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生命之門----當代女性小說話語淺探

本論文在中文系文學論文欄目，由論文格式網整理,轉載請注明來源www.donglienglish.cn,更多論文,請點論文格式范文查看打開生命之門----當代女性小說話語淺探
一、引言
從80年代中晚期起,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一種有別于通常以男性視角和立場去觀察和描寫生活的女性文學以其獨特的身姿悄然出現于中國文壇,并引發了文壇上關于女性文學的種種熱烈的討論。
什么是“女性文學”?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大概有三種：一是女作家的作品；二是所有關于婦女題材的作品；三是女作家表現婦女自身的作品。本文對女性文學的基本定義，選取第三種說法。更具體的說，是指由女性寫作的具備較鮮明或成熟女性意識的女性文本。
何為女性意識？評論家譚湘認為：“女性意識含文學和文化兩個層面。就文學層面講，應當是自覺的獨有的女性視角、女性經驗、認識和體驗的語言范式；就文化層面講，應當是以‘非暴力’、‘同情感’、‘平等和諧意識’等為主要標志的女性特征、對抗和解釋以父權制為主要標志的傳統男性霸權文化，建構男女兩性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諧.進步’的社會文化模式之意義和追求。”
兩性關系是人類諸關系中最悠久的基本關系，它貫穿于人類歷史的全過程，同人類歷史相始終，從人類誕生起就有男女之分，男女相互依存、結合，是得以生存、繁衍、發展的根本保證。兩性關系就產生的原初狀態來說，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的自然關系，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基于生存、發展這一生物進化的基本規律形成的。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違背了這種自然的兩性平等協調的關系。自從父權制社會以來，便朝著性別統治、性別依附的方向發展，出現了漫長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兩性關系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女性成為臣服于父權統治之下的一個被統治被規定被掩蓋和被言說的性別，她們無從言說，男性掌握著全部話語的創造權和解釋權，為女性制定了一整套強制性的規定和命名，成為生而為女人者必須終生恪守的天條戒律。中外歷史典籍和神話傳說中，充斥了大量專為女性的制定的行為道德規范，它們無不具有父權統治和男性中心意識的鮮明烙印。
正是由于父權制以來女性的被奴役被剝奪被壓抑，使一部文學史實際上成為男性文學史。“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封建父權意識形態受到了猛烈的沖擊，以冰心、廬隱、石評梅、馮沅君、袁昌英等為代表的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現代女作家群出現了。從此，中國女性登上了文壇，宣告她們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已不再緘默無語。4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歷史原因及自身發展局限，女性文學出現了一種停滯狀態,“基本上被淹沒于群體文學而成為一種中性文學”。
80年代以來，由于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思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各種現代思想和先鋒理論被介紹和運用。其中西方女性主義及其文學理論被及其文學理論的引進，對我國的女性文學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時候的女性作家，不再沖動盲目地融入社會主流中，女性話語也不再過多地被政治與意識形態所糾纏，她們開始站在全新的角度思考女性問題，從歷史的、現實的場景中抽身返回，回到對生命，對自然的本真體悟上去，以自己的身體與經驗作為審美感知的原點。
