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建安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淺論建安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引  言
 羅曼·羅蘭在《約翰·克里斯朵夫》中曾經借主人公之口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藝術是發揚生命的。詩歌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藝術形式，更應該關注“生死”、“發揚”生命。中國文學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個人的生命問題，曾經有很多學者研究過，他們普遍認為開始于魏晉時代，如李文初的《從人的覺醒到“文學自覺”》、《再論我國“文學的自覺時代”》、《三論我國的“文學的自覺時代”》，楊自強的《魏晉文人放達的文化背景》等。同時還有趙敏俐的《“魏晉文學自覺說”的反思》認為文學的自覺時代開始于漢代。更有認為文學的自覺時代開始于漢末的《古詩十九首》，而筆者認為中國的文學真正揚起生命意識的風帆，在人生激流的楫槳擊水中唱出慷慨激昂的生命之歌，當開始于漢末以“三曹”、“七子”為代表的建安詩人的創作。
 首先，曹操是建安時期的實權掌握者，同時他又是一個思想極開放者，可以說在他的領導下，建安詩人基本上擺脫了經學的影響；其次，建安詩人基本上目睹了漢末戰爭殺伐、政治迫害和隨戰爭而來的饑饉瘟疫，使他們感到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幾乎被異化成了不能把握自己命運、毫無尊嚴可言的政治斗爭工具及犧牲品。于是在他們的作品中常常表現出人生無常、生命不永的慨嘆，但表現更多的是希望通過建功立業來使自己的名聲傳于后世。創建流芳百世的功業，固然令人神往，而現世的人生則更為具體、更為誘人，詩人在深感“生之可貴”而“死之可期”，既然人最終難免一死，生命又不可能無限地延長，于是他們滋生了及時行樂的思想，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增加生命的密度，相對地延長生命的長度。他們還認識到自己寫下的文章既不必依靠歷史家的記載，又不必依附于政治，它本身就可以使自己的名聲傳于后世，達到不朽。于是，他們寫下了大量的精美詩篇，在形成“建安風骨”這一共同特色的同時，也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不論是建功立業、及時行樂，還是著書立說都表明了建安詩人已經擺脫了經學桎梏的影響，開始關注個人的生命價值、生存狀態等重大問題，是人類思想解放的一個轉折點，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至今仍在指引著人們向人文精神的頂峰攀登。
一 建安之前人們的生命意識
 生命意識作為一種人文精神，是人類對自身生命進行自覺的理性思索和情感體驗，是人類獨特的精神現象。我們中國是一個富有詩度的國家，詩人的生命意識必然會在詩歌中體現出來。
 《詩經》是中國古典詩歌的源頭活水，他的主要內容涉及周民族的史詩、贊頌、婚戀、農事等等，對“生存或毀滅”這個哈姆雷特所認為“必答之問題”，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隨著社會的進步，文學的發展，詩人的生命意識也有所覺醒。例如現存第一篇宏偉壯麗的抒情長詩《離騷》中的句子：
 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于。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及年歲只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乎觀上下。
這些關于年歲的反復詠嘆，正是詩人生命意識覺醒的表現。
 到了秦朝，君臣的集權意識畸形膨脹，對學術的百家爭鳴、士階層的文化創造精神特別的忌刻和敏感，實行文化專制政策。秦不只焚書，又進而坑儒，在中國歷史上，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故《文心雕龍·詮釋》云：“秦世不文”。
 從漢初到景帝末武帝初的大約七十年間占優勢地位的思想是黃老學術——以道法為主，又融會了儒、墨、名、陰陽諸家。這一思想兼容并包的傾向，決定了西漢前期儒家思想并未遭到排斥，而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后漸漸地恢復和發展。從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以后，作為解釋、闡釋和研究儒家經典為主要內容的經學成為壓倒一切的官學，維護封建統治，以宗法群體意識和等級觀念為核心的禮法名教被推崇到至尊至顯的地位。高爾基說：“文學從來不是司湯達或列甫·托爾斯泰個人的事業。他永遠是時代、國家、階級的事業�！盵① 高爾基．論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34．]正是由于經學當時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學家幾乎不可避免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經學思想的影響。無論是由楚辭演變而來的漢大賦，還是詩歌，都不會成為一種孤立的現象，必然要打上時代和階級的烙印。受儒學強調群體意識而淡化個體意識的影響，漢大賦成了兩漢統治階級借以潤色宏業、裝點升平、并用作娛樂享受的貴族文學，根本看不到時代精神，更看不到廣大人民的思想感情，看到的只是漢帝國表面的堂皇富麗和統治者奢靡豪華的風尚。曾在先秦社會的政治、文化、外交領域中起過重要作用的《詩三百》在漢武帝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列為“五經”之一，稱為《詩經》，它成了訓誡人心的教科書和經師慘淡經營的“專利”，對漢儒來講，《詩三百》只剩下了兩個作用：一是作訓釋考證，依據孔子的“詩教”說進行繁瑣注釋，不敢越雷池半步；二是對《詩三百》中的廟堂文學進步拙劣的摹仿。儒家思想沉重地壓抑了文人的個性，束縛了文人思想的發展。
