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劉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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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盡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獨具特色的藝術形象。
[關鍵詞]   劉備   梟雄   政績    形象
《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是除諸葛亮、關羽、曹操之外,作者著墨最多的人物之一,是作為理想的“明君”形象來塑造的。然而,現代的相當一部分讀者、研究者對劉備形象卻評價不高,甚至頗有非議。一些研究者認為,劉備形象是“蒼白無力”的。究竟應當怎樣看待羅貫中塑造劉備形象的得失,是一個關系藝術價值的問題。
     一、明君梟雄,一人兩面
     歷史上的劉備,作為與曹操、孫權鼎足而立的天下英杰,蜀漢政權的開國之君,既有“明君”之譽,又有“梟雄”之稱。
     作為“明君”,劉備一生作為,基本符合古人對“明君”的最重要的兩點期待:一是仁德愛民,有濟世情懷;二是尊賢禮士,有知人之明。史書對這兩方面都記載頗多。
     就“仁德愛民”而言,劉備大半生顛沛奔走,屢遭挫敗,施仁政于民的機會并不多;但他深知“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重視以寬仁厚德待人,與那些殘民以逞、暴虐嗜殺的軍閥判然有別,因而爭取到了人心。《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劉備領平原相時,郡民劉平不服,派刺客去刺殺他,“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補充道:“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御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因此“眾多歸焉”。在他于荊州依附劉表期間,“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南征荊州,適逢劉表病死,剛剛繼位的少子劉琮不戰而降。此時諸葛亮建議劉備攻劉琮而奪荊州,他卻答道:“吾不忍也”,當他由樊城向南撤退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余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余里”。有人勸他拋開百姓,速行保江陵,他卻斷然拒絕:“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在此安危之際,哪怕有生命危險也不愿拋棄百姓,在歷代開國君主中實不多見。裴注特引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評論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資治通鑒》漢紀五十七亦引此語,可見劉備之仁德有道,已得到歷代史家的普遍承認。
     就“尊賢禮士”而言,劉備的表現尤為突出。建安十二年(207),時為左將軍領豫州牧、年已47歲、被視為天下大英雄的他,滿懷誠意,三顧茅廬,恭請年僅27歲、無名無位、尚未建立任何功業的諸葛亮出山輔佐,留下千古美談。隆中對策時,諸葛亮稱贊他“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并非虛言。建安十九年(214)奪取益州之后,對于荊州舊部和益州新附,他兼容并包,唯才是舉,“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其中益州名士黃權曾堅決勸阻劉璋迎劉備入蜀,劉備攻取益州時又堅守廣漢,直到劉璋投降后方才歸順,劉備卻不計前嫌,任命黃權為偏將軍,信任有加;劉備稱漢中王,兼領益州牧,以黃權為治中從事;劉備稱帝后,親率大軍伐吳,又以黃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諸軍以防魏。劉備在夷陵之戰中慘敗后,黃權無法退還蜀中,又不愿投降東吳,只得率兵降魏;蜀漢主管官員為此要逮捕黃權的妻子,劉備卻說:“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照樣優待黃權的妻子。對此,裴松之注《三國志·蜀書·黃權傳》時由衷稱贊道:“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后’,其劉主之謂也。”另一位名士,荊州零陵人劉巴,與劉備作對的時間更長:當曹操南征荊州時,眾多荊州士人都追隨劉備南撤,劉巴卻歸順了曹操;赤壁之戰后,曹操命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欲與劉備抗衡;由于劉備及時奪得三郡,這一圖謀失敗了,劉巴無法回去交差,諸葛亮寫信勸他歸順劉備,劉巴卻拒絕了,遠遠地跑到交趾,使“先主深以為恨”;后來,劉巴由交趾輾轉到達蜀中,當劉璋欲迎劉備入蜀時,他又一再勸阻;直到劉備奪得益州,劉巴才表示歸順。