在本文中，我將從生命化這一角度，探討從80年代到90年代這一階段的女性小說的話語內涵，以尋求女性文學話語的存在歷史意義。
二、生命原欲的躁動
人跟所有動物一樣是一種生命的存在，也是一種生命的過程。生命本身具有諸多屬性，比如，它有生有死，它總處于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它不但有謀生的沖動，還有繁衍后代的性的沖動。人的生命不但有不斷發育的顯意識，還有不斷流動的潛意識等等。人雖為萬物之靈，是最高級的動物和社會化的動物，但它身上仍然存在動物性和動物的生命本能。古人說：“食色，性也”，即是古人對于人的本能的一種認識。
我國由于封建社會的長期存在，在這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下，封建禮教一方面體現為文明的漸進，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對于人性的一種壓抑，對于人的生命本能的一種束縛與鉗制。這種壓抑與束縛對于女性尤為嚴厲。在以詩取士的唐代，《女論語》規定女性“莫縱歌詞，恐他淫污”。明清之際更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涉性更缺德，“失體面”，“失體統”，倍受男性權利為中心的文化壓抑。“五四”以后，女性文學對性偶有涉筆，蘇青、張愛玲等女性企圖顛覆傳統道德文章對性的禁忌。蘇青曾膽敢重新標點圣人之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她的小說展示了文本中女性真實境況本身驚駭的力量。在當代文學中，出于一種偏見，不僅性愛描寫成為禁區，就是情愛描寫也常被斥為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而受到監督。到十年浩劫時期，對文化，對文學藝術的全面專政，禁情、禁性主義達到極點，生命原始欲望被禁錮在男權社會所制造的話語之下。因此，進入新時期，人們對于過去那文學的不滿，必然要發展為對文學作為人學的歷史傳統的恢復。新時期之初，人道主義的復蘇，人性，人情成為許多作家著力描寫的內容，這實際上已啟開“生命意識”的覺醒之門。
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娓娓動聽地向人們敘述了一則溫柔而傷感的愛情故事：女作家鐘雨與老干部之間一場可望而不可及的刻骨銘心的愛。在這部小說里，作家推崇一種純潔的、理想的精神戀愛，苦戀的男女主人公連一次手都沒有握過，僅有過一次在毫無詩意的初春的夜晚彼此離得很遠的默默的散步；他們相約要彼此忘記，懷著恐懼躲避“我愛你”的情不自禁的發抒。張潔在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關系中排除了一切世俗的，物質的因素，其中包括性因素。這樣，在男女主人公之間，就只剩下了純粹的精神吸引和精神傾慕。這場性靈之戀被作家描寫得如歌如泣。在為男女主人公灑下同情之淚的同時，我們也不禁產生疑問：這場感情屬于愛情嗎？我們知道，愛情之所以不同于友誼，就在于愛情是以兩性間的性吸引為自然的、物質的基礎，而友誼則無需這一基礎。一個有著豐富精神世界的人在其一生中會遇到不少能夠在精神上吸引他，使他傾心的人，這些人可能是同性，也可能是異性。他們可以成為知己、摯友，卻不一定能夠成為戀人。既然鐘雨和老干部之間的感情關系屬于愛情范疇，就必然具有性吸引的成分，而作者卻有意無意地疏漏了這方面的內容。我們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對自己欲望的苦苦壓抑。在此，張潔所理解的愛，是一種信仰，在靈與肉、愛情與婚姻的兩難中，通過對肉體的超越與否定來獲得女性的救贖。從這個意義而言，張潔所構建的仍是一種禁欲的愛情理想，她強調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對于人的強調和對于“性”的回避，使張潔在敘述策略上只能是男性話語的翻版。小說體現出80年代初女性寫作在男性話語引力場中艱難跋涉的具體情形。
到了王安億的“三戀”，則打碎了這種禁欲的愛情理想，開始涉入女性欲望領域，敢于從自然層面以女性之軀去體驗感情，認識世界。這種體驗，作家是以情欲作為楔入點的。
