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峰并峙　各領風騷——李杜詩歌比較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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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李白和杜甫是我國詩歌發展史上最杰出的兩位詩人。本文通過對李杜兩人詩歌作品思想性、藝術性及創作體裁三個方面的比較論述，得出李白浪漫，杜甫現實；李白豪放，杜甫沉郁；李白飄逸，杜甫精美的詩歌藝術特點。為促進讀者客觀地認識李杜二人打下了基礎，為更加全面深入地研究李杜作品提供了幫助。
[關鍵字]：李白　杜甫　思想　風格　體裁

中國，素有“詩國”之美名。中國古代的詩歌及其典籍，數目龐大，浩如煙海。中國詩學，亦博大精深。唐朝詩歌的發展可謂盛極一時，在這群星閃耀的的詩的國度里，有兩顆星星最為耀眼，他們同時出現在盛唐時期，這就是被譽為詩仙的李白和被譽為詩圣的杜甫。可以說，他們創造中國詩歌發展的最高峰。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他是繼屈原之后，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一生，從出世到逝世，都充滿浪漫情調與傳奇色彩。他的天才與氣質，是中國詩史上獨一無二的。李白留給后世共九百多首詩篇。這些熠熠生輝的詩作，表現了他一生的心路歷程，更是盛唐社會現實和精神風貌的藝術寫照。他胸懷廣闊、才氣縱橫。政治上，有睥睨一切、與王侯平坐的氣勢；處世上，有蔑視權貴、獨立自主的人格；藝術創作上，有高遠雄厚、宏深博大的境界。被后世譽為“詩仙”。①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于河南鞏縣。因曾居長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嚴武薦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后世稱之為杜少陵，杜工部。杜詩現存1400余篇，大多為“安史之亂”后創作。杜甫的一生，與時代聯系極為緊密，他的全部詩作，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歷；把社會現實與個人生活緊密結合，達到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完美統一。他的詩歌正是唐朝盛衰巨變的特定時代的紀實與縮影。杜甫以其敏銳的眼光和醇厚的藝術素養，繪就了一幅幅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及自身的心中歷程。被后代尊稱為“詩圣”、“詩史”。
李白和杜甫，一個稱“詩仙”，一個叫“詩圣”，自古以來，研究李杜二人的大有人在，比較二人文采孰佳的也不在少數。有的認為李高于杜，有的認為杜高于李，還有認為兩人各有所長，不分上下的。我比較贊成第三種說法。其實，蘿卜白菜，各有各愛，所個人看問題的出發點不同，所得到的結果自然就不同。加之兩人雖同為詩壇領袖人物，但思想、風格不盡相同，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有不同的結果。因此，我認為兩人就像中國詩歌史上兩座令人難以企及的高峰，各有神韻，不相上下。
但是，通過對二人詩作的分析與比較，我感覺自己的文學修養了有了明顯的進步。看來，雖無法論證兩人高下，但比較，并不是毫無意義的工作。現將本次研究的體會論述如下，粗淺之處還請專家批評指正。
一、思想之比較
思想性是詩歌作品中的重要因素，作品的好壞，其反映的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思想上，李白儒道兩家思想兼而有之，內心里既有唐代詩人一般的“濟蒼生”、“安社禝”的儒家思想，同時，道教思想貫穿他一生。這些思想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李白帶有強烈理想化的功業追求，由于自己性格的孤傲，政治上郁郁而不得志。過于理想化的人生設計與生活道路中的失敗，使他常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之中，但又保持著自負，自信和豁達，昂揚的精神風貌。②　因此詩歌作品大多以抒發個人情懷為中心,詠唱對自由人生個人價值的渴望與追求。
李白希望自己能“濟蒼生、安社稷”，從政治上取得自己的生存價值，但總是事與愿違。朝中高力士楊國忠的受寵，賢士都被據在朝門之外。所以《行路難》中詩人發出了“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嘆。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等太行雪滿山”來形容自己艱難處境。在《蜀道難》中他寫道“黃鶴之飛尚不得過”“劍閣崢嶸而崔嵬”。秦蜀道路上奇麗驚險的山川透露了他對社會的某種憂慮，這也是對當時政局混亂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種隱喻。在《夜泊牛渚懷古》中他寫道”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詩人借用謝尚知遇袁宏的典故來表明自己的懷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作品中的體現。