 哪里有壓迫，哪里便有反抗。到了東漢后期，政治極為昏暗，外戚與宦官輪番執政。曾被劉勰譽為“五言之冠冕”的《古詩十九首》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其作者在想活下去而又深感動蕩的歲月隨時奪去人的生命之時，覺得人生無常、生命短暫“歲暮一何速”（《東城高且長》）、“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生年不滿百》）、“歲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等。他們毫不隱諱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長苦辛”（《今日良宴會》）；也不隱諱自己的享樂意識：“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 （《東城高且長》）、“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驅車上東門》），由此可見，思想受壓抑幾百年的文人，已經開始擺脫經學的影響，進而關注自身命運。
二 建安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中國文學真正揚起生命意識的風帆，在人生激流的楫槳擊水中唱出慷慨激昂的生命之歌，當開始于漢末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干、阮瑀、應瑒）為代表的建安詩人的創作。（建安，東漢獻帝劉協的年號，始于公元196年，終于公元220年。但一般認為建安文學之“建安”時期，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可移至曹植逝世地232年。）為什么一直不被文學關注的生死問題，卻受到了建安詩人重視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殺奪無常的動蕩現實帶來了文人生命意識的覺醒。宗白華先生曾說過：“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苦痛的時代�！惫�元184年爆發的聲勢浩大的黃巾農民起義，徹底動搖了東漢王朝的統治根基。自黃巾起義以后，中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紛亂動蕩之中，兵連禍結，到處都是野蠻成性的征討者的鐵蹄，到處有冷酷無情的劊子手的屠刀，古老的神州大地“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屠宰場，在戰爭殺伐，政治迫害和隨戰爭而來的饑饉、瘟疫的煎熬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幾乎被異化成了不能把握自己命運、毫無尊嚴可言的政治斗爭工具及犧牲品。
 面對社會的陷惡、生命的脆弱、社會對生命的肆意蹂躪摧殘等，建安詩人開始認真“查問和審視人的生存狀態”，并以其滾燙的軀體擁抱冰冷的現實，為尋求人生的價值和幸福而不停地拷問他們生存的時代，于是便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有關死亡和命運的憂思，并凝成胸中難以抑制的生命情結。正是為了表達對生命的痛惜、對踐踏生命的譴責、對生命危機的憂懼、對享受生命自由和樂趣的欣喜等，建安詩人在中國文學史上唱出了震撼千古的生命之歌。對流淌在建安詩歌中的深邃的生命意識，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一）建功立業
 建安時期，從“董卓之亂”到軍閥間的混戰，更加上瘟疫、洪水等自然災害頻繁不斷，中原大地遭受了一場空前的劫難，大批生命慘遭毀滅：不論是曾經繁華的都市，還是昔日人口稠密的平原，到處都是“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曹操《蒿里行》）、“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保ㄍ豸印镀甙г姟の骶﹣y無象》）、“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柱�！保�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保ú苤病端蛻�氏》其一）的悲慘局面。在這么一個肆意揮霍、踐踏生命的時代中，不要說是那些下層的百姓，即便是所謂的名士也不例外。建安詩人們在經受苦難與折磨特別是面臨死神的威脅時，省悟到人在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而可悲，倍感生命的短暫與可貴，以超乎尋常的敏感和迫切去探求死與生的奧秘，正因為如此，感慨時光的飄忽不返，嘆惋生命的短促無常自然也就成了建安時期詩歌創作突出的主題，無論是意得志滿之徒，還是命運蹇促之輩其詩歌創作莫不如此：“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保�孔融《雜詩》）、“人居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保ㄐ旄伞妒宜肌罚�、“�？钟吾纷�，不復見故人�！保▌�楨《增五官中郎將》）、“天地無終極，人生若朝露。”（曹植《送應氏》）、“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保ㄍ豸印稄能娫姟罚�。
