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研究的核心議題

文學史研究的核心議題
摘要：文學史有兩條敘史線索：文學線索與思想線索。前者指文學發展的自然脈絡，后者則指架構文學線索的思想框架。在文學史研究中，思想線索有幾種基本模式，如原型模式、進化模式、規范化——反撥模式和綜合模式。思想線索對于文學史的整合作用，具體地在作品的主題、文體、發展規律和作品內蘊等方面的闡釋中體現出來。思想線索的問題，應作為文學史研究的核心議題來認識。
關鍵詞：文學史  思想線索  述史模式

 一、兩條敘史線索的提出：文學線索和思想線索
 文學史在描述文學發展演進的過程時，有著一條文學的線索，先有什么樣的文學，又有什么文學，然后又影響了什么文學，等等，總有一個大致的脈絡。應該說，文學線索是客觀存在的。問題在于，在表層的文學線索的背后，還有著一種支配文學線索展示角度的思想線索，它帶有主觀色彩，同時也較為隱伏。
 譬如，在中國詩歌史上，有一個格律詩即律詩、絕句的興起，后來又演變出同樣講求格律，但句式可以參差不齊的詞牌、曲牌詩體的過程，這就是所謂“詩降而為詞，詞降而為曲。”這幾種詩體的產生年代有先后之分，但后一種詩體產生后，前一種詩體也并未廢棄，實際上在人們日常的寫作和閱讀中，詩、詞、曲這三種詩體又構成了共時性的系列。對這三種詩體的差異，當時的人們已普遍意識到了并不只是文體形式上的差異，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們的美學傾向已多少有不同。但對這一不同又該如何評價呢？南宋著名詩人陸游認為，詞是詩人已不能寫出閎妙渾厚的詩作時的逃遁，它“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就是說，陸游將詞看做是六朝時盛行的宮庭詩、艷情詩一類缺乏大氣的詩作的翻版。而清代的朱彝尊則并不茍同此見解，他認為：
 詞雖小技，昔通儒巨公往往為之，蓋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愈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
在朱氏看來，詞作看起來是閨房兒女之言，缺乏詩的氣勢，但這只是表面的，它類似于屈原的詩作以“香草美人”來抒寫人生情懷的曲筆，在兒女之言的背后有可以品味的寄托。那么，在“詩降而為詞”的文學線索展開的同時，就又引出了一個思想評價的線索。
 可以說，思想評價的線索除了在直接的評價上產生作用外，它還可以成為組織文學線索，從而也就是文學史線索的核心的力量。在杰姆遜對現實主義文學的見解中，他提出“在西方人們一般認為根本不存在現實主義這回事，現實主義只是一系列視覺幻象，現實主義手法完全是一種技巧。”他這里說的并不是否認有一種被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而是說現實主義文學的那種“向自然舉起一面鏡子”的認定是不可能的、不真實的。杰姆遜指出，“現實主義的力量來自對于一個舊敘事范式的取消。傳統的故事中有各種價值觀，人們都相信這些故事，并且以為生活就是這樣的，而現實主義的小說家就是要證明現實其實不象這些書所說的那樣。這樣，現實主義小說家便可以說是改寫了舊的故事。”杰姆遜這一見解對于中國來說是有些陌生的，因為平時我們所理解的現實主義恰恰就是他所非議的那種觀點。
 其實，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兩種見解都是可以用于文學史的思想線索的。如我們都承認魯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家，他的小說《祝福》所寫的祥林嫂的故事是一個杰出的現實主義文本。如果從寫實的角度來看，《祝福》的意義在于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廣大勞動婦女的生活現實。而從改寫舊的故事、批判舊有價值觀的角度來看，《祝福》的意義就在于，它使過去的關于婦女做一個賢妻良母就是她的生活出路的信條破滅了，甚至可以說祥林嫂的悲劇成因中，有相當成分就是由于她恪守的婦道原則所致，從而顯示出小說的批判性。在這里，魯迅先生寫了一部小說《祝福》，它是文學線索；而在對該小說的定位和描述上，則體現出一種思想上的線索。
 文學史論著的思想線索是揭示所述文學的思想性的基本框架。可以說，文學史的兩條線索中，文學線索是提出文學是什么，即它由誰創作，寫于何時，寫作意圖如何，有何種反響等，主要是一種提供材料的性質；而思想線索則是解決文學如何，即應怎樣來看它，這種觀察角度的依據和意義是什么，等等，主要是架構，使用文學線索提供的材料。思想線索不能提供新的文學是什么的材料，但它可以建構出材料的意義。以一個例子來看，在中國文學史上，鴉片戰爭后到五四一段是近代文學，五四以后到建國時是現代文學，建國以來的４０多年則是當代文學，當代文學又可以將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會為界，將后一段劃為新時期文學。這一分期法同中國的政治史是吻合的，實際上它就是從政治的角度來切入文學的結果。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對最近一百多年來的政治變遷的反映。而有些學者則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一個“二十世紀”就涵括了整個現代、當代文學，并旁涉到一部分近代文學。這一概念包含了與前者不同的含義，“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從這個世紀性的分期范圍來看，在各個具體時期的文學的具體表現就退到次要地位，而中國在加入到世界發展總格局中所經歷的種種陣痛就突出了。它除了也反映政治上的內容外，同時還反映了中國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同現代世界文化的對話、碰撞中所開始的一個轉型過程。
