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理與儒學并蓄問題

試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理與儒學并蓄問題
 摘要：   本文試圖從王維的山水詩創作中的閃爍著玄妙的禪理和中庸的儒學并蓄這個層面進行分析，分別以較為詳實的文史論證王維山水詩中空靈的禪趣與憤世的儒學特點，并對其形成的客觀與主觀的歷史原因作一番探究，以此解讀王維的思想世界。

關鍵詞：  王維    山水詩    禪趣     儒學     空靈      憤世
 
 
 唐代著名的山水詩人王維，長期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他借山光水色以自娛，寫下了許多閃爍著禪理又富有詩情畫意的山水詩。他的作品在盛唐獨樹一幟，影響深廣，宋代文豪蘇軾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在王維生前，人們就認為他是“當代詩匠，又精禪上理。”〔1  〕死后更得到“詩佛”的稱號。的確王維是一位諳熟禪理的儒者，不僅如此，他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這系于家庭佛教信仰的影響，王維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曾拜高僧大照普寂為師，持戒修行三十余年。在母親的熏陶下，王維與其弟王縉"俱奉佛，居常疏食，不茹葷血"。王維 二十多歲就受教于名僧，三十歲左右喪妻。據《舊唐書·王維傳》說他"妻亡不再娶，卅余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可見佛教對他影響至深。王維交往的僧人居士很多，僅在他詩文中記有姓名的就近二十人。從他的詩文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佛學造詣很深。王維早年也曾積極從政，但政治上不得意，他便長持齋戒，日日禪誦，過著隱居生洗，并走向大自然，演繹了許多絕世精品。正因為他篤志信佛，所以他的詩歌創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響。他的許多山水詩蘊涵著玄妙的禪理和中庸儒學，本文試就王維山水詩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這一特點作一番論述。
 王維的詩歌，尤其是他的田園山水詩，的確寫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譽。在這些作品中，有許多詩也的確含有“禪理”使人頓悟良深。 禪宗所講的“頓悟”，是指個體的直接體驗，不是靠理性思維或因定傳授模式所能達到的。禪宗主張求佛不應向外覓求，而是對自身佛性的體驗與發現，實際是一種獨一無二的個性化體驗。以禪喻詩正是借禪悟的個體化特征來喻詩歌的個性化創造特征，以打破舊的詩學范式。詩的審美體驗與禪宗的宗教體驗有相通之處，一是隨機性，二是超語言性。〔2〕一直以來禪宗以“無念為宗”，追求一種心空的境界。心空，則無欲、無執、不生、秒滅、大休、大息，達到永恒的涅般。禪宗的思想滲透在王維的許多詩里。他所寫的山水詩多持澄心觀照的審美態度，表現空寂閑靜的境界。這種“禪”的體現形式是怎樣一種情況呢？人們已有許多分析，但我認為總其大端，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純粹的佛理教義的說教詩。換一句話說，就是將詩當作宣揚佛教教義的載體或工具。這種純粹的宣揚佛經教義的詩文是由當時佛教在東土的盛行風氣滲透影響。據《舊唐書 王維傳》說“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這說的是王維兄弟信佛，吃素不吃葷的史實，王維信佛的虔誠可見端倪。唐代正是佛教十分繁榮的時期，士大夫學佛佞佛風氣極盛，加之王維受虔誠佛教徒母親的影響，中年時便成為一個篤誠的學佛者。從他所留下來的詩文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研究頗深，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有一些純粹是宣揚佛教教義的，正如李夢陽所指出的“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空同子》）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詩歌就是禪理的說教詩。
   如《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 為主，趣空寧舍賓？洗心詎懸解，悟道正迷津。因愛果生病，以貪 始覺貧。聲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  這本是一首慰病之作，作者卻在演繹禪理，現身說法，用禪宗的思想來解釋人生疾患。詩人認為，人之所以眷念人生，就是因為有世俗之念，只有去掉世俗之念，才不會迷失道路。“五陰”、“六塵”、“十八界”等佛教概念在詩中大量出現。至于該詩的第二首更是提出了一種佛教禪宗的人生哲學。其中“浮空徒漫漫，泛有空悠悠。無乘及乘者，所謂智人舟”的句子，則全是宣揚佛教“非空非有方能成就佛道”的思想。“禪宗”六祖慧能有所謂的“無相、無著、無住”的“無為無礙”的思想，王維也認為萬法都在自心，人就不應該執著于外境。
  又如《登辨覺寺》：竹徑從初地，蓮峰出化城。窗中三楚盡，林上九江平。軟草承跌坐，長松響梵聲。空居法云外，觀世得無生。
 方回《瀛奎律髓》認為：這首詩的第三、四句極佳。“遠近數千里，一望了然。佳處全在‘窗中’‘林外’四字。” 但是除此之外句句與佛有關。“初地”