《荒山之戀》與《錦繡山之戀》兩篇作品中，描寫了兩個已婚女性的境遇，探究她們內心的隱秘活動。《荒山之戀》里金谷巷那個美麗、任性、高傲的女孩子“她”，征服了她的丈夫，也被她的丈夫所征服，不能說他們的結合有什么不般配的，然而，她后來遇上了一個與她丈夫氣質完全相反的、其貌不揚的柔弱凄清的男子，由無心到有意，由漫不經心到弄假成真，“她覺出自己的靈魂和欲念的極深處的沉睡，被攪亂了”，憑著她好奇任性的天性，“她要任其下去，看看究竟有什么樣的事情發生。這里有一股冒險的意味，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色彩，她害怕得戰栗，又快樂得戰栗。”，也許作家要探索的是人的好奇求異、偷吃禁果的天性，要表現情愛、性愛中那種不可解釋的偶然性的驅使和決定，冥冥之中的本能的巨大力量。“也許這一切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理由十分簡單，那就是在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地方，遇到了這樣一個人，正與她此時此地的心情偶合了。她原來是自己動了自己的心。”這雖然有著抽象的人性意義，但還是打上這個時代的印記，在這樣一個到處充滿著騷動的現實氛圍中，生命本能的欲望如同久旱遇春雨的種子，無法不萌動。《錦繡谷之戀》里的“她”，同樣是一個已婚的少婦，然而，夫妻間的一切都已經失去了新鮮與激動，彼此在對方的眼里已經沒有任何神秘，一切都了如指掌，一覽無余，熟悉得令人厭倦，婚姻生活原來竟是如此地乏味。于是，她常常莫名其妙的發火，煩躁不堪，脾氣敗壞。一次出差的機會，一種環境的改變，她有了新的感受，有了莫名其妙的期待，她的身體里、心靈里便涌起了新的激情，于是冥冥之中就像事先安排好了一樣遇到了“他”。“她覺著自己身體里和頭腦里，有著什么東西被喚醒了，如一股活水，源源流淌，她真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溫柔羞澀，優雅活潑。她進入了熱戀，她的生命放出了奇光異彩，真實得如同幻覺一樣，令她目迷神醉，心旌搖蕩。一次“外遇”，也是一次自我發現，一次自我更新，一次生命的發揮，而一旦回到終日廝守的家，她愈發焦躁，愈發煩亂，她在焦躁中期待，在煩亂中渴望，她再也無法安寧和平靜。這種精神上的焦躁正源于生命深處的躁動。因為這躁動，《小城之戀》中的男女主人公也同樣陷于生命的苦悶與饑渴中，內心不寧的情欲不斷膨脹、燒灼與被抑制，又喜怒無常地互為虐待折磨、切齒怨懟地而陷入一種狂熱的迷亂，心中交織著饑渴與恐懼的靈肉痛苦。
在“三戀”中，王安憶淡化了社會背景，淡化了人際關系，男人和女人作為性角色出場，通過他們的行為命運探討“性”在人身上的表現形態，探討“性”對于人的作用，揭示了種種不可理喻而又不可抗拒的存在。通過這些作品，王安憶充分探入了人的內心深處，揭示了處于生命欲望的騷亂，及生命本能冥冥之中對人的精神操縱和行為支配。這種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態度開創了新文學題材，并從自然層面上供給女性尋找自我、發現自我和建立女性話語的機遇。
如果說王安憶在呈現女性性愛意識并探詢女性生命世界的文本敘述中，更多的是直接面對性愛意識本身，著重刻劃性愛心理，欲望滋長，那么，同樣是以性愛角度來揭示女人的鐵凝則更偏重于展現在性意識被壓抑扭曲或放縱宣泄下，女性生命所受的戕害以及女性存在的歷史扭曲。
三、生命本相的善與惡
鐵凝的長篇小說《玫瑰門》的問世，對于人的認識，從生命的意義上又推進了一步。歷史中的人與人的歷史在這里水乳交融、互為體現，既可說通過人的生命形式檢視歷史是非，也可說通過歷史軌跡映現出人的生命形態。
《玫瑰門》的結構核心是司猗紋的生命過程。司掎紋是一個生命個性強悍而命運多褰的穿越新舊兩個社會時期的既普通又非凡的女性。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迫使她放棄愛情，違心地嫁入門當戶對的莊家。但她的屈從沒有給她帶來僥幸的幸福，婚姻讓她從此開始了煉獄般的生活。丈夫莊紹儉對司猗紋極盡侮辱，蔑視，他尋花問柳，吃喝嫖賭。司猗紋在莊家備受折磨、煎熬。但司猗紋亦非逆來順受的女人，這種婚姻遭遇使她不得不獨立支撐著頹敗中的莊家門面，又使她生出對社會、對命運挑戰和報復的惡意和毒辣。治好莊紹檢帶給她的性病后，司猗紋以一場慟哭結束了她倍受煎熬的前40年。在文革中，司猗紋喪失了生活的主動權，擺脫街道主任羅大媽一家的監視和欺凌，取得羅大媽的徹底認同成了她的生活目標。在交房子，交家具，百般討好仍遭白眼后，司猗紋想出了一個惡毒的陰謀：故意暴露寡居兒媳竹西同羅家大兒子的奸情以威脅羅大媽，她甚至不惜把自己未成年的外孫女蘇眉派去充當捉奸的先鋒。司猗紋憑著她非凡的精明，也憑著她變態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性，終于從富家少奶奶搖身一變，成了革命群眾的一員。