而對這位劉巴,劉備表現得更加寬容大度:進攻成都時,他就號令軍中道:“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平定益州后,他很快便任命劉巴為左將軍西曹掾(劉備此時的主要官職是左將軍,西曹掾主管府內官吏的任用);劉備稱漢中王,以劉巴為尚書;法正去世后,又將劉巴晉升為尚書令,負責處理日常政務。這些,充分表現了劉備作為開國君主的雅量。特別是章武三年(223)四月他臨終之時,殷殷托孤于諸葛亮,慨然囑咐道:“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人對此或有猜疑乃至誅心之論,不過是妄相忖度而已。縱觀數千年封建社會史,皇帝臨終前委任顧命大臣者固不少見,然而,有幾個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劉備那樣托孤?當然,劉備并非鼓勵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諸葛亮盡力輔之;但如此氣度胸襟,仍罕有其匹。還是陳壽在《先主傳》末的評價比較公允:“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尊賢禮士的另一面,便是知人之明。用人之長,如重用諸葛亮、龐統、法正,當然是最好的“知人之明”,對此不必多論;而知人之短,也是了不起的“知人之明”。比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深受諸葛亮賞識;劉備臨終前卻特別提醒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后來馬謖雖曾在諸葛亮南征時出過“攻心為上”的好主意,但他剛愎自用,丟失街亭,使諸葛亮首次北伐的成果毀于一旦,卻證明了劉備的先見之明。至于像魏延這樣優點突出缺點也明顯的人才,劉備用其長而避其短,大膽委以鎮守漢中的重任,更是極具洞察力之舉,非明君不能為。在這方面,就連素有“知人善任”美譽的諸葛亮似乎也略遜一籌。
     作為“梟雄”,史書記載也不少。所謂“梟雄”,意思是“驍悍雄杰的人物”。劉備出身于早已敗落的遠支皇族之后,家境清寒,既沒有曹操、袁紹那樣顯赫的家庭背景(曹操作為“贅閹遺丑”,雖然家庭名聲不及袁紹光彩,但其父曹嵩官至太尉,既有權勢,又家資巨富,曹操也因此很早便進入仕途),也沒有孫權那樣繼承自父兄的大片地盤,幾乎是白手起家,要想在天下大亂,群雄并立之時開創江山,沒有幾分驍悍之氣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實上,“梟雄”恰恰是劉備的一大特色,成為當時許多人對他的定評。例如:建安十三年(208),劉表剛去世,魯肅建議孫權與劉備聯合抗曹,便稱劉備為“天下梟雄”。建安十四年(209),當劉備至京城見孫權時,周瑜曾上書孫權,亦稱劉備為“梟雄”,主張將其扣留于吳。次年,周瑜卒,臨終前上書孫權,又稱“劉備寄寓,有似養虎”。這種驍悍之氣,主要表現有四:一是冒險精神。劉備從登上政治舞臺之初,便經常親冒矢石,不避艱險。早年兵少力微,加之年輕,他動輒“力戰有功”,“數有戰功”,固屬必然;赤壁之戰時,面對生死存亡之機,他“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也不奇怪。及至建安二十四年(219)爭奪漢中之役,他已59歲,手下兵多將廣,但在“矢下如雨”之際,仍親當矢石,奮勇向前,便可見其冒險精神,至老彌篤了。彭羕背后發牢騷時稱他為“老革”(猶言“老兵”),正是反映了這一特點。二是機變權略。建安元年(196),兵敗投奔他的呂布趁他與袁術相攻之機,襲取徐州;他失去立足之地,只得向呂布求和,屯駐小沛,可謂能屈能伸。建安三年(198),呂布被擒殺后,他隨曹操至許都,可謂暫棲虎穴。建安四年(199),與曹操對食論英雄,借雷霆之威掩飾震驚之情,可謂隨機應變。隨后以截擊袁術為名,離開許都,從此擺脫曹操控制,可謂見機而作。凡此,均可見其機變權略。三是堅忍不拔。在漢末逐鹿天下的群雄中,劉備屢遭挫敗,有時甚至敗得很慘;但他從不灰心喪氣,而是敗而不餒,折而不撓。這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使他每每轉危為安,終于在諸葛亮的輔佐下,抓住歷史機遇,逐步發展壯大,成為三分鼎立中的一方。四是某些時候、某種程度的霸道。最典型的是殺張裕之事。張裕原為劉璋從事,劉備入蜀與劉璋相會時,曾與張裕互相嘲弄,裕因劉備無須,戲稱其為“潞涿君”(諧“露啄君”之音)。劉備因其不遜,積怒在心。后因張裕私下對人說:“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間當失之。”這確是大為犯忌之言,劉備乃以“漏言”之罪,下令誅之。諸葛亮上表詢問為何要將張裕處死,劉備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就有些強詞奪理了。盡管這種霸道行徑不多,但足以使人看到,劉備畢竟不可能避免封建君主固有的專制性。
     縱觀歷史,那些在亂世中崛起的、真正有所作為的開國之君,差不多都有幾分驍悍之氣。從漢高祖劉邦到唐太宗李世民,從宋太祖趙匡胤到明太祖朱元璋,均可稱為梟雄。而在封建時代,梟雄與明君并非截然對立,而往往是同一君主的不同側面。從公認的明君唐太宗身上,我們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嗎?
