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中的愛情詩看當時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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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經典，是中華民族三千年文學史的光輝起點，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詩歌之一，同時也是反映上古社會生活的一部百科全書。《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共三百零五篇，它產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即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距離現今有二千五百多年以上。其中《風》部分，一般認為大都是民間詩歌，不少篇章揭露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和混亂，貴族統治集團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此外，對人民的勞動和愛情生活也有所反映。《雅》、《頌》一般認為大都出于統治階級之手，以歌頌忽然維護其統治為基本傾向。詩篇的形式以四言為主，普通運用賦、比、興的手法，其優秀篇章，描寫生動，語言樸素優美，音節自然和諧，富有藝術感染力。《詩經》對中國二千多年的文學發展有深廣的影響，它鮮明生動地反映了五百多年間廣闊的社會生活，藝術成就也很高。成為我國上古最可靠的史料之一和最可寶貴的文學遺產之一。
《詩經》產生的西周到春秋的時候，正是社會的過渡階段，各種矛盾激烈。袁枚在《詩經譯注》引言中說道：“西周的奴隸制和春秋中期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階段。充滿著階級矛盾——奴隸與奴隸主的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各諸候國，各種族之間的矛盾與爭戰侵吞；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分化出來的下層知識分子與大貴族統治者之間的矛盾；這就是時代背景。”[1]《詩經家義集疏》云：“古者圣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逾時，不失佳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馳，強凌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傷于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無禮，嘆傷所說，而不逢時，于是援琴而歌。”可見，當時君不在其位，民無安寧日，禮義廢弛。人們以歌抒發內心的痛苦悲傷之時，也有更多是對周以前美好愛情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們以歌抒發男女相親相愛、幽會密約的美好生活，這類詩歌主要表現在國風部分。
正因如此，風、雅、頌中以國風部分最為重要，價值最高，國風中的作品都是抒請詩，大部分是民間歌謠，也有一些是貴族詩作。朱熹《詩集傳》說：“國者，諸候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他又在《楚辭集注》中說：“《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2]今人多從朱子這一說。國風以其多樣的主題，多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表達了人民歡愉、憂愁、痛苦和憤怒的情感，展現了周代社會生活絢麗多彩的風俗畫面，情歌在國風部分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不僅在數量上占優勢，而且有很多出色的名篇佳作，大多都真摯感人。
《詩經》開篇便以“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優美浪漫的愛情詩。這樣的安排，足以說明情歌在《詩經》中地位的如何，愛情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感情，突出了愛情婚姻生活題材的重要性。《關睢》描寫一個男子在河邊遇到一位正在采摘荇菜的美麗姑娘，極為愛慕，思求不已，以至夜不能寐，輾轉反側，并想象迎娶姑娘成親后的美好生活。這樣淳樸健康，優美動人的作品還有許多。如：《靜女》、《木瓜》、《谷風》等詩歌更表現得哀婉凄切、纏綿悱惻。同時表現他們愛情婚姻的不幸，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和婚姻制度問題。
這些反映愛情的詩歌，表現青年男女對幸福美滿愛情的大膽追求，感情誠摯、語言優美生動，多年以來深受人們喜愛。《詩經》中也有不少悲怨憤激之歌，都是反映婦女在婚姻上的痛苦遭遇。她們的悲劇在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具有普遍意義，他們這種在婚姻上是美滿幸福，還是痛苦悲傷，正是和當時的婚姻制度有著密切的聯系。下面將其分類概述。
一、男權統治下的一夫一妻制
東周以前，人們實行的是群婚制，隨著社會的發展，私有制和奴隸制的出現便形成了一夫一妻制。按恩格斯的觀點：“一夫一妻的家族其基礎是建筑在男子權力上面。家庭的結構始終是和社會結構相適應而存在的。”又指出：“家庭是指屬于一個人的全體奴隸。這些奴隸和仆人用勞動維持家庭生活，共同處于家長（父權）統治之下，妻子不過是其中一員。”馬克思也指出：“家庭在萌芽時，它以縮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對抗，這些對抗后來在社會及其國家中廣泛地發展起來。父權一旦確立，他們為了自己的財產得到合法的繼承人，需要結婚生子，為保持純種子孫，對女子獨占，就要求妻子絕對忠貞；另一方面，男子為了無限滿足自己的性欲，又過著多妻制的生活。這樣的男權至上，對于女性的平等、自由，婚姻的幸福是一種扼殺和摧殘。
“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周南·汝墳》）
“耿耿不寐，如有隱憂。”（《邶風·柏舟》）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心之憂矣，之子無服。”（《衛風·有狐》）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衛風·伯兮》）