“化城”即佛教所說的極樂世界。“跌坐”是禪坐的方式。“梵聲”即天竺語誦經聲。“法云”，即佛法無邊，像天空中的云，可以函蓋廣宇。“無生”，即禪宗所謂無生無滅。可見全詩包含了這樣的佛里說教：在塵世擾攘之中，只有靜心跌坐誦經，才可以達到無生無滅、立即成佛的頓悟境界。〔3〕
 我們再看《秋夜獨坐》: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發終 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詩題曰：“秋夜獨坐”，就使人不自而然地想起佛僧靜夜坐禪，而全詩也確是寫禪悟的過程，尤其是后半篇，純屬佛理的說教，枯燥乏味。這樣說禪的詩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如“眼界念無染，心空安可速？”（《青龍寺曇壁上人兄院集》）“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胡居士臥病遺米因贈》）至于那些有關佛教的文章，直接宣揚“色空”、“諸法皆空”的佛教教義的文字，則比詩更多了一些。
 這樣一些佛理說教詩，其客觀社會意義大受損害，在思想內容上并不可取，因而價值不大。嚴格說來只是佛教信徒的偈頌。但從王維的整個詩歌創作過程來看，這只占有極少數。
 第二類是詩人持澄心觀照的審美態度，以禪趣入詩，構建空靈閑靜的境界。  在王維的田園山水詩中，有許多的確寓含了一種禪意，但這種禪意的表現不是第一類的純粹的談禪說教，而是以細膩的筆法寫出了一個蘊含禪理趣味的優美的意境。王維的禪學修養已經潛移默化于他對自然美的感受之中，達到忘我無我的境界。明代胡應麟說：“太白五言絕句，自是天仙口語，右丞卻入禪宗。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深澗中’。‘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不謂聲律之中，有些妙詮。”〔4  〕《鳥鳴澗》一詩刻劃了一個極其幽靜的境界：客觀世界是夜靜山空，主觀世界是清閑無為，桂花悄然飄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進而“月出驚山鳥”，更微妙地點綴出夜中山谷的萬籟無聲，反襯出廣大夜空的無比沉寂。又如人們耳熟能詳的《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山中靜寂無人，只能偶爾聽到一陣人語的聲響，相反相成，更增加了山中的寂靜，一縷夕陽返光透過深林密枝，照射在青苔上，更襯托出環境的優美。詩人寫出了人心的“靜”境，似乎寓托了這個“人”的佛教寂滅思想的信仰。王維就是追求這又空又寂的境界，沉浸在這樣靜謐的氛圍中，長久體味著獨處于寧靜的趣味。這正是禪宗所提倡的。王維對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種兼收并蓄的態度，但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禪宗。他母親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這對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沒有影響。四十歲左右時，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會，接受了神會的南宗心要。禪宗是中國人自己的哲學，是一種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強調“對境無心”、“無住為本”。也就是對一切境遇不生憂喜悲樂之情，不塵不染，心念不起。王維以禪宗的態度來對待人世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種恬靜的心境，進而把這種心境融入自己的詩中，使詩歌顯耀出禪光佛影，如果拿《維摩經·佛國品》中“若菩薩欲得凈土，當凈其心。隨其心凈，則佛土凈”一段話來詮釋《鹿巖》，還是比較恰當的。       
 在王維的山水詩中，象這樣有禪趣的詩歌是很多的。他的山水詩，都寫得很靜寂，實即寫出了“空”、“寂”、“閑”的禪趣。
 王維這位大儒正是在大唐這一封建帝國的客觀環境下，與其他士大夫一樣，都接受相同的傳統教育方式與內容，這使他具有較高的儒學和道德修養。正因此，他生平行止和詩歌創作帶有明顯的儒學家疾世憤俗痕跡。縱觀王維的山水詩，帶有佛教的禪趣，詩人特別愛描寫那清寂空靈的山水田園，刻劃恬靜安寧的心境，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聯系。但如果以一個純粹的佛教徒來看待王維，認為那些入佛的詩歌全為純粹的禪趣，是十分錯誤的。我們先看他的《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這也是《輞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詩人安于清冷的孤獨，全詩給人以“清幽絕俗”感覺，這正和禪宗的“識心見性、自成佛道，無念為宗”〔5〕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細推敲、  深究則發現并不完全是這樣的。對此，張志岳先生有較精辟的見解：
   “當我們就本詩的景色、動態及其結合后構成的意境來尋繹、體 味時，很容易想起阮籍的《詠懷詩》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 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阮詩以清冷的自然景色為襯托來抒寫對孤獨的傷感和憤慨，可以說和《竹里館》的表現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連‘獨坐’、‘彈琴’、‘明月’等詞匯的運用，都如出一轍。……阮籍又善嘯，而這恰好又和《竹里館》的‘長嘯’聯系起來了，一首二十個字的短詩，有這么多的類似之 處，決非偶然。那么，聯系阮籍的《詠懷》詩第一首來尋繹《竹里 館》中的傷感和激憤，其為不滿現實政治而發，可以說是非常明確 的了。”[6]