    二、強此弱彼,有得有失
    羅貫中在描寫《三國演義》中的劉備時,以歷史人物劉備為原型,同時根據封建時代廣大民眾對政治家的選擇,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審美傾向,著力突出其明君形象,而有意淡化其梟雄色彩。
     首先,作品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演義》第1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于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安喜縣尉,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2回)。此后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太史慈語,見第11回)。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擁擠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12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第20回)。這表明他占據徐州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第34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35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7年之久。在他輾轉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并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于戰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愿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陽。”于是“引著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第41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余萬軍民,扶老攜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于“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避免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余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行至當陽,果然被曹操親自率領的精兵趕上,十余萬軍民頓時大亂。劉備在張飛保護下且戰且走,天明看時,身邊僅剩百余騎,不禁大哭道:“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同上)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涂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頭的自覺選擇,在《三國演義》寫到的各個政治軍事集團領袖中是獨一無二的,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并成為他迥別于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其次,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龐統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尤其是對他與諸葛亮的魚水關系的描寫,更是具有典范意義。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云:“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征……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并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而在《三國演義》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在先后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后,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舍,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允。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騎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甚至“欲盡伐此處樹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36回)。這些描寫,盡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感染力。對于劉備對諸葛亮的高度信任與倚重,《三國演義》更是作了濃墨重彩的描寫。歷史上劉備請諸葛亮出山之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僅有一句話:“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而《演義》卻以兩回半的篇幅,精心設計,反復皴染,將“三顧”的過程寫得委婉曲折,令人悠然神往。劉備初見孔明,便屈尊“下拜”;聽罷隆中對策,先是“避席拱手謝”,繼而“頓首拜謝”;乍聞孔明不愿出山,當即“淚沾袍袖,衣襟盡濕”;及至孔明答應輔佐,又不禁“大喜”。這些充滿理想色彩的細節,把劉備求賢若渴的誠意渲染得淋漓盡致。諸葛亮出山以后,《演義》又充分突出其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竭力強調劉備對他的高度信任與倚重。我在《忠貞智慧,萬古流芳——論諸葛亮形象》一文中分析道:　　