另一方面李白受道家的影響，在對現實失望之后，期待自己“仙人浩歌望我來，應攀玉樹長相待。”詩作中大有出世超脫的思想。在《廬山遙寄盧侍御虛舟》中他寫道”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岳尋山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詩中明顯帶有對道家的崇信和對儒家的嘲弄，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夢游天姥吟留別》中他描寫奇幻的夢境表達了對神仙世界的向往。這些是道家思想在其作品中的體現。
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讀的書多是儒家典籍，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杜甫身處安史之亂中，時刻不忘百姓的疾苦，雖然仕途與太白同樣坎坷，但因為戰亂的民不聊生更激發他經世濟民的強烈執著，無論達窮兼濟天下。詩作之中處處可見其憂國憂民的情懷。
他所關注的，更多的是在饑餓與困苦中生存的下層人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就是當時社會的最為生動的寫照。《與諸公登慈恩寺塔》一文，是杜甫與高適、岑參等人的同題之作。高、岑等人都以登臨遠眺所見的闊大景觀，抒發向往功業的情懷。杜甫則不同，開篇就標明“登茲翻百憂”的憂患基調，又用“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等語，寫出了朝政腐敗，大亂將興的預感。《后出塞五首》是安史之亂必將爆發的最明確的判斷。同年十一月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則是安史之亂的事實寫真。至于安史之亂后所寫的“三吏”、“三別”更是對社會黑暗官吏殘暴無能、人民災難深重的真實記錄。可以說，唐朝一代，沒有詩人能象杜甫這樣長時間、大規模地、廣泛而深刻地反映社會和描寫下層人民的苦難。更沒有一個詩人達到“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詠懷五百字》）的思想境界。
和李白一樣，杜甫也希望自己能“濟蒼生、安社稷”，從政治上取得自己的生存價值。他把“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的諸葛亮當作偶像。希望像諸葛亮一樣建功立業。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堯舜上，再使民風淳”。儒家思想一直滲透在杜甫詩的字里行間。即使飽受饑寒、貧病潦倒，也始終不改關心人民疾苦，“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儒家初衷。
從作品的思想性來看，盡管李杜二人面對客觀現實，所處的態度不盡相同，但其思想實質是一樣的。李白的詩更能表現盛唐文人意氣風發、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而杜甫的詩則更能反映國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在思想性的比較上，兩人不分軒輊。
二、風格之比較
李白的詩雄偉瑰奇，具有豪放的美。李白詩中多用意象，而且所創造的意象中多為飛翔的大鵬，奔騰的黃河、高聳的山峰、飛瀉的瀑布，這些都具有超凡的氣概，表現了李白追求自由的熱情，可以見出他飄逸不群的風格。如《望廬山瀑布》中“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中，詩人以極度夸張與比喻的神來之筆寫飛瀑之動態，氣勢何等磅礴。又如李白的《將進酒》一詩中寫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全詩以兩組排比長句開篇，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襯作用——以黃河的偉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情感悲壯，氣勢磅礴。至第五六句，筆峰頓轉至歡樂。“千金散盡還復來”只有李白才有如此的氣勢。詩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起落無常。情極悲憤而作狂放，語極豪縱而又沉著。具有震動古今的氣勢與力量。③
李白的詩想象豐富，有一種奇逸的美。李白詩中的想象異常奇特和豐富。當平常的語言不足以表達其激情時，他就用大膽的夸張，“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白發三千丈，緣愁是個長”、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此類句子在李白詩中比比皆是。當現實生活中的事物不足以形容、比喻、象征其思想愿望時，他就借助非現實的神話和種種奇麗驚人的幻想。如《蜀道難》中，詩人以雄奇的筆力，借助神話傳說，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蜀道的險峻風光。還有《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作品，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達到了隨心所欲而變化莫測，搖曳多姿的境界。充分顯示了壯大奇偉的陽剛之美。