 正是這種對光陰如逝、人生如寄的清醒認識使他們體會著個體生命的種種困惑和由此而來的永遠無法消釋的痛苦。“正如人的偉大只有在困苦中才顯露出來一樣，只有與命運的觀念相結合才會產生悲劇。他被一種不可理解也無法抗拒的力量莫名其妙地推向毀滅。另一方面，我們在人對命運的斗爭中有體驗到蓬勃的生命力，感到人的偉大和崇高�！盵①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208．]在那不可抗拒的命運面前，徒然的悲哀只能使人感到痛苦和絕望，最后毀滅掉自己，但建安詩人并沒有向死神地下自己高貴的頭顱，而是受儒學進取和功名意識的影響，在他們心中升騰起一種渴望“功存于竹帛，名光于后嗣�！钡挠⑿酆狼椤Ｋ麄冞x擇了一種獨特的、積極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生命的完美期望和執著的愛戀。這種方式就是積極探尋生命意義，希圖在有限的時光里建立無限的功業，從而被后人永遠歌頌、紀念，以實現對物質生命死亡的超越，獲得精神生命的永恒。
 雄才大略的曹操，是建安時期的實權掌握者，一直以統一天下為己任，有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功業意識，雖然面對飛逝的時光也深深慨嘆“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保ā抖谈栊小罚�，但其詩歌體現更多的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保ā洱旊m壽》）的老當益壯的慷慨情懷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保ā抖谈栊小罚┑慕y一國家的雄心壯志。
 “生乎亂，長乎軍”的貴公子曹植如何呢？試看其前期代表作《白馬篇》：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少小去鄉邑，揚名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枯矢和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詩中那武藝高強、勇猛機智、忠貞愛國、視死如歸、富有理想色彩的“游俠兒”，就是作者對素以國事為念、經常想立功邊塞的抱負的形象體現，也是詩人理想的寄托和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的直接抒發�！按嗽⒁庥谟牟⒂蝹b，實自況也�！�…篇中所示捐軀赴難，視死如歸，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盵① 朱乾．樂府正義[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96．]“言人當立功報國，不可念私也�！盵② 沈德潛．古詩源[M]．北京：中華書局，1980．125．]他歌頌揚聲邊塞、為國捐軀的游俠兒，不正表達了他對壯烈事業和英雄生活的向往嗎？為了赴國難，他也可以豪爽地獻身，一往無前地死于沙場。詩中“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這樣的語言，充滿著英雄氣概的豪邁樂觀的精神，像是出征戰士的誓言。這種“馬上取功名”的昂揚情懷，體現了他開朗的胸襟、蓬勃向上的精神和不畏犧牲、要建功立業的志向和勇氣。
 我們知道，從曹丕即位的時候，曹植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身輕于鴻毛，謗重于泰山�！盵③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38．]，成為“圈牢之養物�！盵④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70．]�！懊克墓澲畷�，塊然獨處，左右惟仆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⑤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437．]物質生活亦相當困苦，他雖為王室一員，卻過著“連遇瘠土，衣食不繼”[⑥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92．]的艱辛生活。在如此境況下他“常汲汲無歡”，但難能可貴的是：即使實在憂患之中他也不放棄人生追求，在立功報國和實現統一的理想不斷遭受挫折時，也不逃避現實和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對于勛業、榮名的追求是執著的。[⑦ 余觀英．三曹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前言． ]就是在那樣的困苦處境下，他也不忘求自試，求通親戚，以期有用于當世。面對“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⑧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68．]的形勢，他“寢不安食，食不遑味”，時時“伏二方未克為念”[⑨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69．]，聲言他要“憂國忘家捐軀赴難”，要“乘危蹈險，騁舟奮麗，突刃觸鋒，為士卒先”，以致“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⑩ 趙幼文．曹植集較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369．]。他的《擇躬》一詩也明確表白“愿蒙矢石，建旗東岳”，“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其用武力消滅敵人，要求建功立業的初衷意愿絲毫未變。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境遇下，他決勝與疆場、效力于軍中的愿望是一生貫注的，這樣的信念什么時候他都沒有動搖過。