描寫丈夫身居外鄉，自己獨守空房。并且還要維持家務、奉養父母。遵禮守節，忠貞不渝。然而仍有“既見君子，不我遐棄”的擔心和感嘆。如此孝敬、忠貞、嫻淑的妻子。卻仍擔心被自己心愛的丈夫所遺棄，這只能說明當時婦女地位的低下。《氓》和《谷風》則充滿了對負心人的控訴怨恨和責難。《谷風》中那位婦女初來夫家時的貧困和經過辛勤勞動而逐漸富裕完全符合當時“三不出”中的“前貧后富貴不去”。[4]然而，結果恰恰相反。《氓》以一個普通婦女的口吻敘述自己從戀愛、結婚和婚后被虐被棄的遭遇，回到家中，不但不被兄弟所同情和理解，反而“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只能告誡后人“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這都充分說明男權統治下的婚姻制給婦女帶來的悲劇命運。
“無我惡兮，不jie故也。無我丑兮，不jie好也。” （《鄭風·遵大路》）
一位女子被絕情的丈夫拋棄于路上，苦苦哀求自己丈夫，希望其能夠回心轉意，記在舊情憐惜自己。這樣凄慘悲傷的場面，無一不為其流下同情之淚。更痛恨男權至上的婚姻制度。
私有制的形成和男子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奠定了夫權的堅固基礎。丈夫高居于統治者地位，主宰生殺大權。女子已變成了生孩子的工具，這樣的婚姻雖說是對女性的摧殘，然而關系卻較之以前相對穩定。這種婚姻組合的目的不外乎三種：一是滿足人的性欲；二是繁衍后代，維持人類的存在和發展；三是修兩性之好，加強社會組織的聯系。[5]《禮記·昏義》：“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也。”這樣的婚姻目的，根本談不上什么男女的自由戀愛、情投意合，通常只有丈夫可以離棄妻子，離婚是男人的特權，女子成為男人可以隨意處置的財產。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男子在經濟地位上的絕對優勢，婦女首先在家庭內部成了奴隸壓迫的對象。正如倍倍爾所說：“婦女是最先做奴隸的人類。”[6]
婦女不僅在家庭內部處于從屬奴隸的地位，在社會宗法制下仍是地位低微。東周到春秋前后幾千年的奴隸統治，婦女則進入世界歷史意義的悲劇階段，婦女失去其原有的崇高地位。周代為了鞏固奴隸制的統治秩序，確立了一套系統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下實行男權繼承制，無論是政權和家業都是父子相繼。男子不僅是國家的統治者，也是家庭的統治者，這樣勢必形成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子一生下來就受到社會和家庭輕視。《詩經·小雅·斯干》最后兩段寫得最露骨：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帶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由此可見，無論是從婦女自身條件在家庭中的從屬，還是社會觀念，都決定了女子在當時地位的低下。而父權確立之后，男子的權力被推崇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儀禮》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說文解字》：“父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這足以說明父權的至高無上。正好與《爾雅》上釋“婦”的說法“婦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形成鮮明對比。在這樣的條件下，婚姻對于女性來說根本無所謂自由戀愛、幸福婚姻，只能說是男權統治下婚姻制度的結果，是婦女婚姻的悲劇
二、家長媒官權衡的聘婚制
家長權衡實際上父權至上，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礎之上。這一點我們在前一種婚姻制中已說及。據《禮記·昏義》所云：“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故聘婚必須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7]嚴格按照納彩、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8]的程序進行，不得自行新規。那將被認為是不遵守“禮法”。從“六禮”中，我們不難看出，無一項不是父母媒人操辦，完全沒有青年男女自由戀愛，民主婚姻的可能性。一切都由父母媒人而決定，自己僅僅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沒有一點自主選擇的權利。
“匪我衍期，子無良媒。”（《衛風·氓》）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鄘風·柏舟》）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謂也。”（《鄭風·將仲子》）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齊風·南山》）
“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幽風·伐柯》）
以上都是《詩經》中反映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得的婚姻的詩。這些詩篇都是《詩經》中反映了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受家長媒人所權限，充分表現他們婚姻的不幸，決定婚姻權利的不是自己，而是權力至高無上的家長及媒官，這樣的婚姻無所謂民主自由，更無所謂幸福，與其說是婚姻的結合，不如說是痛苦災難的開端。人都有七情六欲，這樣結合的婚姻，是對女性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摧殘扼殺。
家長的權力雖然至高無上，但在婚姻結合的過程中，媒氏也起著舉足輕重作用。媒，古通謀，《說文》：“媒，謀二姓之好也。”[9]媒之初生，就秉承一種神圣的職務，除了謀合兩性之好以外，還有證婚人的作用。作為統治者，關懷民瘼的角度和繁衍族類以固邦畿的需要看，當時也是重視男婚女嫁，繁殖人口，以擴兵源和增加勞動力（特別農業需要大量勞動力）。所以，任何時候都把人口作為經濟政治乃至外交的重要內容作全面的考慮。甚至：“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可見社會需要男女婚配之迫切性，而《周禮·地官司徒·媒氏》更是可見一斑：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且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10]這里所說的媒官非比后世民間的私媒，只管二姓之合婚配，是有很大職權的。他掌握“萬民之判”，這儼然是執行國家婚姻法的民政局長。什么都管到了，這簡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部《婚姻法》。因而，古代婚姻的結合，不僅父母權力的至高無上，媒官更是國家意志的執行者。在《齊風·南山》：
