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王朔筆下的人物內涵

淺析王朔筆下的人物內涵
 內容提要：王朔塑了一批自詡為“流氓”的人物形象，本文試從這批人物的言行表現入手，對作者賦予他們的“流氓”的內涵，內涵的成因進行剖析。并進一步探討了他們出現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流氓　正統　信仰虛無

（一） 王朔筆下的人物形象
 “我是勞改釋放犯，現在還靠敲詐勒索為生，我和一百多個女孩子睡過覺——知道我外號叫什么嗎？老槍！”第一次見面他就和女孩子套磁，聊得丑態畢露。這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主人公張明。小說以他的一次作案過程開始，使一個相當老練、沉著、精神無所寄托的罪犯、流氓展現在讀者面前，他以團伙勾引敲詐賓館嫖客為生，手段卑劣。他的生活紙醉金迷，談吐不羈，舉止豁達，形骸放浪，很快就把自以為是、蔑視世俗、追求自由的女大學生吳迪俘虜了。他騙取了吳迪單純真摯的愛，又殘忍無情的把她推向了毀滅的道路。
 在舞場上串來串去，硬夸人家胖姑娘長得像赫本；警察把他當殺人嫌疑犯調查時，他跟朋友說：“他們有案子破不了，找我拿主意。”得了記憶喪失癥后感嘆說：“青春歲月像條河，流著流著就成渾湯了。”《玩得就是心跑》中，“老實巴交”的方言被朋友弄成了殺人嫌疑犯，而預謀者竟是那位死者，原因是他想玩一回心跳，演一回主角。方言四處逃竄，又得了記憶喪失癥，一邊躲著警察，一邊尋找記憶。照馬立誠先生的話說就是：方言這二百多斤（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在刀刃上打滾，玩兒的就是心跳，蠻驚險。
 有人一出場就“引吭高歌”：“最大的人民幣是十元的，最小的人民幣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還是最小的，都是我們人民群眾熱愛的。”
 …………
 這些人瀟灑的活躍在紙面上，很正經很嚴肅的告訴讀者：“我是流氓”，“我是社會渣子”，活得肆無忌憚而又真切自然。
 王朔的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多是這種典型的“流氓”形象。《漢語詞典》中“流氓”一詞有兩種釋義：１、原指無業游民，后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２、指放刁、耍賴，施展下流手段等惡劣行為。
 王朔筆下的“流氓”形象具有其自身的內涵，他們的“流氓”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一、不務正業，無賴。
 據《頑主》中“著名作家”寶康解釋，無賴就是無所依賴的意思。即沒有信仰、思想等精神追求，也沒有固定的經濟依靠。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沒有固定的職業，終日游手好閑，或干著一些為讀者聞所未聞，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成立“三T”公司，“三好”協會，“海馬編輯社”，“全國人民總動員委員會”等等。他們中的有些人寧愿放棄自己的工作而做一個無業游民，或者躲在父母的余蔭下度日，或者靠拐騙他人錢財縱情揮霍，除了瘋狂的現實消費，他們沒有任何對生活意義的追求。張明宣稱他們共同的心理：“所以我一發現要當一輩子小職員，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緊，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這幫人精神無所寄托，終日只知吃喝玩樂。馬青非要跟兩個不認識的姑娘談談，說要拯救人家的靈魂，兩位揚長而去后他特氣憤地嘀咕：“這種境界怎么能指望你們舍身炸碉堡拼命堵槍眼剩下我們過幸福生活。”
 楊重把人生比作是一場可能一個球都踢不進卻還得拼命踢的足球賽，因為觀眾在玩命喝彩，打氣。他并總結說：“人生就是跑來跑去，聽別人叫好。”（《頑主》）李東寶的深思：“一時半會我也想不起什么樣的生活才叫有意義，反正不會是現在這樣是肯定的。”（《誰比誰傻多少》）馬漢玉批評“橡皮人”：“要說你跟別人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別人把你當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當人。“（《橡皮人》）