   這種分析是很有見地的。詩中固然可以尋到一種禪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還是抒發自己不滿現實的激憤之情。如果說對這首詩如此分析有臆測之嫌，那么《歸輞川作》的“惆悵掩柴扉”、《歸嵩山作》的“歸來且閉關”、《春中田園作》的“惆悵思遠客”、《渭川田家》的“悵然吟《式微》”等句子則明顯可見他的憤懣和不能忘懷于世事。
  再如他的《輞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巖》，就詩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現出來的景，本來是一種日暮黃昏的落日殘照，如果說前二句有詩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樂，那么寫到這里應該是樂極生悲了——夕陽西下、人生如夢！就佛教教義而言，人生如水月鏡花，毫無留戀之處，只有證得佛界、登涅  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詩人不僅毫無窮途末路、人生如夢的傷感，也無對涅  佛地的企望，反而寫出了夕陽照耀下青苔呈現出一派無垠的生機。
  據可靠資料證明，王維正式接受佛教大約在開元十五年左右，而開始師事道光約在開元十七年，但是，寫于這以前的山水詩作，無論從描寫的景物和刻劃的意境，還是詩人的心境和表現的技巧，都與后來的《輞川集》相差無幾。如《終南山》一詩寫山上的茫茫云海，“白云回望合，青靄入看無”。勾勒了一個迷迷蒙蒙、不可捉摸的意境。如果用禪理來詮釋，云虛無飄渺，捉摸不定，最是通禪理，與佛教的“非有非非有”、“空有空無”完全能掛上鉤。在王維的整個山水詩作中，不僅是寫“空”、“靜”多，而且寫“云”、“靄”也多，但沒有“人生如夢”的喟嘆，也沒有“物是人非”的頹廢，更沒有“因果業報”的絲毫表露。這樣一種統一的表現格局，又怎么能簡單地作出純粹是受了佛教影響的解釋呢？
  表現在王維身上的思想復雜性還不僅可從詩歌創作中看出來，我們還可以從他的生活態度中考察得到。對于王維儒學思想的復雜性，人們早有所認識，而對于他的奉佛思想與詩歌創作中的一致性，陳允吉先生作了較深的研究，提出了許多科學的見解。但是他把王維的信佛思想與詩歌創作中表現出來的矛盾僅僅歸結為形象對于理念的反作用。他說：“佛教哲學無論說得怎么動聽，歸根結蒂是歸于寂滅，它是一種厭世的思想，而詩歌中的那些藝術佳篇，應當說無一不是表現人類對美的創造和向往，這種藝術理想從根本上說是與佛教哲學相對立的。……它們之間的滲透，恐怕不僅僅是理念對形象的注入，有時還有形象對理念的逆反。”這種說法是欠妥當的。固然，在文學創作的復雜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形象反作用于理念的情況，但據此判定這就是王維的山水田園詩能達到極高境界的根本原則，是不能讓人信服的。 
 那么王維山水詩創作上的這種禪理與儒學并蓄的傾向是怎樣產生的？
 首先，我們必須對他的信奉佛教作更深一層的了解。前面已經說過，王維信佞佛教與當時佞佛風氣和家庭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系， 王維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國佛教變革的重要時期，經過迅烈的宗尊之爭，南宗禪，亦即中國化的佛教始以正統煥發于世。頗有意趣的是王維與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過從甚密的交往，中國禪學史上，前期禪宗承續，當以慧可為源〔7〕，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為楞伽禪；道信、弘忍一系，為起信禪；慧能自是一系，稱般若禪。王維在遇神會禪師之前，所接受的影響，也還是前期禪宗的思想風范。這期間的詩歌創作，多是佛道禪理的平行傳達，如“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逕，秋猿學四禪”（《游悟真寺》），“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贈施舍》），“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燃）”（《盧員外看飯僧并題》），“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期游方丈》），等等，從中可以看到佛禪術語多，用典亦多，考其詩句中的“四禪”、“次第禪”、“頭陀行”等則均屬前期禪宗的典型術語。