 同樣希望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也出現在其他建安詩人的詩歌中，如：“男兒居世，各當努力。戚迫日暮，殊不久留。”（曹丕《艷歌何嘗行》）、“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保ㄍ豸印稄能娫姟罚�、“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陳琳《詩》）、“何時當來儀，將須圣明君�！保▌�楨《贈從弟》其三）。
 有著慷慨悲壯的情感和積極進取精神的建安詩人想要以建立不世之功來使有限的生命變為無限，其詩歌唱出了詩人們內心深處對生命的獨特理解和感覺。
（二）及時行樂
 創建流芳百世的功業，固然令人神往，而現世的人生更為具體、更為誘人。建安詩人由于深感人生的短暫，死亡的不可避免，“生之可貴”而“死之可期”，既然人最終難免一死，生命又不可能無限延長，那么，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地享受人生，實際上也就等同于相對地延長了生命。于是，由對死亡的恐懼滋生了對生命的無限珍視，由此他們滋生出了追求享樂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公宴詩和游仙詩中。
 我們先看曹丕的《于譙作詩》：“清夜延貴客，明燭發亮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寫開宴飲酒的盛況：在一個安靜的晚上，蠟燭高高地點著，發出亮光，客人們都到了，坐在酒席旁，手拿著盛好美酒的玉觴，桌子上的菜肴和飲食十分豐富可口，真是一片歡樂的景象。“弦歌奏新曲，游響拂丹梁。馀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睂憳穾煹陌樽嗯c歌唱，激越的歌聲彌漫全屋子，襯托出一片歡樂的景象�！矮I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睂懺谝魳返陌樽嘀校�歌女們一邊唱著，一邊翩翩起舞。這是一片何等靜穆而又歡樂的景象。類似的歡樂作品還很多，如“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王粲《詩·列車息眾駕》）、“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劉楨《公燕詩》）。
 他們在宴會上與朋友互相贈詩，將寫詩作文和人的生命活動聯系起來，把寫詩作文看成是人生的享受。同時他們身上還有多種藝術修養，曹操不僅喜愛文學，而且對音樂也有濃厚的興趣，精通許多樂器。他還擅長書法、圍棋。曹丕“才藝兼該”，愛騎馬射箭，舞的一手好劍，并“善彈簧、能用手巾角”。（《文帝紀》注引《博物志》）曹植對多種藝術都是精通嫻熟的，書法、繪畫、樂曲、舞蹈、擊劍等等，可以說是“世間術藝，無不畢善”。（《法苑珠林》）王粲也擅長繪畫、精通音樂，曹植對他的各方面的修養評價極高，“何道不治，何藝不閑。棋局逞巧，博弈惟賢。”阮瑀在音樂方面的造詣也很深�！段氖總鳌份d他“善解音，能鼓琴”，“撫弦而歌”，“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痹谘鐣�上他們將個人的才能盡情地發揮，與朋友共享。這樣才能使建安詩人們懷有一腔不能自已的悲情獲得釋放，從而產生出一種輕松超脫的快感。從動力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一切不受阻礙的活動都導致快樂，而一切受到阻礙的活動都導致痛苦。憂郁本身是欲望受到阻礙或挫折的結果，所以一般都伴之以痛苦的情調。但沉湎于憂郁本身，又是一種心理活動，他使郁積的能量得以暢然一瀉，所以反過來又產生一種快樂。
 英雄也好，貧民也罷；皇帝大臣，賤民賊子，統統都將化為土灰，真正屬于自己的只有極其短暫有限的人生。然而現實給人們的路并不是平坦的。即使是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曹操，無論其才能如何出眾，但他個人的事業總免不了碰釘子。之所以他寫出了《秋胡行》二首，《氣出唱》三首，以及《精列》、《陌上�！返扔蜗稍姡�是因為其在進行全國同意的事業中遭到了挫折，感到阻力很大，有些失意情緒的時候，卻又雄心勃勃決不屈服于各種勢力的阻撓，更不愿局限與黃河流域一帶的狹窄范圍，而且他又有南征北戰、足跡遍及全中國的生活經歷，以致在精神上擴張膨脹�；孟胍�超越人間，遨游于五岳之上，游戲于神仙之間，假游仙以寄托，托真人以為鄰，寄歡愁于幻象，寓情意于煙云。
 曹植的游仙詩句有“遠游臨四海，俯仰觀洪波�！�…昆侖本吾宅，中州非吾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保ā哆h游篇》）、“萬里不足步，輕步凌太虛。飛騰逾景云，高風吹我軀。”（《仙人篇》）、“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欞，群后集西廂�！保ā段逵纹�》）、“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保ā哆h游篇》）等，這些游仙詩基本是其后期作品，“在現實生活中不能自拔者，可以在藝術中用幻想的方式自拔之，可以尋求飄渺虛無的幻境，來做解脫煩悶的寄托。”[① 沈達材．建安文學概論[M]．北京：樸社，1932．145．]我們知道曹植的后期生活是不自由的，當他無力抵抗迫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從而產生深刻的政治苦悶和人生煩惱的條件下，必然會發出對死后幸福的憧憬，更加上詩人的浪漫氣質就使他要找到一塊屬于自己的棲息精神的家園，而這塊美妙的地方在現實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于是便把注意力轉向虛無縹緲的神仙的自由境界，在虛幻的仙境里率性隨意地隨我所想，為我所為，來發泄自己的牢騷和幽憤，尋求精神的寄托。如恩格斯所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保ā斗炊帕终摗罚┰娙私柚鷮ο删车南蛲�，聊以慰籍孤獨郁悶的心靈，從而獲得快樂。