     歷史上的諸葛亮,盡管一出山就與劉備“情好日密”,受到劉備的充分信任;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卻是逐步提高的,按照通常的政治機制,這也是很自然的……然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卻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大大提高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地位和作用……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于劉蜀集團的核心,地位明顯高于所有文武官員,而又使讀者覺得可信。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后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系于劉備,而是系于諸葛亮。
     歷史上的龐統,在劉備領荊州牧后歸之,開始“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后經魯肅、諸葛亮薦舉,“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于諸葛亮,遂與亮并為軍師中郎將”。《演義》則在史實的基礎上,發揮浪漫主義想象,寫龐統剛投奔劉備時,劉備以貌取人,僅命其為耒陽縣令;一旦得知龐統半日了斷百日公務,劉備立即自責:“屈待大賢,吾之過也!”及至看了魯肅的薦書,聽了諸葛亮的評價,劉備“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并“下階請罪”,遂拜龐統為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第57回)。如此虛己待人,不能不令賢士感動。這種君臣遇合,魚水相諧的關系,乃是千百年來知識分子最渴望的理想境界。
     總之,寬仁愛民和敬賢愛士這兩大品格的充分表現,使《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擺脫了以往三國題材通俗文藝中劉備形象的草莽氣息,成了古代文學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對于劉備的梟雄色彩,《三國演義》有意加以淡化,或者不寫,或者來個移花接木。最明顯、最容易被人想到的例子是“鞭打督郵”。按照《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和裴注的記載,歷史上鞭打督郵的本來是劉備。事情的經過是:由于朝廷下詔,要對因軍功而當官的人進行淘汰。正在當安喜縣尉的劉備擔心自己用鮮血換來的官職也可能保不住;正好督郵來到安喜縣,準備遣還劉備;劉備前往館驛求見,督郵卻稱病不見;劉備一氣之下,帶人闖入館驛,將督郵捆起來,綁在樹上狠狠打了一頓;然后解下自己的印綬,掛在督郵的頸子上,揚長而去。歷史上的劉備原本號稱“梟雄”,性格剛毅,此時又年輕氣盛,受到欺辱時自然不愿忍氣吞聲,這樣做也并不奇怪。但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為了把劉備塑造為理想的“明君”,便把此事移到張飛頭上,這樣既不損害劉備“寬仁長厚”的形象,又有利于突出張飛性如烈火、嫉惡如仇的性格特征,可謂一舉兩得。本文第一部分剖析的劉備梟雄性格的四個主要特點,《演義》著重表現了其堅忍不拔的毅力,對其機變權略也有所表現,這里不作詳論。如此安排,自然是為了有利于突出劉備的“明君”形象,但也存在兩個明顯的弊病:其一,強此弱彼,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其二,過分淡化劉備的梟雄色彩,無形中降低了劉備作為劉蜀集團領袖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使這位歷盡艱辛的開國明君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
     三、多重視角,成功形象
     長期以來,對《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研究者的批評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主要有兩種意見。我們不妨對此略加討論。
     批評之一:“形象蒼白”。不止一位學者認為,劉備形象的血肉不夠豐滿,個性化特征不強,顯得比較蒼白。確實,與諸葛亮、關羽、張飛、趙云等劉蜀集團的主要人物形象相比,劉備形象是給人比較單薄的印象。其中原因,大致有這樣幾點:
     其一,作為一位“明君”,盡管《三國演義》對劉備的描寫大多以史籍記載為基礎;但從上面的論述已經可以看到,在“仁德愛民”與“尊賢禮士”兩大特征中,其“仁德愛民”的歷史依據和生活依據其實還相當有限。這就是說,對于廣大的普通民眾而言,劉備的“愛民”,更多的是一種愿望,一面旗幟,甚至是一種姿態,一個口號,而實實在在的行動,真真切切的利益卻并不太多。算一算劉備的生活年表便可知道,他一生戎馬倥傯,東奔西走:赤壁大戰前,接連不斷地征戰,接二連三地挫敗,一次又一次地寄人籬下,他基本上沒有真正擁有一塊鞏固的地盤。赤壁大戰后,建安十四年(209)始稱荊州牧,擁有江南四郡,十六年(211)便領兵入蜀;建安十七年(212)借故進攻劉璋,經過兩年征戰,建安十九年(214)才平定益州,二十年(215)便與孫權爭荊州,二十二年(217)又與曹操爭奪漢中;建安二十四年(219)夏據有漢中,但不久便失去荊州,損失頭號大將關羽和大批精兵;章武元年(221)四月才稱帝,七月便率軍伐吳,次年遭到慘敗,再過一年病卒。可以說,他實在沒有多少機會去實踐“仁德愛民”的主張。再進一步說,即使他有足夠的機會,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其“愛民”也只能是統治手段而非最終目的,不可能真正達到普通百姓的期望。通俗文藝作家對此缺乏深切的感受,自然難以在小說中把劉備的愛民寫得足夠生動感人。
     其二,眾所周知,《三國演義》的真正主角是諸葛亮。除此之外,在劉蜀集團諸人物中,作者花費筆墨最多的乃是關羽。至于劉備,雖系劉蜀集團的領袖,卻主要是承擔“明君”的道義責任,而少有富于個性的言行舉止。這樣的劉備形象,不能不在相當程度上給人以“扁平”的感覺。
     其三,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作者有意強化劉備的明君形象,淡化其梟雄色彩,不僅損害了人物形象的豐富性,而且降低了他在劉蜀集團中的實際地位,使他少了幾分英雄之氣,卻多了幾分平庸之感。這樣,要想把劉備形象塑造得象諸葛亮、關羽、張飛那樣活靈活現,就難乎其難了。
     應該說,羅貫中在塑造劉備形象時,因過于追求理想化的明君形象而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藝術的辯證法,結果欲益反損,人物性格的獨特性和豐富性未能充分彰顯。
     不過,換一個角度來看,在缺乏足夠的藝術積累的情況下,羅貫中能把劉備形象寫到如此程度,已屬難能可貴。只要把《三國演義》中的劉備與三國戲、《三國志平話》中的劉備加以比較,便應該肯定羅貫中的努力是基本成功的。
     批評之二,“長厚似偽”。持此看法者不少,影響也很大,對此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呢?