“娶妻如這何？必告父母。
…………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把媒人的作用夸張到像砍柴時的斧子一樣，是缺少不了的必要條件。《禮記·曲禮》也說：“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之初是受人崇敬的，做了許多維護婚姻正途客觀介紹男女兩人兩家的情況的事。“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各得其家室，是社會發展進入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知，青年男女的婚姻命運完全由家長媒人來權衡，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青年男女雙方，特別對女性更為明顯、完全沒有從婚姻的實際意義上考慮。婚姻不是青年男女戀愛的結合，而完全是履行家長的意愿和盡社會的義務，這種家長權衡的婚姻造成悲劇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取的，這不僅是婚姻家庭的悲劇，也是整個時代的悲劇。
三、自由戀愛自主婚姻
《詩經》中表現男女自由戀愛的詩非常多，開篇是“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樣優美恬靜膾灸人口的愛情詩。它們反映了那個時代青年男女的愛情生活，充滿坦誠真摯的情感，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強烈愿望。
結婚是成年男女一種生理上的自然要求，正如與孟子同時的告子所說：“食色性也”。這是先天本能的要求，動物也具備這種性能，所不同的是人類的結婚目的更有其后天的文化價值。我國古代婚姻具有封建制度的特點，依據典籍所載及后儒衍繹，可分為三種：一曰祭祀，二曰繼嗣，三曰內助。[11]唯一沒有說出“愛情”這一現代的婚姻目的。其實，只是沒有說而已，早在幾千年前的《詩經》中早有體現。其中描寫自由戀愛，幽期密會，相思相悅，情投意合，幸福婚姻的詩很多，可以說是最多。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
“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邶風·擊鼓》）
這是婚姻的真正目的，應是先有“君子好逑”，后才“宜其室家”，才能情投意合，兩情相悅，才是充滿人性化的自由民主的婚姻。“幸福的婚姻需要情投意合，不是男權至上對女子的占有，也不是家長媒人的安排。”[12]而是男女的自由戀愛彼此相知相識。因而幽期密會，共同勞作便成了當時年青人們的交往方式。他們通過交往互贈禮物，以示愛慕，以身相許。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
匪女之為美，美人所貽。”（《邶風·靜女》）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衛風·木瓜》）
《靜女》則表現幽會時的急躁而搔首徘徊，即對美人贈物的愛不釋手。《木瓜》則是情人互贈禮物，以此表達彼此的愛意以生相許，像這樣的詩還有如《野有蔓草》、《蒹葭》等。
“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王風·采葛》）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鄭風·風雨》）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風·子衿》）
則把相思之苦表現得如怨如訴，深摯纏綿，也被后來廣大學者所借鑒。
“出其東門，有女如云。
雖則如云，匪我思存。
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鄭風·出其東門》）
“谷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言，有如皦日。”（《王風·大車》）
“人涉卬否，卬須我友。”（《邶風·匏有苦葉》）
這種真摯強烈的感情，“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作連理枝”的忠貞不渝的婚姻追求，是愛情生活的最高境界。這種淳樸的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詩歌，在時并沒有得到推廣，僅僅把它當成教化統治的工具。一些青年男女為了實現美好的愛情婚姻生活，竟不惜背上“不守禮法”、“棄女”、“淫童”的“罪名”。出現了以逃婚、抗婚、私奔的方式來反對婚姻的不民主，爭取自由、幸福的婚姻。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風·桑中》）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
這種對家長權衡婚姻的不滿，為了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不畏強權，勇敢、堅決、剛強、果斷追求幸福婚姻的精神，值得后人所贊佩。可見，當時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這種自由戀愛、自主婚姻，即使在和平發展的今天，仍是人們永恒不變的追求，對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
上述的三種婚姻制：男權統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家長權衡的聘婚制，自由戀愛、自主婚姻，是《詩經》中愛情詩所反映的主要婚姻制度，這三種婚姻制反映了當時廣泛的社會現實，再現了周王朝時代人民的生活環境與心理狀態。男權統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和家長權衡的聘婚制，完全是周時代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和不斷滿足其性欲望。我們說男權統治下的一夫一妻制是對女性自由的一種禁錮，那么家長權衡的聘婚制則是強加于女性的精神枷鎖。這樣的婚姻都是以犧牲女性來滿足男人的統治和性欲。這種婚姻制在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三從四德”便是其最好的體現。還有如“無孝有三，無后為大”、“男尊女卑”的思想，沒有科學依據，也極為荒唐的，但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婚姻的幸福。