 對于游宴、游仙這種心態和情緒，后人多嗤之以鼻，其實這種心態和情緒在《列子》一書中已經說的很明白（據現代學者考證，《列子》當成于晉時），《列子·楊朱》：“楊朱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忘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忘介焉之慮者，亦忘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者！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后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又說：“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又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儀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憂名聲之丑，姓名之危也。且若一治國之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在這種“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的人生觀的指導下，建安詩人的這種人生態度就很容易理解了。也確實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表面看來很無知、很愚昧，很腐敗、很墮落，其實恰恰相反，它深刻地表現了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人生、生活的極力追求，以及人們在剛剛擺脫經學桎梏時的那種新鮮的心靈感受，是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思索和重新發現。
（三）著書立說
 這里所說的“著書立說”指的就是古代人所講的“立言”�！蹲髠鳌は骞�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睆拇�，追求不朽便成了士子的自覺目標，成為一種人生觀。而立德既為“太上”，只有圣人才能辦到，一般的士子沒有這樣的能力；立功是鞏固權勢的階梯，是通向富貴的一條道路，人人企慕，但機遇難得，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只有立言一項，它作為一種獨立的事業，本身就具有不朽的價值。也就是說，一個作家，只要投身于文學創作，不必靠歷史家的記載，也不必依附于政治，他的作品本身就可以使他名傳于后世。正如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身名自傳于后。
這種不朽要比肉體上的長壽和一時的榮樂都更有價值，也更為可靠，因此最為一般士子所熱衷。
 這種觀點在曹植的《薤露行》中得到了體現：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或若風吹塵。愿得展功勤，輸力于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于士人�？资蟿h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這首詩前面表現了詩人渴求建功立業的愿望，后半部分作者將筆鋒一轉，陳述了自己將從事創作，以求獲得不朽的名聲。最后，曹植愿以孔子為榜樣，發誓著書立說，達到不朽。
 “立言”并不一定要和孔子、老子、韓非子等人一樣成一家之說，曹丕認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官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配，其次莫如著篇籍�！彼�把“篇籍”（即著文章）代替了以往比較寬泛的“立言”，詩賦創作成了立言的基本內容。
 由于追求“立言”的“不朽”，追求把“立言”同個體精神的延伸聯系起來，建安作家在著書立說，從事詩歌創作時不僅要考慮是否符合當時的需要，還要考慮未來人們是否認同，希望能同子孫后代對上話，所謂“述往事，思來者”者即是。有了這么一種希望作品傳世的理念，作家對“著書立說”就會采取十分嚴肅、認真、負責的態度。言不空發，文不茍作，苦練內功，厚集薄發，精心結撰，慘淡經營，千錘百煉，精益求精，刻意創新，成一家之言，建萬世之功，成了建安時期許多作家的共同態度。在他們身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建安詩人的作品形成了文風清俊，慷慨悲壯，氣盛詞壯的特征，被后人稱為“建安風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敘及建安文學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第二，他們的作品又有各自的特色。例如：曹操的詩歌全部是樂府詩，從詩題看，大部分襲用漢代樂府詩題，但他創作樂府歌辭并不沿用漢代舊法，內容與古辭一點也沒關系，只是用舊題描寫現實和抒發情懷，這在文學史上是第一次出現；“妙善辭賦”的曹丕，創作了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詩《燕歌行》；“下筆琳瑯”的曹植，第一個奠定了文人五言詩的基礎；劉楨為人，頗有氣骨，人格如此，文風也一樣；應瑒之詩多流離漂泊之感；徐干質性淡泊，《室思》、《情詩》、《雜詩》等情極深致，含蓄有余味。