 文學史有兩條線索，上所述我們已有了一個基本的說明。那么接下來我們應仔細考察這兩條線索在文學史中的關系如何，更確切地說，是要考察思想線索如何與文學線索結合的問題。
 二、思想線索在史料整合中的幾種基本模式
 文學史的思想線索包含有對所述作家、作品的評價、說明等方面。這些不是由文學史對象本身就表征出的，它體現了撰史者自己的或轉述的某種思想見解；同時，思想線索又不僅僅是對具體作家、作品的評價、說明上，因為這些具體的問題在文學史中不過是一個個“點”，并不是形成線索本身的東西。因此，文學史的思想線索在根本意義上涉及到歷史的和哲學的觀念，也就是說它涉及到可以相對脫離材料本身上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框架。
 在此可先引述一段柯林武德的歷史觀。他說：“歷史知識就是以思想作為其固定的對象的，那不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維這一行動的本身。”柯氏的歷史觀也就是“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其偏頗處在他把歷史學的材料給遺忘了，他只看到了記述歷史有表達思想的一面，過分貶低了史實的作用，并把重視材料的工作譏稱為“剪刀加漿糊”的工作方式。撇開偏頗的一面，這一觀點也有其深刻的洞見性。他曾舉例說，一次大地震造成了幾萬人的死亡，這只是自然事件，其間沒有什么思想可言；而一次戰爭造成了幾萬人的死亡，則就是社會的事件。戰爭是人為的，有一個戰爭動機，戰爭所想達致的目標等意識在行為的背后起著作用，描寫它時就必須涉及到展示這些思想并針對這些思想，來表白撰史者思想的問題。記錄歷史上的地震，各種史著不會有太大差異；但記錄戰爭則會有不同敘述角度的差異。同理，對于文學事件的描述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即可有不同的思想線索。
 具體的思想線索在不同的撰史者那里會有不同狀況，可以說是百態紛呈；但在理論的、抽象的層次上來看則就較為簡單了。法國結構主義者茨維坦·托多洛夫曾總結出三類“文學史模式”，實際上也就是三類敘史思想線索的模式，即一是植物生長模式，認為每類文學都有一個產生、形成、發展、成熟，最后走向衰亡的過程；二是“萬花筒模式”，即假設文學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所構成，文學的發展史就是基本要素間重新組合的過程；第三條是“白天——黑夜”模式，即文學發展是由不同性質、甚至是對立的性質之間相互轉換的過程，往復循環。這三類模式在文學史論著中都有表現，但是各個時期有不同側重。他認為“在詩學歷史上，似乎有從‘有機’模式（一種文學形式的產生、發展、成熟、死亡）到‘辯證’模式（命題——反命題——綜合）的過渡。”應該說托多洛夫的上述概括是較有說服力的。在此我們可以借鑒他的觀點，提出另一類分類更為清晰的類別，它包括原型模式、進行模式、規范化——反撥模式以及綜合型模式。
 原型模式即注重文學原型在文學史發展中的延續和變異的模式。“原型”一詞在漢語中也有創作所依憑的原初形象的意思，如韓素云是電視劇《軍嫂》的原型，它相當于英語中的model，即模特兒。但這里的原型所對應的英語單詞是archetype，它是指“在文學評論中，一個原始的形象、性格或者模式在文學與思想中一再浮現，從而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或境界。”舉例來說，屈原在《離騷》一詩中寫過“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字面上是寫的婦女生活，其實是以之暗喻自己的生活處境。屈原這種以“香草美人”來象征性地表達不便于明言的男性世界生活的方式在后來成為了傳統。如曹植《美女篇》寫“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唐代朱慶馀在《宮中詞》寫“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并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前者是表達被長兄曹丕排擠的郁悶，后者則是說官場中流言的可懼。可以說，屈原開創的“香草美人”的模式就是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一個原型。從原型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學史上的血脈相傳的影響和后代的新的添加。總的說來，原型模式對于文學史是肯定它有變化，但又認為變化基本上是循壞式的。