李白的詩還有一種自然天真之美。語言往往沖口而出，不假修飾。如《贈汪倫》一詩寫道：“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簡潔明了，直抒胸臆，就是汪倫送李白，一點都不顯得矯情。高興時，他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郁悶時，他寫道：“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他毫不遮掩地表達著內心深處想要表達的東西，他豪邁奔放、神采飛揚。他不像杜甫那樣字斟句酌，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詩往往憑一念之靈感而寫成。《望天門山》是李白七絕佳作中的一首。這首詩寫出了詩人在大自然懷抱和日常生活中獲得的審美感悟，屬一揮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剎那的感覺，無窮的韻味，平易真切，極富生活情趣，有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美。
杜甫的詩歌，有著博大濃厚的內容，豐富真切的情感，完美的意境，精確的語言，富于變化的節奏。“沉郁頓挫”是他詩歌的主流風格。
清人吳瞻泰《杜詩提要》云：“沉郁者，意也，頓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壯；頓挫，音節豪宕，格律精嚴而又富有變化。感情表達波浪起伏，反復低回。他深厚闊大的感情力量，欲噴發時，他的儒家涵養及中和心態，又把悲愴抑制住了，使它變得緩慢、深沉、低回起伏。”④
“沉郁”指的是杜甫詩歌中，多帶有帶有悲慨的感情基調。他的詩歌有一種深沉的憂思，無論是寫生民疾苦，還是寫自己的窮困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闊大的。如《春望》中寫道“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詩人目睹淪陷后的長安城的簫條零落，身歷逆境，思家心切。不免感慨萬千。字里行間，大有悲郁之氣。別說那亂離之人，就連我這生在太平盛世的，看得也是心酸。
杜甫傷時憂國的情懷也是借著意象表現出來，與李白不同的是，詩中的意象大多帶有濃厚憂郁色彩，如瘦馬、病桔等。如《登高》一詩中寫道：“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詩用“風急”二字帶動全詩，詩人身登高處，耳聞峽中不斷傳來猿長嘯之聲，詩人移動視線，由高處轉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點綴著迎風飛翔、不住回旋的鳥群。在勁風悲鳴、高猿哀嘯當中不難覺察詩人凄愴哀怨之心。“哀”字關涉全聯，籠罩全篇，讀來刺目痛心，毛骨悚然。對比李白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中的猿啼，感情色彩截然不同。
杜甫的詩，蘊涵著一種厚積薄發的力量，使詩歌變得緩慢深沉，變得低回起伏。《秋興八首》便是很好的例證。第一首詩，由從菊兩開引發了對辛酸歲月的感慨，引發對于故土的思念。正沉浸于回憶中，第二首又從現實開始，進入感慨與回憶，又被山城悲聲驚醒，回到現實中來。時光流逝，已經月上中天，于是又有第三首。后面幾首則一次又一次地反復回憶往昔，感慨萬千，嘆息身世。要用一首詩把復雜的、迂曲難盡的感情表達出來不容易，組詩尚能如此，可見功力非同一般。
杜甫的性格沉靜穩重，他的詩都是千錘百煉出來的。他絕不會像李白一樣，憑一時靈感而作，務必字字推敲，句句斟酌。確定再也沒有任何一字一句能用的更好，方才罷休。正如他自己說的：“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杜詩為嘔心瀝血之作，至工至美，法度嚴謹。如《登高》一詩開篇“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十四個字，字字精當，天造地設，自然成對。不僅上下兩句對，而且還有句中自對，如上句“天”對“風”；“高”對“急”；下句“沙”對“渚”，“白”對“清”，讀來極富節奏感。后面的“無邊”對“不盡”，“蕭蕭”對“滾滾”，以“萬里”對“百年”，胡應麟《詩藪》云： “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⑤ 全詩具有獨特的意境美、音樂美、格式美。
總的來說，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的代表，而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的代表。李白詩歌豪放雄奇、自然樸實，杜甫詩歌沉郁頓挫、至工至美。他們各具特點，不分上下。