 第三，他們注意詩歌的語言美，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明確地規定了“詩賦欲麗”，追求辭藻華麗，給人以美感。如“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王粲）；“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徐干），“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保ú苤玻┑取�
 第四，他們創作的詩歌之多，是前面任何一個時期都無法與之相比的。
三 建安詩歌及其生命意識的影響與意義
 建安文學雖然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但它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空前的，它造就了大批最為優秀的詩人，開創了文學創作的新時代，產生了大量影響深遠、藝術成就極高的文學作品，使中國詩歌這一最具抒情優勢的文學形式由民間正式走入文人的世界，打破了兩漢四百年間文人詩壇的沉寂局面，使詩歌的創作又不自覺、半自覺進入完全的自覺時代，基本上完成了中國詩體艱難地跋涉的歷程，使之成為一種最具創作優勢的文學體裁，綻開于古典文學的百花園中。可以說，建安文學的極繁榮局面，打開了中國成為“詩的國度”的大門，從這以后的中國古典詩歌如雨后春筍，蒸蒸日上，蓬勃生長，蔚為壯觀。
 作為劃時代意義的文學現象，建安文學對后代文學創作的借鑒意義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安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建安詩歌直接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促使了建安時代的文學，特別是文人詩歌的繁榮景象，而且把我國古代文人的現實主義創作，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這個傳統又被杜甫“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創新所取代，“三吏”、“三別”等現實主義作品使中國古典詩歌發展到高潮。到了白居易又在理論上予以繼承、發揚光大，“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的指導思想，奠定了白居易在詩歌理論與實踐方面成功的基礎。其次，“志深筆常，慷慨悲涼”的藝術風格成為后世文學創作的旗幟。唐初陳子昂直接以“漢魏風骨”作為文學風格追求的目標，他認為“骨氣端翔、光英朗練”的作品才可以與建安風骨相媲美。李白在追求清真自然，反對刻意雕琢的文風時，也是標舉建安文學。至于西晉左思在有感于壯志難酬、社會黑暗之后創作中形成的“左骨風力”則可以視為建安風骨的最直接體現者。第三，建安文學在詞采與形式方面，曹丕“詩賦欲麗”（《典論·論文》）的理論總結與曹植“詞采華茂”的創作實踐，成為六朝文學遣詞新奇、造句精審、對偶工整、雕琢細膩詩風的源泉。甚至南朝浮艷文風中也不無建安文學的影子。六朝文學中五言詩的繼續發展也建立在建安文學文人五言詩的基礎上。《燕歌行》作為首篇成熟的七言詩則直接影響到鮑照的七言歌行體創作，更為唐代七言詩打下了基礎。
 建安詩歌能在光輝燦爛的中國詩歌史是獨樹一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蘊藏在建安詩歌中的普遍的生命意識。建安詩歌使文學成為“人學”，一改兩漢“詩教說”的看法，使文學成為表達人的主觀感情，表現人的主體意識的文學樣式。作家們把注意力放在了個人與社會之間，以主人翁的姿態來觀察社會，認識自我。表現在作品中，就是詩歌反映自我的人格、個性、愿望及價值，也就是在詩歌中表現個人對社會、對人生的態度與感情。雖然建安詩人還不曾意識到生命高于一切，也沒有寫出類似“生命是各種財富最高之物”這樣富于哲理的名句，但他們詩歌中表現出的對生命本體、生命價值、生存狀態等重大問題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不懈的探求精神。明知人生有限，偏要在此有限生命中創造無限的生命價值，即體認到身后萬物皆空的虛幻，卻又頑強地利用奮斗與進取填補這虛幻。這種感情，這種精神，在沉郁中透出堅忍與超拔，激昂奮斗里又彌漫著蒼涼，具有撼人心魄的崇高力量，猶如長空中的一道閃電，點亮了漫長黑暗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夜空，成為了漢末魏晉之際“人的覺醒”的重要標志之一，千百年之后還在導引和鼓舞著人們朝著人類精神的峰頂繼續攀登。
 結   語
 在建安這個混亂的年代，詩歌創作卻獲得了大的豐收。在建安詩歌中表現出的是希望建功立業的積極進取精神；明知生命有限，卻偏要通過及時行樂的方式來增加生命密度，相對地延長生命；發憤著書以求不朽等。這些都說明了建安詩人已經擺脫了經學桎梏的影響，開始對自身生命進行自覺的理性思索和情感體驗，他們不僅標志著人類作為萬物之靈長的主體品格，而且眷戀與個體生命獨特的存在和完滿，更善于發掘個體生命渾融于人類群體中的價值和意義，是人類精神的一大進步，至今仍是人們走向人文精神頂峰的一個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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