進化模式是較晚才出現的。據美國學者里夫金和霍華德的追溯，是１７５０年時巴黎大學的吐爾古教授第一個提出了歷史進化論的觀念。這一觀點的社會基礎在于，現代科技在現實生活中的運用大大改變了人類生活，加快了生活變化的進程，并使得人的生活愈益向著理想的目標邁進。這一社會進化論后來又有了達爾文的生物物種進化論的呼應，于是更有了聲勢。進化思想出現后，不能不波及到文學史上的觀念。由這一觀念不僅看到文學史上有一個各類文學的成長過程，而且該過程在總體上是愈益成熟、愈益完善的。以這一觀點來看文學史，就有一個諸如小說先是在神話、民間故事、傳說中存在，爾后才形成一種獨立的文化；戲劇在早先萌芽于宗教儀式、巫術儀式和民間娛樂形式中，后來才成為一種文藝類型，等等。在筆者的教學中，曾以社會發展對文學的影響為題，講了同一題材在不同時代的不同表現，也是以此說明了文學的“進化關系”。這是關于狩獵的。在《吳越春秋》一書中記載了一首短詩《彈歌》，全詩四句八字：“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意為砍伐竹子，將它接續起來成一件武器，彈射出彈丸，打擊獵物。該詩描寫顯得粗糙、簡略。而在北宋蘇軾的《江城子  密州出獵》中就不同了，全文為：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比起《彈歌》來，它不只是字數增加了幾倍，描寫顯得細膩許多。更重要的，在于它除了有對事件本身的描寫外，還有著心理上的抒寫與展示，它是由具體的狩獵寫出了詩人內心的情愫。那么由這一前后的對比，可以說后來的文學有了進化。
 規范化——反撥模式。這一模式是認為，文學的發展過程是逐漸樹立規范，同時又不斷地反撥規范的過程。關于這一過程，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們對文學“陌生化”概念的表述中可以見其一端。就是說，一種表述在最初使用時可能是新鮮的，顯得有魅力的。但經多次沿用后，這一表述被規范化了，它就不再有新鮮感和魅力，而是使人覺得陳腐。第一次用花來形容美女的容顏是新穎獨創的，但現在仍這樣寫可能就難以喚起人的興趣，這就有必要尋找新的表述方式，從而是對原有方式構成了反撥。陌生化除了在修辭上體現外，還可體現在敘事視角等方面。俄國形式主義者什克洛夫斯基從列夫·托爾斯泰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例子。“托爾斯泰描寫事物時不提事物的本名，仿佛那是第一次見到的，從而創造了陌生感。他通過平民的眼睛描寫戰場（《戰爭與和平》），通過馬的眼睛描寫人類所有制（《霍爾斯多麥爾》），這些手法的效果是使‘一個描寫對象從其通常的感知領域轉移到一個新的感知領域，結果形成某種語義變化’。”應該說，托翁這種轉換視角的方式確實使其作品增色不少，除了陌生化這一方面以外，在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潮流也體現出規范化——反撥的趨力。如在十七世紀古典主義盛行于西歐，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則與之相悖的浪漫主義又頗為行時，再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又是現實主義的崛起，后起的潮流成為對早先規范的反撥。
 綜合模式則是在上述模式之外的一些敘史模式。它主要包括：１、比較文學模式，即從共時的角度來看待文學史現象，從中整合出一種敘史維度。諸如在傳統的中國文化中，神話的地位并不高，孔子的“子不語怪力亂神之事”似乎是給神話加了一道緊箍咒。神話地位的不高也伴隨著它的有欠于發達，這表現為難以理出一個嚴整、統一的神怪譜系。而在古希臘、古埃及等古代文明中，神話則是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提供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依據。那么在此對比中，中國神話也得作為較重要的部分來加以闡發，以形成對世界文化的對話效果。２、社會學模式，即把文學發展同社會狀況結合起來認識。文學的變遷是社會總體變遷的一個方面，于是文學發展史就以社會的一般發展來參照，這在法國的文化社會學派的史達爾夫人、泰納等人的文學史觀中表露得相當充分。馬克思的文藝觀也有這一傾向。這一模式同進化模式有相關性，但又認為藝術并不簡單地是進化式發展的，如馬克思指出，“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門類的關系中有這一情形，那么，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馬克思認為藝術發展同社會有因果上的聯系，但發展速度上可以并不同步，甚至也可能相反。３、碎片模式。按此模式觀點看，文學史發展是不連續的、多樣的，并沒有什么統一的可以用循環、進化、反撥等來概括的東西。俄國民間文藝學家普洛普分析，俄國民間故事有３１種敘事單元，每一則故事只需從中擷取若干單元就可組構。那么，在民間故事的發展中，不過就是３１個單元在不同關系上的組構而已。法國的解構主義者福柯則認為，歷史充滿了無序和斗爭，每一歷史事件與過程都只是在偶然的機遇中形成，“福柯提供了一個時代的碎片（fragments），他否定傳統歷史形式的可能性：不存在什么‘理性進步’、‘時代精神”、‘假設的整體’、‘主導的世界觀’，只存在不連續的話語領域，其中有些遵循同一個模式，有些則不是。”碎片模式可以在論述中借用一些其它模式的方法，但它并不遵奉任何模式的精神蘊含。
 以上的若干模式可以基本上概括文學史的思想線索的類型，它們之間互相對立著同時也可以相互補充。如循環模式對于文學傳統的強調同規范化——反撥模式有抵牾，但后者明確了文學中有規范化就體現了原型的可能性，而規范化——反撥作為文學史的一個規律，這本身也可以被納入到循環中來看待，等等。