,及至韋應物、柳宗元,形成了王孟韋柳并稱的局面,對宋以后的歷代山水田園詩的創作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王維的創作實踐,對于詩歌理論也有貢獻,詩中那充滿禪味的沖淡空靈的藝術風格,也是導致晚唐司空圖《詩品》中沖淡、自然、含蓄等品,主要是針對王維等山水田園詩人而寫的,尤其是對王維那帶著禪意的輞川詩的經驗總結。《詩品,沖淡》中寫“素處以默,妙積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非”。“自然”一品又說:“此境前則陶元亮,后則柳柳州、王右丞、韋蘇州,多極自然之趣”。“含蓄”一品說:“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及至明代胡應麟也曾點評王詩:“讀之身世兩忘,萬念俱寂”,甚至對于嚴羽的“妙悟說”以及清王士禎的“神韻說”詩歌理論的建立,也都是有著深刻的影響。

            參考文獻:《王維山水詩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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