自由戀愛，自主婚姻，是人們歷來所向往和推崇的，也只這樣的婚姻才能幸福美滿，這樣的婚姻在周王朝時，雖然很大程度上都無法實現，受到統治者的種種限制和壓迫。但是《詩經》中反映這種婚姻制的詩歌又最多，而這些詩絕大多又來自民間的口頭創作，這足以說明當時人們不滿于統治者的婚姻禁錮，同時對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憧憬和追求。有時，他們更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婚姻而抗婚、逃婚、私奔等。有的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以此作為對統治者的反抗，這樣的方式雖不能與強大的統治階級相抗衡，也改變不了當時的婚姻制度。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很值得欽佩和贊揚。另外，還有一些如搶婚制，一夫多妻制、抗婚、逃婚等都不在此之列，也就不過多贅述。
另外，《詩經》作為一部古代的詩歌總集，里面記載的詩歌并非一時一地之作，而我們從這些愛情詩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時間，民間的風俗是不同的。對于一些詩歌的具體年代我們不甚清楚，但從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古代的婚姻戀愛的風俗應該是一個由開放到保守的過程，各個諸侯國和不同的地區風俗也有所差異。如評注者常說“鄭聲淫”，從現在的觀點來看其實只不過鄭國的詩歌多是大膽表露男女之情的詩歌，只是更大膽更熱烈而已。
　　而從《褰裳》到《將仲子》，同為《鄭風》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別，前者更加開放，后者卻顧慮重重，這也許是因為時間不同，也許是因為作者身份不同，但總體來看，當時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來封建時期有嚴格的規定，較之封建時期還是相對自由的。
眾所周知，《詩經》中描寫男女戀情的詩最多，人們都謳歌自己的愛情，歌頌愛情的純情與勇敢，詠嘆愛情的憧憬與希望，嘆息愛情所遭愛的種種阻力扼殺。這些健康美好的愛情詩給我們再現了周王朝時代人民的生活環境與心理狀態，同時也反映了那時代的婚姻制度，一段歷史正好映了一個時代的現實。《詩經》中的愛情詩為我們記錄下了中國古代人們美好的愛情生活，也為我們研究古代的風俗歷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愛情是人類永恒的主題，也是詩歌永恒的主題，其中幾多甘甜，幾多辛酸；而《詩經》用人民純樸的語言釀造了古代先人們生活中美妙的酒漿
《詩經》內容豐富多彩，包羅萬象，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僅就婚姻一問題作了簡單論述，還有許多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探討研究。
注釋：
[1] 袁枚《詩經譯注·引言》，齊魯書社1980年12月版。
[2] 陳子展撰述《詩經直解代序》范祥雍，杜月村校閱，復旦大學出版社。
[3] 袁枚《詩經譯注·引言》，齊魯書社1980年12月版。
[4] 徐杰舜、周耀明著《漢族風俗文化史綱》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5] 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史·原始社會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8月版。
[6] 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外文出版社。
[7] 《孟子·滕文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8][9][10][11] 汪玢玲著《中國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2] 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史·原始社會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參考文獻：
[1] 周振甫《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3年7月版。
[3] 華章主編《古詩源·白話詩經傳》，哈爾濱出版社社，1998年11月版。
[4] 周耀明，徐杰舜著《漢史風俗文化史綱》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5] 汪玢玲著《中國婚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卷》，1999年8月版。
[7] 陳高華、徐吉軍主編《中國風俗通始、原始社會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8] 康正果著《風騷與絕情》，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 呂恢文譯注《詩經·國風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0] 陳子展撰述，范祥雍，杜月校閱《詩經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
[11] 袁枚《詩經譯注·國風部分》，齊魯書社，1980年12月版。
[12] 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2月版。
[13] 蔣立甫《詩經選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4] 《中國古代詩歌十二詩，第一講·先秦詩歌上》，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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