在司猗紋形象的塑造中，鐵凝大膽地引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性愛觀念，又巧妙地把傳統道德的善與惡都交織在司猗紋身上，逼近原生狀態地揭露了她變態的性心理及其隱形文化價格中的道德虛無主義和自瀆傾向。
另一個與司猗紋相提并論的女性形象是姑爸。姑爸的不幸源于她的面相。新婚之夜，新郎被她奇大無比的男性一樣的下巴嚇得逃之夭夭。從此，斷送了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全部需要，導致了她的變態與獨處。她不理人事，不畏人言，將全部的要求都寄托于她豢養的那只“男”貓身上，與貓為伍，離群索居，直至悲慘地死去。
無論是司猗紋還是姑爸，無不表現出生命扭曲、人性變態而又無不始于她們各自不幸的婚姻命運，使她們作為女人的正當的生命需要在生理上受到阻滯和挫折，才有了種種奔突和畸復。司猗紋的生命能量轉化為邪惡陰毒的發泄報復或虛偽成性的表演，姑爸的生命需要則轉化為自我封閉的獨守或性角色的錯誤。《玫瑰門》從歷史的演變中表現了這樣一種女性的生命形態。
在直面女性生命的描述中，鐵凝以審丑的眼光捕獲了一個個惡女形象，同時也以審美的眼光，勾勒了一些被生命召喚與自然共鳴的“原始母親狀態”女性。
麥秸垛中的大芝娘,堅強寬容,以德抱怨,但命運多舛,坎坷不幸。大芝娘是一個十足母性的象征，她對背叛自己的丈夫無任何怨恨之心，離婚后仍與他要個女兒，并在災年接濟丈夫一家。失去女兒大芝后，她雖傷心絕望，仍舊將母愛分灑給無娘的五星和孤立的沈小鳳后，鐵凝將“某種樸素傳統的女性生存”呈現的同時也呈現了一顆寧靜單純，圣潔的心靈。由此可知，一個沒有文化，沒有突出女性意識的農婦，同樣能以一種拙樸自然的方式來找到自己對女人、妻子、母親等性別角色的確認。但大芝娘離婚后的結局是抱著一只“又大又滿”的枕頭度過一個個茫茫黑夜，這畢竟是女人的悲劇，殘酷的現實使一個平凡的女子內心深處的過實實在在、充實幸福的日子的生命愿望都落空了。
步大芝娘后塵的是念過書的知青沈小鳳，她死死愛著膩味她的陸野明，自愿獻身與他，并想要個孩子。她們在母愛強有力的支撐下，對性愛表現了一以貫之的專一。大芝娘和沈小鳳是真實自然的，但她們在依靠男人、敬仰男人中生活，她們對男性世界有著強烈的依附和膜拜心理，而這恰恰是導致她們不可逆轉的命運悲劇的根源。
“兩性關系不平等，其原因無外乎兩方面，一是在父權制社會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性愛意識，二是帶有體現男性中心價值觀念的包括倫理道德和各種制度在內的現實規范。”正是兩性關系的不平等，使中國婦女的女性自主意識受到壓抑、扭曲和變形。無論是惡女司猗紋、姑爸還是充滿母性的芝大娘，無論她們是在怎樣的政治風云變幻中，其同樣的悲劇命運“輪回”于任何一個歷史階段。因而鐵凝小說的意義在于，開始站在人性的立場上，從父權制的根本上分析女性的悲劇是政治的性別悲劇，開始從歷史、文化的根源中解讀女性的命運。尤其是在《玫瑰門》中通過描寫司猗紋這一惡女形象完成了自古以來男性權威社會施于母親的無數謊言、虛構與話語的解構，這對此前的女性小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四、生命的自我體現
當代女性小說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最初，隨著人的解放出現的女性文學，表達社會理想和對一種新人際關系的渴望，這和男性寫作基本一致。如戴厚英的《人啊人》，張潔的《方舟》是女性寫作第二個階段的起點，也是20世紀晚期中國女性文學的真正起點，婦女解放問題從人的解放問題中抽離出來，婦女問題從此成為女性寫作探索的重點。第三個階段，是90年代初并活躍至今的真正個人化女性話語時期，以陳染和林白為主要代表。
在前兩個發展階段中，女性小說中的主人公大都處在與現實的摩擦與抵觸中，苦苦追問：我該何處去，我該站在哪個位置，我要什么。大多數文本對女性事業與家庭、自我與愛情等諸種問題進行探討，使得女性逐步認清自己的處境，即在愛情中自我迷失，在事業里自我異化，在性愛中自我升華或惡化。這個階段只能呈現這些問題及由此而生的失落痛苦，卻無法提供任何解救的路徑。因為，女人是無名的存在，是不可言說的。她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誰，從而也就無法回答我要去哪里。女性倘若沒有文化意義的真切解放，其解放是淺層次的，是不徹底的。90年代的女性主義作家意識到這一點，開始通過解構男性形象所承載的文化的虛構，作為開始尋找自我的前提。