 王朔筆下的人物們把自己的生活的關系僅僅限定在最低程度，即必須在這個世界上活首，此外的包括家庭、職業、興趣、理想、道德等都被取消了實在意義，不知道從何來也不知道去向何方。他們沒有精神家園，沒有信仰，沒有社會道德責任感，只貪圖今天的盡情享受，不為明天煩惱，過著一種行尸走肉、靈魂飄泊的日子。
 二、蔑視一切正統的觀念、道德、規范等等。
 據《漢語詞典》解釋，“正統“一指封建王朝先后相承的系統；二指黨派、學派等從創建以來一脈相承的嫡派。本文所講的正統觀念、道德、規范等即指當時社會普遍認同并尊重的道德、觀念、行為規范等。這些人民大眾所認同尊重的東西，王朔筆下的人物卻不屑一顧，甚至大加調侃褻瀆。
 首先，看他們對高雅的文學的態度。他們否定文學的崇高性與神圣性，提出“為工農兵玩文學”的口號，宣稱“兩眼一摸黑，兩耳不聞窗外事：就在文學本體上倒騰，先謂語后主語，光動詞沒名詞，一百多句不點標點看暈一個算一個。”（《一點正經沒有》）方言一把鼻涕一把淚：“我爸要活著，知道我當了作家，非打死我不可。”于觀的見解：“我說自殺的辦法有一百種，其中的一種就是和作家結婚。”方言慷慨陳詞：“文學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關鍵在于你的操文學，不能讓文學操了你！”“幾十年來，我們是怎樣取得一個個成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那就是始終如一的支持玩文學的創作方針。”他們湊在一起進行作家分工，把文學貶成不值一提的“流氓”、無聊的職業。
 其次，王朔筆下的人物對正統道德觀中的善惡是非觀的蔑視也非常明顯。
 德國作家歌德曾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情感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①　“明朗”、“純潔”、“合乎道德”概括起來就是一個“善”字。“尚善”的態度體現在文學創作中，就成為一種理想主義和人格力量。追求進步理想，堅守高尚人格，是中國文學最可貴的一個特點。而王朔卻說：“是非觀念在生活中是微妙的，關鍵時候就亂了……很多事物是無法用是非觀和道德觀來衡量的。”②這一觀點是王朔筆下的人物所持的是非觀點。在這種虛無的標準的指導下，他們嘲弄“善”，嘲弄一切偉大的東西，并對自己的種種危害社會，侵害社會的行為津津樂道。李江云這樣夸贊她的伙伴方言：“你已經活的很有點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殺過人就是奸過人，占上哪條都夠人尊敬的，都算沒白活。”
 再次，他們對教育的態度也是如此。別人要他們受教育，張明大聲說：“實施跟你說，我受這種教育的時候，你還是液體呢。”方言也說：“膠鞋腦袋，長得跟教育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圣人到了他們嘴里成了最早的吹捧專家。
 至于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在他們眼里更是子虛烏有。方言請一大幫人吃混沌，吃完后抹抹嘴說他請客，看大家走遠，乘買主不注意撒腿就跑；趙堯舜百無聊賴的時亂拔電話號碼，通話后張口就罵：“他媽的。”；于觀、楊重、馬青三人滿腔怨氣無處發泄便到大街上橫沖直撞，目的是惹火哪人后揍人或挨幾下揍。（《頑主》）
 此外，他們還在別人的弱點中占便宜，求生存。他們整日所作的事情：經營“三T”公司，以“替人解難替人解悶替人受過”為宗旨，用泡菜壇子做獎杯，利用寶康急欲出名而不得的虛榮心謀取利益；“三好協會”專事捧人，替人圓英雄夢、將軍夢，力求“每人人哭著進來笑著出去”；“海馬編輯部”的幾位“作家”在盒子車法院中表現出來的敏捷才思、滔滔雄辯，竟使得安然過關；張明一伙專靠敲詐賓館嫖客為生等等均在人性薄弱處游離生存。
 精神和物質的無所寄托，蔑視一切正統的觀念、道德、行為規范，在別人的弱點中獲取生存的機會等等，正是王朔賦予他筆下人物的個性內涵。他們肆無忌憚的叫嚷著“我是流氓我怕誰？”的口號，踩著精神和物質的規范，走進了王朔的小說世界，走進了讀者的視線。