     其一,目的與手段、功利追求與道德向往的矛盾,使劉備難以避免“似偽”之舉。作為一代英杰,在天下大亂,群雄并起之際,劉備要想興復漢室,統一全國,而又不可能指望所有的割據者都像陶謙那樣以禮相讓,就只能奪取版圖于他人之手。既要奪取,機巧權謀都是少不了的。試以取益州為例。早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就制定了“跨有荊、益”,伺機兩路北伐的戰略方針①,這關系到劉備集團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奮斗目標。而在占據荊州之后,劉備對是否奪取益州曾經有過疑慮:　　
     (龐)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后,報之以義,封為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被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
     事情很清楚:劉備要么坐守荊州,不再進取;要么入主益州,取而代之。而如果益州被他人(例如曹操)所取,那對劉備集團將是大大不利。所以劉備采納了龐統的意見。而在益州真正奪到手時,面對劉璋這位軟弱無能而心地還算仁厚的同宗兄弟,劉備不可能毫無內疚。“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第65回)這正反映了政治領袖人物在尖銳復雜的斗爭中常有的矛盾心態。為了爭取人心,他們可以愛民,可以敬賢,卻不可能對競爭對手處處“長厚”。這里無法完全避免詐偽,但如果一概斥為“詐偽”,就未免太偏激了。
其二,《演義》對劉備愛民的描寫,確有過頭失真之處。如第41回寫劉備攜民渡江,見百姓扶老攜幼,哭聲不絕,劉備不禁大慟,這是合乎情理的,與他后來甘冒生命危險也不拋棄百姓的行為是一致的。但作品緊接著寫他“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這就太過頭了,反而顯得不真實。作者一心想美化劉備,但夸張過分,卻反而造成了“似偽”的不良效果。
     其三,《演義》第42回寫趙云將冒死救回的阿斗交到劉備手中,“玄德接過,擲之于地曰:‘為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后人對此時有譏刺,民間甚至有“劉備摔阿斗———收買人心”的俗語,似乎這也是詐偽。其實,在古代爭奪天下的政治人物心目中,心腹大將有時似乎比妻子更重要。《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明確記載,在遭受當陽之敗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云等數十騎走”。《演義》的描寫,可以說是這一史實的自然延伸。古今政治道德觀念有異,亂世英雄與普通百姓的選擇不同,對此不宜作簡單化的負面理解。
     其四,對于劉備臨終托孤于諸葛亮之舉,《演義》第85回在史實的基礎上,寫得頗為動情。我在前面已經對史實作過分析,這里不再贅述。如果把這視為“詐偽”,不僅沒有貶低了劉備,而且也損害了諸葛亮的形象,我認為是不應該的。
     此外,“疑似之跡,不可不察”。《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其言行確有“似偽”之處;但從形象的整體來說,其“長厚”大體上還是真實可信的,是其形象的基調,“不是偽”。
     結論是:綜觀中國小說史,在眾多的國君形象,尤其是開國之君形象中,《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后來絕大多數同類形象難以企及的。因此,盡管他還不是充分典型化的,但仍是一個比較成功的、獨具特色的藝術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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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磊《三國演義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
3．魏得良《中國古代名人小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李吾《中國小說史漫稿》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付明林等《談〈五丈原沉思〉有感》赤壁報2002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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