陳染的《私人生活》以主人公自身的女性經驗和隱秘的內心生活為視角，講述了一個女孩在成長為一個女人的過程中不尋常的經歷和體驗。女主人公倪拗拗在一特殊的生活背景中長大，從小缺乏父愛，有著“不怎么合群的別扭天性”，不能融入集體，和女鄰居禾寡婦之間有著溫情而曖昧不清的奇特關系，和班主任T先生有著對抗的緊張關系。后來，她終于與大學同學尹楠建立了戀愛關系，可是突然而降的生活風波和事故，使她幾乎是同時失去了母親、禾寡婦和她的戀人。在悲痛中，她成了“幽閉癥患者”，拒絕面對現實。最后，她終于戰勝了自己，在滿目瘡痍的精神創傷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女人。
作品中的倪拗拗自小就性格沉默，思維獨特，她把自己的胳膊和腿分別起名“不小姐”和“是小姐”，和她們進行思想交流。由于父親的暴戾，和后來父母的離異，她從小對男人就沒有好感，班主任T先生的故意刁難和虐待更加深了她對男人的恐懼和厭惡。而女鄰居禾寡婦“那逸麗、嫵媚的五官和儀姿”，“悠閑從容的韻律”和“清馨、優雅，一種來自高貴的頹廢”對倪拗拗乖戾的性格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能使她感到踏實和寧靜，這個女人“身體內部始終燃燒著一股強大的自毀滅的力量”又使她產生一種憐惜與依戀的感情。對禾寡婦的依戀更確切地說是對男性世界的逃離,對母愛的迷戀,對自己的迷戀。因為“禾才是屬于我內心的一座用鏡子做的房子，我在其中無論從哪一個角度,都可以照見自己”。即使在T的狂熱追求下莫名其妙地委身于這個她一直仇恨的男人時，她也是“處在一種矛盾的情感中”，“她更喜愛的是那一種快感而不是眼前這個”。她更喜愛的是自己。因而，在后來的戀人尹楠離開她時，在她出現的幻覺中，她發現“那個人也并不是尹楠。那個大鳥一樣翱翔的人，原來是我自己”！當所有親近的人都離她而去之后，她覺得自己“已經不再需要交談，已厭倦大都市的喧嘩嘈雜，那些嗡嗡聲像一群看不見的蒼蠅 ”，而“我恰恰不相信這種嗡嗡聲但個人的力量如此渺小，我無法拍死‘蒼蠅們’，只能遠遠地躲開它們”。她成為“幽閉癥者”，把自己關在房里，躲在浴缸里，沉思默想，自戀自慰，成為“一個殘缺的時代里的殘缺的人”。
這部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女人的成長史，但已看不到男性話語所謂“宏大敘述”，瑣碎平庸的“日常生活”取代了“改革”、“啟蒙”和“文化”之類的“宏大目標”，“個人”、“私人”一類的字眼，取代“社會”、“人民”和“政治”，成為修飾寫作的主要詞匯。作家關注的是女性的“個人成長史”，是一個女人在她成長歷程中的內心召喚和隱秘體驗，而非某一類女性的存在狀況或人生困境。我們也感受不到主人公的政治熱情，對公眾的關心，她遠離政治和社會中心的生存空間，“喃喃敘述”自己對生命的體驗和欲望。在作品中，外部世界在女性成長中只是因素，是背景，女主人公生活在豐富、敏感但封閉的內心世界，外部世界的記憶在她的創作中是支離破碎的。她不再過多做女性自我與社會的矛盾、摩擦的描寫，也不再對“是超越還是回歸”這問題做無謂的糾纏。孤獨、逃離、抑郁、自省自戀成為她們自然流暢的生命體驗，而不再是在具體困境中產生的困惑。正因為如此，這部小說的封面標上了“私小說”這三個字，作家也稱自己的作品是“超道德”和“超性別”的。
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更能體現出她對個人化女性經驗世界營構的匠心。小說以女性主體成長為核心，編織出女性與自身、女性與世界、女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之間的網狀關系，這一網狀關系疏密以女性經驗的變化為軸心。這里沒有一般自傳體小說的重大社會環境敘寫，沒有重大社會事件介入，也沒有一般自傳體小說的成長楷模、范式，有的只是女性的自我認識、自我感知、自我欲求、自我選擇，小說再現了處于社會政治邊緣的女性的成長史，是一部經驗積累、自我積累和自我調整，認識自身而后認識世界的“特殊存在史”。小說主人公多米自幼喪父，從醫的母親經常不在身邊，因此可說是在“父權”缺席的空隙成長起來的，一個真正自生自長的女性主體。女性欲望的方方面面在小說中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刻化，身為女孩的自我軀體認識，對于生育和死亡的天然關注和恐懼，對于自然外物的探求，對于自我實現的追求，對于愛的渴求，總之，一個女人，也就是一個人，她的希望和絕望、她的愛和恨她的生命就是她的欲求的總和。《一個人的戰爭》還是一部反道德意義的女性寫作，從根本上就是絕對的女性文本，它強調一個人的戰爭就是生命就是存在的一切。這是一支女性欲望的悲歌。