 三、流氓的成因
 一般說來，古往今來的人們為之奮斗的不外乎精神和物質的追求滿足。盡管有些人更加側重前者或后者，但他們喜憂哀樂終究離不開精神和物質的予奪、得失。他們害怕、畏懼、不能經受的既是精神和物質的被剝奪和失去。但王朔筆下的人物卻在他們“流氓”的外殼下游離于其外。這種無所畏懼的特性是與他們的生活經歷緊密相聯的。
 1、“十年文革”對他們青春的荒廢，理想失落
 王朔筆下的人物大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的京城軍官和市民的了弟。他們大都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度過了自由放縱、社會動亂無章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無羈性，烏托邦的理想主義和優越感是文革十年歲月留給他們的精神“遺物”。文革結束后，社會逐步走向正規化，知識和能力在社會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對他們來說，由于童年、少年時代的虛度，這種變化意味著他們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幻滅。他們推動了曾經擁有的優越感和無拘無束的生活，在現實面前感到無法適應。同時，青春夢想的破滅使他們感到深深的失落和絕望。文革不僅荒廢了他們的青春歲月，并且麻醉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不愿也不敢進入八十年代的現實生活，而情愿在有著無限悔恨失望，但卻在對過去有著放縱自由和夢幻的回憶中沉迷自己。他們雖然生活上進入了文革后的現實環境，但在文化心理上卻還有很大程度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歲月中。于是他們用蔑視嘲諷的態度，對社會現有秩序和與他們的文化心理相背離的試圖束縛他們的一切正統思想進行了反叛和抗擊。
 2、現實中的失意和無力
 中國人的文化、思想由于主要受儒、道、釋及西方思想的復雜影響而呈多樣化狀態，但其正統的人生價值觀總體上是重意義、重價值，注重對精神和理想的弘揚。
 王朔筆下的人物所表現出來的人生價值觀卻大相徑庭。他們無力改變現實又無力創造未來，于是他們強烈不滿現實中的一切，但同時存在著的巨大的無力感和虛弱感也困擾著他們。對未來，他們有一種如同對一去不復返的過去一樣的悲哀和無奈。而青春時代留給他們的優越意識和空虛感又使他們心理學生，難以邁開向現實挑戰和進取的步伐，于是他們看不到生活的意義和理想的位置，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又不甘心過平常人的生活。于是他們沉迷于對過去的回憶中，或者借嘲諷現實和放縱現實以緩解自己心靈的壓力與痛苦。他們的觀念是錯位的，無法與現實生活對上號。
 這些人處在時代的政治、經濟及所有觀念的轉變中，現實的挫折無力、標的和他們過去遺留的放縱自由相激撞，形成了他們內心一種發泄的、虛無的玩世不恭。
 “就像籠罩在霧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少了一塊東西，你拼不出你自己的形象了……再也沒有比對自己有個透徹的了解更重要的事了。”（《玩的就是心跳》這是方言的迷惘。
 “我與人們之間本質上的差別是這樣的大，以至我擔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橡皮人》）這是橡皮人“我”的恐懼。
 這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兒，他們時刻不停追尋精神的主心，靈魂的寄托，但在現實與心靈之間他們無法找到能溝通兩者的東西。他們只有瘋狂的消耗著自己的體力，消磨著甚至是他們力所能及的愿望。寄生在時光里，被默默行走著的時間指針拖的疲憊不堪。他們只有用各式各樣的玩來把時間的表格一張張的爬滿。他們常常在夜里大汗淋漓的醒來，頭腦空白的瞪著天花板。他們的癥狀不斷：記憶喪失，肌無力性疾病，橡皮人，癡人……這些現象都從一個角度反映了他們心理的壓抑、扭曲、及不健康的痛楚。
 盡管他們深知并且怨嘆自己知識上的不足，但面對這種不足他們不是去努力獲取知識來彌補改善，而是用一種怨憤來嘲諷和攻擊知識和擁有知識的人。