三、擅長體裁之比較
就詩歌體裁而言，李白在樂府、歌行體、七絕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李白現存詩九百多首。其中樂府詩二百多首，占了所存詩的四分之一。李白的擬古題樂府既有繼承，更有創新。如《蜀道難》中，詩人以雄奇的筆力，借助神話傳說，繪形繪聲繪色地描寫了蜀道的險峻風光，把“蜀道難“的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子夜吳歌》中詩人將主要表現男歡女愛的吳聲歌的窄小境界加以拓展，選取長安秋月下萬戶搗衣這一典型情節，表現思婦對征人的懷念及渴望和平的愿望，情調委婉而境界闊大。
歌行體是七古中最少約束、最多變化、最富容量的詩體。熱烈的情懷、壯觀的場面、動人的故事、昂揚的精神、纏綿的思緒，都適合用歌行來表現。李白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韻，因此他更喜用歌行體，造成抑揚頓挫、淋漓酣暢、氣勢飛動，鋪張揚厲的特點。他的歌行成就比樂府還要高。歌行的代表作有《夢游天姆吟留別》、《陪侍御叔華登樓歌》等。完全打破了詩歌創作上的一切固有格式，如同行云流水，其情感表達一氣呵成，意象的組合則大幅度跳躍，具有雄奇瑰偉的陽剛美，創造了變化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
李白的絕句成就甚高，尤其是七絕。其名篇如《望廬山瀑布水》、《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贈汪倫》、《早發白帝城》等，千百年來膾炙人口。如《早發白帝城》中寫道：“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全詩意在描寫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長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飛的情況。全詩鋒棱挺拔，一瀉直下，快舟快意，令人神往。又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詩，李白以絢麗斑斕的煙花春色和浩瀚無邊的長江作為背景，繪就一幅意境開闊，情絲不絕，色彩明快的送別畫。意境闊大、清新雅致、渾然天成，蘊涵無限情味。
杜甫精于音律，擅長鋪陳排比。因此律詩，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長處。從數量上來看，杜甫現存七律近150篇，遠比其他詩人要多。從題材來看，杜甫以前，律詩多酬贈、應制之作，而杜甫七律反映了更為廣闊的社會生活，時事政論、身世懷抱、風土人情、文物古跡，一概熔鑄于精嚴的格律之中，擴大了詩歌的表現力，全面開辟了律詩的境界，把這一詩體的價值提到了足與古風、絕句并立相峙的高度。從詩歌藝術特點上來看，杜詩充分發揮了律詩體式的美學特長，在用字、造句、屬對、謀篇、運筆等各個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膽的革新。
杜甫的的律詩大多對仗工整，格律精嚴。如《登高》一詩字字精當，八句自可謂對仗精工，出神入化，具有獨特的意境美、音樂美、格式美。七律《登樓》一詩是杜甫的上乘之作。詩中首聯第一句發興，第二句加以解說，“起”中即有“承”的成分；頷聯寫景暗含哲理，“承”中又有所“轉”；布局精心，屈曲盤旋。全詩前半部分寫景，由此引出腹聯對時事的議論，說理而又飽含激情。整首詩將情、景，事、理、古、今、天、人交融為一體，議論精當，敘寫自如。
杜甫在詩體上的建樹還有他的新題樂府。杜甫發揚漢樂府民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取材于現實，“即事名篇”，創作反映時事的新題樂府詩共三十多首，其名篇有《兵車行》、《哀江頭》、“三吏”、“三別”等。這此新題樂府詩，通過高度概括的場面描寫，以史詩般的大手筆展現出廣闊的社會背景，從而突破了漢樂府詩的敘事方式的局限。其次，杜甫將漢樂府敘事在空間和時間上的單一性變為多面性，充分反映出形勢的復雜變化，自由地抒寫出詩人對時事的感想和見解。杜甫的新題樂府不求在意象、聲情和韻致方面模擬古樂府，而是運用漢魏六朝樂府的神理，創造出諸多變化的表現手法，大大豐富了樂府詩的表現藝術，開啟了中唐新樂府寫作熱潮之先河。
總之，李白精于歌行與七絕，自由豪放、情感真摯、渾然天成，具有思想美；杜甫精于七律，格律精嚴、意境渾然、精工細琢，具有藝術美。兩者不分高下。
綜合上述，從作品的思想性來看，李白浪漫，杜甫現實；從作品的風格來看，李白豪放，杜甫沉郁；從善長的體裁來看，李白飄逸，杜甫精美。他們就好比中國詩歌史上兩座并峙的高峰，各領風騷。

注釋：
①、周尚義　《中國古詩流變概論》
②、周尚義　《中國古詩流變概論》
③、王志清《唐代文學教案》
④、陳柏　《杜甫詩歌“沉郁頓挫”風格之淺究》
⑤、王志清《唐代文學教案》
參考文獻
①、周尚義　《中國古詩流變概論》海南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②、王志清《唐代文學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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