陳染、林白等人執著于自我辯析與宣泄，以坦白直率的女性話語表達個人的經驗，標志著歷史主體的變異和寫作立場的位移。她們試圖沖破傳統女性軀體修辭學的各種枷鎖，以女性話語的“欲望之流”超越現存的語言秩序和文化秩序，對男性正統寫作構成一次卓有成效的挑戰。正如林白所言：“個人化寫作是一種真正生命的涌動，是個人的感性與智性、記憶與想象、心靈與身體的飛翔與踴躍，在這種飛翔中真正的、本質的人獲得前所未有的解放”。
五、結語
中國研究女性文學的劉思謙教授曾指出中國大陸的女性文學經歷了“人－女人－個人”三個層面的發展，即從“五四”一代女作家發出“女人也是人”的呼喊，到“文革”后張辛欣、張潔們表現“做女人難”的主題再到陳染、林白們發出個人立場的話語，走過了一個完整的發展階段。盡管由于歷史、社會、作家個人思想、認識的差異，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即都力圖擺脫幾千年來男權社會對女性欲望的壓制力圖從男性話語中掙脫，體現作為一個女人的生命價值。
在張潔的筆下，強調的女人是人而不是“性”，“女人”作為中心價值其社會社會價值成為作者表達重心。因而，鐘雨（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只能在除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外對其他性關系施行禁忌的文明性道德的壓抑之下，度過痛苦的人生。而鐘雨的純情在某種意義是文明性道德巨大壓抑的產物，它昭示出的是愛的心靈價值。王安億的《小城之戀》中的女主人公經過熱烈情欲的騷動洗禮后，在母性的皈依中圣化自己，達到了對男人、對自我的超越。同樣，大芝娘和沈小鳳（鐵凝：《麥秸垛》）在遭到拋棄之后，只能這用生育來證實自己作為人妻的價值。這是一個悲劇，卻深入地觸及了女性意識中生命本能和社會文化積淀的影響。如果說在探討女性生命本能、追求女性價值的道路上張潔們還顯得有點小心翼翼的話，到了陳染、林白等人的作品里，則表現得更為痛快淋漓。她們無所顧忌地敞開了女性隱秘的內心世界，以純粹的女性視角和體驗向世人言說著她們自己的故事，在對男權文化的解構中宣告作為一個女人存在的價值。
女性寫作的“生命化”有其歷史、文化、社會的根源。法國女權主義理論家西蒙.德.波伏娃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變為女人的。”女人在強大的男權文化的統治與庶蔽中，也逐漸地將這種外在的強制規定內在化、心理化，從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會為她規定的角色。女性小說話語的探索，就在于糾正歷史形成的這種帶有深刻文化烙印的性別歧視與女性的自我屏蔽，而不僅僅是男性話語的顛覆、解構，尋求雙性和諧才是女性小說發展的最后歸宿。
注釋：
①《女性》,譚湘,陜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 2 版..
②《文學評論》,《中國現代作家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年第 5 版.
③《玫瑰門》,鐵凝,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 6 版..
④《麥秸垛》,鐵凝,中國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 8 版.
⑤《麥秸垛》,鐵凝,中國人事出版社,1989年第 12 版
⑥《一個人的戰爭》,林白,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年第9版
參考文獻：
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93年 5 月第 12 —18期.
天津師大大學報, 1990 年 2 月第 58—62期.
寶雞教育學院學刊, 2001 年第 43—44期.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6 年 8 月第 3 期.
杭州大學學報,1994 年 12月第 158—163期.

上一篇：淺談＂意象＂與＂意境＂的區別

下一篇：解讀《傷逝》中的悲劇愛情

Tags：打開生命 ---- 當代女性小說話語

【收藏】【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