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源于他們對過去所受教育虛偽性的厭棄，對正統知識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的是緣于他們對自身失落感的拼命掩蓋，他們想借攻擊他人所得的虛榮來掩飾自己的無力和自卑感。他們一方面牢牢的抓住過去，試圖通過對過去生活的懷念與沉迷來阻止現實，抵御現實的失落；另一方面則想通過拼命抓住現實，借生理器官的滿足和物質刺激來填補現實失落的心理空虛。張明精確地概括自己：“抓得挺緊，拼命吃拼命玩拼命樂，活著總要什么都嘗嘗不是，每道菜夾一筷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王朔筆下的人物無一例外的對他們放縱與驕傲的過去津津樂道，其態度，情感都與他們面對現實時的消沉無奈完全不同。他們懷疑生活，懷疑理想以至失去理想，充滿絕望的瘋狂消費和反抗正統成為了他們用來對抗懷疑和虛無的精神武器，更是他們抵御理想失落之后中的絕望心靈和逃避現實時代氛圍的工具。
 王朔筆下的人物盡管蔑視、反叛幾乎所有的傳統標準，他們沒有追求，沒有希望，不害怕物質和精神上的失去，但他們對“愛”的情感是復雜的，“愛”是一塊他們經受不住的能顯示出他們真性情的天地。
 王朔說：“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這種人的精神也需要一個立足點，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說八道，但總得有個時刻是真的。我選擇了愛情作為這個時刻。我不知道還能在什么更值得真實起來。”③
 他作品中的人物們在內心底層渴求著愛情，但他們更多的表現卻是懼怕，逃避。因為愛是一件容易使他們重新激發希望與追求的東西。精神沒有家園的人，不怕在垃圾堆里辛苦地覓食；不怕擔心吊膽的去填飽肚皮；不怕冒險、流血和搏斗，但他們性安靜下來，怕看見一抹嫻靜的夕陽，怕看見蔚藍的天空下的一縷炊煙，怕看見一切能讓人心靈平靜的東西。而如果擁有了愛，就會迫使他們從麻木的心態中把心安靜下來，去思考，去感受，因而陷入了一種因清醒而沉重的面對現實的痛苦中去。因此他們總是極力地、下意識地避開這種東西。
 張明獨白：“‘愛’這個字眼在我看來太可笑了，盡管我也時常把他掛在嘴邊，那不過是像說屁一樣順口。”（《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真的是這樣嗎？張明其實是不敢走入自己內心深處去省察自己，事實上他對吳迪的愛深長而熾烈的，但他的表現卻恰恰相反……也許那不僅僅只是愛，而更是一種對自己能否擁有純潔感情的疑惑和恐懼。為了掩飾、逃避，他只有嘲弄，只有毀滅。于是愛情和流氓以同樣真摯的面孔出現在王朔的作品中，愛是他們害怕，恐懼，不能經受的一處禁地。它使王朔筆下的人物們具有了人類所共有的東西，“愛”使人們看到他們身上依然顯示著人性的光芒，它給人以希望。
（二） 王朔筆下人物的現實意義
 隨著王朔的《頑主》、《空中小姐》、《動物兇猛》等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及1988年影視上成為“王朔年”以來，王朔的作品擁有了大量的讀者。“我是流氓我怕誰？”、“我是你爸爸”、“給我頂住”、“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個俗人”等等王朔作品中語言被一代人熟悉并頻繁使用，隨處可聞。王朔也成為了十大暢銷書作家之一。王朔的作品在中國“火”了
 王朔作品的“火”其原因主要是其筆下人物的內涵有著深刻的社會現實意義。
 首先，王朔筆下人物起源與社會，是時代的產物。
 五四時期，封建的格局被打破，“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得人們對當時所信仰的馬列、毛澤東思想產生了一定的懷疑和動搖，由于新文化建構未能最終完成，新文化標準未明確建立，各種各樣的矛盾及至完全相悖的思想，傳統的、五四的、西方的、中國的、最腐朽的與最現代的、最保守的與最激進的，同時在中國大地上擁有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上，當代中國社會都沒有一個基本穩定的標準與準則，人們各行其是，各言其說。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亂之后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改革開放進入商品社會之初，這一特征體現的更為明顯。人們對各種思潮都充滿懷疑，對各種標準都心存疑問。