  著名的《過香積寺》：“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雪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此詩寫得超逸渾成，“一氣盤旋，滅盡針線之跡”（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但從結末兩句來看，仍屬前期禪宗的思想，“毒龍”妄心，尚需用“安禪”漸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維進士入第任大樂丞未久即因“舞獅”案坐累，謫貶濟州（開元九年），直到開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間十幾年的事跡于史無征，且大部分詩作殊難編年，只是通過詩作提供的內容，參照佛禪發展的運行軌跡，約可辨析產生的大體年代。再如，王維妻亡后，“篤志奉佛，蔬食素衣，喪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見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從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時在開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場，可知王維這時信奉蹈歷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論”，據呂成先生研究，該系因“誤解名義”、“妄刪文句”、“傳抄錯簡”等問題，“學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脫，不亦難且殆乎？”〔8〕王維喪偶后“篤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屬“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見他晚年遇到南宗禪的實際建立者神會時表現出來的興奮、喜悅，因果關系頗為深刻。
 然而，更重要的一個因素還是他自身的原因。我們知道，王維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擊、遭際，使他黯然思退、思隱，“道有不申，行呤山澤”。史書上記載， 王維仕途中有三次大的挫折，這三次挫折使王維在思想世界里產生了由厭官到隱官變化。第一次，開元九年“年二十一，以進士擢第，調大樂丞”，不久即因“為伶人舞黃師（獅）子，坐出宮”，謫貶濟州。這是王維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開元二十四年王維的知音、恩相張九齡罷相，他也再次遭貶。起因是張九齡推薦的周子諒“上書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張、王。從某種意義上說，張九齡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農民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開明政治的終結。王維“亦官亦隱”的生存狀態，即始于恩相見黜，李林甫執政的時候，這大大刺激、影響了他的生活態度、藝術態度，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亂”所遭際的“陷賊”“偽職”事件，后經多方努力亦作降職處理，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然而十分耐人尋味的是，王維終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掛冠歸隱，而始終過著“亦官亦隱”的別樣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遲，使他“身心相離”（王維《與魏居士業》）、矛盾度世。王維內心是極為痛苦的。“心中常欲絕，發亂不能整。”（《林園即事寄舍弟沈》）在這理想破滅的嚴酷現實面前，詩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出路何在？對于這個正直而又軟弱，再加上長期受佛教影響的知識分子來說，要擺脫這種痛苦，就容易從佛教中去尋求解脫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用佛教的“空”理來消除內心的痛苦。逃逸于佛禪和眷惜他人之間，“以身命付之”的勇氣和終極關懷的“恐懼”心理之間，題材的擇選和滿意的傳達之間……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發了才情。這種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間生發出來的文字，具有鮮明的個體風格和時代印記。從幾次重大變故中窺探王維，不難發現他內心深處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懼感。詩人秉賦高、判斷力強，在敏銳地作出判斷后，卻不敢堅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長期痛苦的方式，結果是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來，然而痛苦卻不因此而消彌。可貴之處在于，王維仰仗自己的真誠和才具，將痛苦作了最合乎邏輯的轉移、升華。
 
  由此可見，禪理和儒學對王維的人生觀、世界觀、創作觀都產生深刻影響。我們從王維的詩作中看到清秀淡雅、寂靜空靈，看到憤世的無奈和傷感，同時也能學到他那種讓人醍醐灌頂的禪理，使我們心靈釋然自得，不拘于橫流物欲。王維的詩得之于大自然的啟迪和心靈的自我釋放，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生活的真實感受。因此王維的充溢禪理的山水詩幫助我們欣賞自然，熱愛生活，認識自我，釋放自我。  
 
 附    注釋（引用文獻）：
    〔1〕摘錄于苑咸《酬王維序》P14。
 〔2〕引自張晶<<禪與個性化創造詩論>>2003-2-18
 〔5〕引自《忙經》P112
 [6] 引自張志岳《王維與詩》語
 參考文獻：
 〔3〕參考《唐詩宋詞概說》(陳新璋  編著)p40-41
 〔4〕參考《詩藪》內篇卷六
 〔7〕〔8〕參考呂成《禪學述原》，見《呂成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