 正如青年美術評論家胡村說：“他們既不相信戰統治地位的意識系統，也不相信以對抗的形式建構新意義的努力。……而無聊感，既是潑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識枷鎖的最有力的辦法。而且，當現實無法提供給他們新的精神背景時，無意義的意義，就成為他們賦予生存和藝術新意義的最無奈的方法和作為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徑。”⑤
 在這樣的一個充滿現實的困惑和無所依賴的迷惘的社會里，人們在價值觀念既是自信的又是迷惘的，當否定某些過時的，陳腐的價值時，他們是勇敢和自信的。當尋求的一個人或群體應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價值時，卻是迷惘以至迷誤的。王朔曾說：“舊價值舊標準舊信仰崩潰之后，在廢墟上重建價值標準，這個重建是怎樣重建？”⑥就在這時，他向讀者展示出了一批精神無所寄托的“流氓”形象。
 第二、王朔筆下的人物存在于社會，并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個個筆下所無”的人們的某些心理話。
 五四時期傳統思想的摧毀，文革對“正統”的馬列毛信仰的動搖，“拜金主義”隨著商品社會大潮的入侵，使得人們信仰虛無，價值標準動搖，精神失去了支撐點。人性的光芒與理想主義的家園無時不刻不在被腐蝕和毀滅。而生活在二十世紀末重重文明與道德政治圍城中的人們又不甘心或不敢輕易墮落，他們努力生活，卻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
 王朔的小說“把中國人的生活狀態，那點本性原汁原味的呈現出來”，⑦“寫出了中國人的生存真相”。⑧王朔筆下的“流氓”形象并不是新時代的新人形象，也不是“多余的人”，而是那個時代充滿傳統惰性的大眾，是這個大眾自身的內心形象，至少是他們內心隱藏的一面。
 他說出了大眾的“心里話”，讓大眾在內心深處都能看到自己真實的影子，從而感到痛快和舒坦。覺得過動物式的生活其實也沒什么，沒有理想更輕松，沒有痛苦沒有壓力。認為這種生活態度自有一種超脫放達的魅力，有如老莊和禪的高超灑脫。這是一種悠久文化傳統的心理積淀，它使最有智慧、最深刻、最有個性的中國人都面臨一種“什么都不在乎卻無路可走”的絕境，使人們看到只要稍微松懈一下自己對人生理想的追求、社會正統思想觀念的束縛，就會不由自主且心神愉快的加入王朔筆下的人物這一類型的行列中去。
 王朔重視對人物精神狀態，心理狀態的客觀顯示，盡管他筆下的人物均是抱著一種輕蔑的嘲諷態度，但正如“老霞”所說：“他銳利的刺中了中國人生存的要害，……像半夜里一塊石頭‘嘩’地打碎玻璃，使熟睡的人一下警醒。”⑨
他筆下人物的出現給諸多徘徊在高尚與卑微、清純與渾濁、美好與丑陋之間的所有意志觀念虛無或不夠堅定的人們透了一口氣。正是所謂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個個筆下的所無”的最真切的東西。所以，王朔“火”了。

參考文獻：
文中摘抄王朔作品內容均摘自《王朔文集》
①　《歌德談話錄》，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12頁。
②　王朔著《我是王朔》，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9頁。
③　同上第82頁
④　《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99年1月刊，第189頁
⑤　轉摘劉志鋒主編《痞子英雄——王朔再批判》
⑥　老霞·王朔合著《美人贈我蒙汗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第11頁
⑦、⑧、⑨　分別同上第31頁，第32頁，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